陈纯

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家与春秋

从热衷表达以来,我很少提及“家”的概念。这一方面是我自命清高,不太想去谈论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对家的原始印象是偏负面的,几乎想不起来我和原生家庭有过一些其乐融融的景象,由于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困境,也很难设想哪天会去“成家”。如果说我有过类似的想象,那大概也跟家人没什么关系。譬如十几岁的时候,我常常幻想长大可以住在一间小阁楼里,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巴黎住的那种,孤独,有骨气;本科时《老友记》大火,或多或少也憧憬过和一群处得来的朋友住在一起的情景,对酒当歌,横槊赋诗。

这些想象也并非凭空产生。在我以往的生活里,它是能找到踪迹的。我对这六七年来住过的房子都没有太深的记忆,因为每两年就搬一次,且在同一个小区,户型大同小异。但从1993年来到深圳到2008年搬离红岭,期间住的每一套房子我都记得。

起初住的那套平房,在现在的松园路,家乐福那个位置。在它的前面有一栋大约五六层高的旧楼,里面住着大大小小上百户人家,有点像现在的一些公寓,但十分残破,所以不如说更像单位制时代的宿舍楼。那时商品房还不常见,大部分在关内的人居住条件也不怎么样。我们家的平房只有二十平大小,被硬生生隔成了三块,前面是客厅,中间左右各两张床,留一条过道,后面是厨房和厕所。那里本来只住我爸妈和我小妹,我来深圳以后,房子就显得很小了,一年多以后,我们搬到松园南街的一个三房两厅,月租三千五。

三房两厅有一个四五平的小房间,说好是给我的,但我还没享受多久,他们为了帮补家用,又把它租了出去。一个十几平的房间,也被我爸租给了他以前的员工“大只佬”。因此所谓的三房两厅,我们家只独占一个饭厅和一个主卧。我爸妈把饭厅用帘子隔了开来,放了两张床,一张给我,另一张后来给我爷爷。当我躲在铁架床上抽泣,对这个安排表示不满时,一家之主抡起他的皮带,结结实实地把我抽了一顿。因为种种的事情,我对这个房子的感情很复杂。我爸经常招惹狐朋狗友来家里打麻将,这让我吸了不少二手烟,但他和我妈周日基本都不在,我一个人在厨房鼓捣过不少东西,“中华小厨师”的梦就是在那时破灭的。我偶尔也会睡在主卧,主卧两个大床,中间一个白色床头柜,床单是浅蓝和浅红相间的花纹,一个几乎只有隔板的衣柜,一张抽屉加锁的书桌,这种审美水平我爸妈一直维持到现在。唯一一个触动我的布置,就是头上那盏橘黄色的吸顶灯。1995年的圣诞夜,那如郊区残阳一样的廉价暖光在我床头的漫画书页上产生了一种暧昧的反射,这种反射塑造了我对这个节日的强烈执念。

又过了一年多,大只佬搬走了,家里的大人觉得这个租金不划算,搬去了电器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小区),阿水家以前住的那一栋。阿水的爸爸早先和我爸合伙开餐厅,后又承包了电器公司的饭堂,经营得不错,就在小区另一边买了个小房子,大约四十平左右,阿水的房间只够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书桌。我倒是觉得他们旧的那栋房子比较好,正面有一片树,东面几乎是一个小植物园了,现在很难想象一个小区会划出这么一片地方,用来种一些参天大树。这房子有三个房间,前后都有一个阳台,视野开阔。这次再也没把房间租给外人了,不过我依然要和两个妹妹共享一间房,她们睡下铺,我睡上铺,我也是第一次有了一个书架。这两个物件,上下铺和书架,我们家一直用到2014年。

在这套房子住的三年多,是我的四年级到初一,正是学业飞速进步的年代。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这几年间的事,比如四年级每周五晚会去Monkey家打游戏,五年级开始去湖贝小学上奥数班,六年级喜欢隔壁班的班长,初一上了翠园。但这些事情在空间的展开上有一个黑洞,那就是我的家。我没有记录周日早上是怎样从电器公司走到帝豪酒店车站,坐5路车去东门中,也没有写过自己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在那青绿相间、高低有致的厕所匆匆洗漱,就是为了早点到班级。我似乎忘了,我在外面要求得到别人承认的底气,其实来源于我在那昏暗的房间里所用过的苦功。这种黑格尔式的欲望尽管在世态人情面前遭到了无情的嘲讽,但它一直和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家”结合在一起。

在电器公司篮球场上一套两居室挣扎了短暂的一年,我爸妈终于放下了体面,住进了白痴家(我一个小学同学,他爸也是我爸的朋友)住过的一室一厅,大小不过二十平。此前几年,我爸的生意跌宕起伏,他把自己经营了几年的餐厅改成了肉菜市场,尝到一点甜头,但租约很快到期,对方不愿意续租了。为了维持生意,他将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小植物园盘了下来,把大树全砍了,建成另一个肉菜市场。在我看来他这样的举动简直是“逆天而行”,那个小植物园对附近的孩子来说,不啻于一个秘密基地。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把这件事办成了,但很明显,这样的小聪明不足以弥补投资眼光的缺陷,新的“松园肉菜市场”生意惨淡,他所押上的家底很快也赔个精光。


新家最让人难堪的地方是厕所只有一平方大,要站在茅坑上洗澡。卧室比我现在的房间还要小四分之一,却放得下两张床,一个书架,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家五口人就挤在里面。在那个荷尔蒙躁动的年代,我没有太多心思去关心家里的经济状况,由于有一个慷慨的同桌,我借到数十本世界文学名著,如饥似渴地进入自己的文学启蒙。有一天二妹不知从哪里借到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我们轮流把书看完了,对小说的喜爱出奇地一致。

大概是考虑到我很快要中考(深圳高中录取率一直很低),他们两个不声不响地,就把家搬到了松园南街靠近红荔路的一个小区,真正的三房两厅,而且我单独一个房间。这个房子对我的意义怎么夸大也不为过,第一天住下,我就在红岭路和红荔路交界处发现“求知书店”。这家书店,新书卖八九折,旧书(不是二手书,而是出版时间较长的书)一般四五折或六折,有的低至两折。我现在书架上的《莎士比亚全集悲剧卷》(朱生豪译)和《泰戈尔全集》都是按四五折的价格买的。因为手头拮据,很多书就站在那看完了,没有遭到过驱赶。这里面包括一本纪念鲁迅诞辰120年的评论文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北村的《周渔的火车》还有今何在的《悟空传》。

新家比六年前住的那个三房两厅还要舒适,但房租也是三千多,我们一直在那住到我高二的暑假。那个上下铺放在了我的房间,上铺偶尔收留一些客人,下铺抵着靠窗的书桌,所以床头也是窗边。我对文学名著的喜爱此时到了疯魔的地步。晚饭过后,我先靠在床头看,再趴在床上看,又侧着脸仰卧看,常常就这样睡着,作业也没有写。《战争与和平》、《马丁·伊登》、《少年维特的烦恼》、《堂吉诃德》和开头提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都是这样看完的。初三暑假第一周,我从红岭路的新华书店(在现在永安堂大药房的位置)买了三本书,其中两本是川端康成的小说,到家楼下顺便瞅了一眼邮箱,居然发现有一封给自己的信。我在书桌前看完那封信,心情意外地平静,但深夜读《伊豆的舞女》,终于如男主人公一般“泪水嘀嘀嗒嗒地流出来”。我意识到自己的初恋不可挽回地结束了。

由于自己对应试教育逐渐失望,这时期我和父母之间频频爆发冲突,等到大学才略微缓解。然而这大概也是我爸事业的第二春,从家里添置的物件就可以看得出:他用上了红极一时的诺基亚8310,客厅也摆上了最新款的DVD机,后来还给我弄了一部液晶屏的电脑,虽然没有联网。我用DVD机播宇多田光、谢霆锋和周杰伦的专辑,那时遍地都是七元到十五元一张的翻版CD,十元以上的,包装得和正版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我的妹妹也开始懂得享受,她会去“八十八”买珍珠奶茶,问同学借《YES》杂志,晚上开着空调听香港的流行电台,最喜欢一个叫“啤梨”的主持人。

阿水适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教会我上网和用QQ,又消失了。在这以前,文学已经帮我建构了一个现实以外的世界,网络又建了第二个。这两个世界有时会交叠,西祠胡同、榕树下这样的网站我没少上,还在深圳一个本土BBS的文学版发过自己写的诗词,高二有几周,一直在百度上搜“后现代文学”,随便点开一条链接就进去了。当然,我花一小时五块的上网费并不是为了给中国的网络文学事业添砖加瓦,那时我喜欢一个已经异校的初中同学,每周六去上两三个小时,只是为了和她聊几句。

从我家到红宝路的雷鸟网吧,在几篇文章里被我浓墨重彩地写了一遍又一遍,但差不多都是从求知书店开始写起。我的房间的视野并不是很好,因为住二楼,小区两栋楼之间隔得也不是太开,窗外只看得到一些低矮的绿植,以及另一栋楼的阳台。松园南街和红荔路的这一段,有一家东北饺子馆,那儿卖的白菜肉馅包,我没有在别处吃过这么好吃的。街尾有一家报亭,仿佛卖过一些思想性的读物。我在一首诗里歌颂过那里的路灯,现在家里露台用的灯罩,就是那一个形状。

那两年家里没什么风波,我几乎是尽情地沉浸在自己的多愁善感之中。上次收拾旧书时看到一本《现代散文精品》,大多是民国的散文,记得就是这时期买的。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沈从文、陆蠡写的最为喜欢,还有我最难以割舍的鲁迅。和我朋友里那些沉迷民国史的不一样,我对民国的所有情结都在它的文学里。“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句话让我笃定地认为,我的露台里至少要有两株树,即使我不爱吃枣。


我对“弗兰德公路”(从求知书店到红宝路的那段)神话的编撰,要从搬到下一个房子才开始。那个小区就在求知书店红荔路的正对面,几乎没有任何物业和保安,从外表看就是贫民窟。说起来讽刺,尽管房租才两千,但房间一点也不比上一个小,在我妹的那个房间还有一个正对着“大家乐”(一个露天秀场)的阳台。可以说,除了房体本身比较老,且因为是顶楼,日晒严重,室内温度较高,其他没什么毛病。

我的房间有两张书桌,其中一张被放在角落,刚好抵着上下铺的床尾。高三那年我把电脑放了过去,晚上就坐在床尾,在电脑上看电子书和文艺片,有时也看《向左走,向右走》这样的爱情片。那时我喜欢的那个初中同学已经去了澳洲,我们还有邮件往来,我依然希望她在那边过得好。我心里还是有喜欢的人,但也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几乎每周都会写诗,虽然只是对浪漫主义诗歌的拙劣模仿,但它们让我感到自己并非在蹉跎时光。

高三我和一位同学的关系变得更亲近,因为他家就住在翠竹,他妈妈主动提出让我每天傍晚去他家吃饭,从下午放学到晚自习这段时间有将近一个半小时,吃个饭来回完全来得及。这一年我的身体多灾多难,上半个学期脚上出现很多伤口,下半个学期脸上皮肤严重过敏,除了我的家人,他的父母对我也有多番照顾。事后想起,他们家的格局也影响到我今年对自己房子装修的设计,比如他们家的书房,放着两个书架和一台电脑;他的房间,有一床质感很好的冷气被,床正对着书桌,过道并不大,书桌上方有一些吊柜,整个房间有一种被包裹的感觉。我喜欢去他家,跟他父母的殷勤好客有关,跟他家所营造的氛围有关,但跟他本人似乎关系不大,这让我始终对他有一种歉疚感。

我两个妹妹都在学校住宿以后,偶尔我会睡在她们的房间(用自己的床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她们的床相当时髦,像日式榻榻米风,床垫下只有一层结实的木板。我在大一的一篇小说里写到超跑划过马路的声音,那在这样的床上听得更加惊心动魄。我贪恋她们的阳台,像《小王子》里的主人公一样,我也爱看落日。有时晚霞还没散去,大家乐的麦克风就响亮起来,舞台上艳俗的霓虹灯和它们风骚闪动的节奏,都在宣示着观众的主体性:这就是一个为中下层劳动者提供娱乐感的秀场。现在大家乐不在了,深圳在各个方面逐渐“士绅化”,当时鄙夷这些节目的我却感到更加落寞。

我们在这里住到2008年的春天,然后就搬到了布心山庄,直到2014年迁至现在这个小区。我去广州读研以后,寒暑假也少有回家,2012年回深圳写博士论文,家里发愁我找不到什么好工作,言语中时常带刺,矛盾又趋激烈。因此,我们一家在这房子住的时间最久,但我对它最缺乏感情。只是我在《圆圆》里面写过,2013年春节,我把一个喝醉酒的女孩带回家过了一天一夜,期间她躺在我的大腿上望着那昏黄的灯光,说她喜欢这个房间,这恍惚间又让我想起1995年的那个圣诞。

现在从我的吧台望出去,那六年间生活过的痕迹不复存在,只有徐徐升起的钢筋和脚手架。从大学毕业以后,我对自己居住的环境就越来越不敏感,这并不是说我不在意居住品质,而是说,由于有别的更在意的事情,我和自己的居所产生的联结越来越少。典型的例子是2018年六年到今年六月住的那套,因为2018年搬家的时候我去了北京,我妈和我妹就随随便便把我的书塞进几个书架,但回来后我也懒得整理,有的刚买的书就晾了两年没看,总觉得迟早是要走的。

大概是因为每次搬家都要大动干戈,我妈今年终于说动我,在这个小区买了房子。从看房到付定金,到办理贷款,到过户,到拿房产证,到交房,不过一个月。做这些事的事情我都是不情不愿的,因为自己从来没想过要跟某种物质上的东西绑定在一起。房子的装修,一开始我也是极其佛系,说如果施工队能包设计,简单一点也没有关系。在新家转了几次,以往的一些记忆忽然带来了灵感,除了上面所说的,还有一些来自自己旅行时住过的酒店和民宿。整个房子应有的模样,在我脑海渐渐清晰,于是就有了现在的面貌。

在装修的过程中,我和家人时常因为一些细节问题发生争吵,但这些并没有像八年前因为我的前途争吵一样造成持久的不愉快。我妈每天两边跑,下个雨都要跑到新家去关窗,我爸不去打麻将,在家呆的时间更久了。等到上个月,露台的绿植有了一定规模,他突然忍不住对我说:“我带过好几个业主来看,他们都说,这个房子是这个小区装修得最有格调的。”根据我对我爸的了解,这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他似乎想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对我的认可。他年轻时也算是阔过,听了我奶奶的话,在老家建了个两层楼六间房的宅子,尽管毫无设计感,但依然花了将近十万。从马后炮的角度,这当然是一笔亏本的投资,因为这笔钱在90年代初的深圳也能买到一套面积小不了多少的房子。但细想一下,他当年的心态,跟我今年买房的心态似乎并无不同:无非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家人一个心理安慰,以及一个可以长久栖息之地。毕竟,他们来深圳已经三十多年了,需要一点东西证明自己的人生并非全然失败。

那阵子我把整个装修过程发在朋友圈,有的朋友以为我要淡出公共讨论了,语气颇为惋惜。在某些人看来,“家”和“公共领域”似乎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似乎一个人花在家里的时间多了,他介入公共事务的资格就变少了。且不说女权主义时常说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就算从以往的政治实践来看,“家”和“公共性”也并不互相排斥。难道我们忘了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公共行动是始于为自己的亲人讨回公道吗?

我在露台放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四周都种上了花草,还买了一个投影仪和一个地拉式幕布。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邀请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来这里观看一些有争议的纪录片,或者有没有机会找几个朋友一起,做一些严肃性质的讨论,但我打算就从这些细节开始,打破家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界限,重新建构一种整全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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