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

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罗湖,我的无历史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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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过的关于深圳的文章里,只要和罗湖有关,那都是温情脉脉的,但只要讲到深圳整体,或者深圳的价值观,我马上变得言辞犀利。


1993年以后、2004年以前,我的生活足迹很少踏出过罗湖,华强北已经是极限。如果考虑到这十年我都是住在罗湖和福田的交界附近,那这种“闭塞”就更让人咋舌。从小我每次和阿水去文化宫和老街,中学每天坐车去东门北路的翠园中学,都感觉自己离这个城市的中心又近了一点,大学毕业那年,干脆劝家人搬到了布心,完全深入罗湖的腹地了。就是我这种和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感知,让我对深圳的“一路向西”和产业升级不以为然。


跟很多人对深二代的印象不同,我家里并没有多套房子,事实上,在去年之前,我们家一直都是租房。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失意之人,但也许是周围的家庭也没好到哪里,我在青少年时代从未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穷人”或“底层”。我大学的室友何大叔在十几年前就说,你信不信,以后罗湖将会变成深圳的贫民窟。我回忆了一下,说,按照你的标准,罗湖什么时候不是贫民窟?


我那句话并不是讽刺。我在松园路住了十数载,刚来那几年,主路两旁都是瓦砾和旧厂房,在这些缝隙中将就搭建的房子,居住条件连现在关外的城中村都比不上。初中我到一位同学在布心村(最近在旧改,由京基集团主导)的家做客,搭24路从康泰娱乐城站出发,感觉像坐了个长途,一下车就是泥泞的道路,方圆一两公里内比较像样的商店只有一家音像铺。高一我和另一位同学骑单车去他在田心村的家,过了笋岗东路,都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稍不小心就人仰马翻,他家就住在墙壁都发了霉的厂区宿舍里。按何大叔的标准,我和两位同学住的肯定是贫民窟,但彼时我对这些一点概念也没有,如果我有的话,那断然不敢去喜欢一个家住香蜜湖富人区的女孩子。


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我确实感知到贫富阶级的存在。那是我转瞬即逝的一段恋爱,或许称不上恋爱。那时深圳还有小巴,票价两块五还是三块,相比用IC卡(后来变成了深圳通)一次只需要八毛的无空调公车,她回家更喜欢坐小巴。陪她坐了一个月,我已然囊中羞涩。有一次我打算请她吃肯德基,用学校发的优惠券大约可以便宜一半,我的同桌在前一天提醒我说,你记得把你的零钱换成几张十块,不然你把一堆散钱拿出来,真的让人想钻地洞。我爱上写作,一开始确实和她有关。她写过父女情,说自己父亲常年在美国工作,每次回来都给她带一点礼物,他们就靠父亲的送的礼物维系着父女情。她写过旖旎的云南风光,还有特立独行的纳西族人,我虽然对金钱没有太多概念,但知道以当时自己的条件,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


和她分开以后我想自己开辟一条写作进路,需要另外的老师。像卡夫卡就很好,但除了充满挫折感的心态,我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和他相比;像午夜出版社的作者也很好,只是我缺乏对“物”的兴趣和耐心,可能连《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都看不下去;像米兰·昆德拉那样的也不错,只不过我的哲学造诣要再积累一下。这样盘算下来,我感觉最适合我的可能是意识流:眼前的声色、耳边的鸣响、心中的情愫和脑中的念想仿佛都成了颜料,糅合在一起再涂抹在纸上,每一笔都有独特的色彩。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对罗湖倾注了如此多的偏爱,在我生命中情感最为浓烈的时期,罗湖自然而然成为了我写作的关键素材。松园路当然不在话下,我后来甚至依照着自己诗里写到的松园南街的路灯,来购买露台的灯盏款式。我还写到荔枝公园(尽管按照行政划分,它应该属于福田)的水潭,手法上应该借鉴了庞德。在楚琳出版了她那本摄影文集后(取了一个泯然众人的笔名,我甚至怀疑她是故意的),我去她以前在蔡屋围附近的家转了一圈。这个小区已经被纳入旧改,她妈妈估计早已搬走,在《小曼》里面,我带着一点感伤的笔触,写了和她在小区门口车站等车的情景。


这附近依然挺立的建筑是罗湖书城,那时叫深圳书城,书都是原价,但胜在够多。她带我来过一次,在负一层的弘文琴行,给我弹了半首肖邦,这个我曾写进2013年秋天的一篇散文。高一有一个周五,研究性学习的课外活动,我带了组员来这里找资料,最后变成了各自翻书。我靠在三层东边的一个玻璃窗,从那里望出去,对面大楼的上半部分已经吞没在斜阳里。六点半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了,我在车站等他们,一回头,被草丛中墨绿色的射灯打得措手不及,恍惚间看到他们站在台阶上面的大门口。这些我写在了大一的一篇小说里。


今天我在书城闲逛,意外地发现可以办借书证,一分钱不花就能借五本,包括所有新出的书,借期长达一个月。我想起为了那个研究性学习,我们又在怡景附近的罗湖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借一本押金五十,两本一百,以此类推。我手头拮据只能押五十,就是靠着这张卡,和那辆摇摇晃晃的13路,我半读半借地读完了罗湖图书馆大部分我认为有价值的人文社科书。我的高中的前半段,就是被罗湖图书馆和红岭路到红宝路的那条“弗兰德公路”所占据。


我在数篇小说和散文中写过那一段路,以至于它挤占了我太多的记忆,这也并非什么好事。不了解我的读者看了我前面写的,可能会以为我是个文学作者,实质上我现在只是个学者,最多算评论作者,尽管我心里没有放弃创作小说的宏愿,但迟迟没有再度进入小说写作的状态。而我从痴迷文学,到专注于学术,到现在脱离正常的学术轨道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究竟又是怎么发生的,这些我甚少谈及。也就是说,我翻来覆去讲述的往事,只不过是在那条路上来来回回的琐碎记忆,我潜意识做的事情,与西绪福斯没有两样。


后来的事并非缺少戏剧性,但正因为那是真实的互动,反而让我感到厌恶。我没有在高中以后的作品里写过那时的女朋友,我不写每天放学和她一起坐在23路尾座的情景,但却会写在她下车后,我一个人靠在窗边沉思,在天旋地转的高架桥上,像被夕光处以极刑。当我想到和她一起去过的仙湖和小梅沙,浮现在我脑海里的首先是那些自然的风光,其次是同行的几位高二班上的同学们。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我不够喜欢她,但谁又猜得到,我高三为她写了两本笔记本,比初中为楚琳写得都多。这种后来叙述时的厚此薄彼,只能从我的价值排序上得到解释:不管楚琳现在的文字怎么样,她是曾经带给我“超越性”的一个人,而高中的那位,几乎是一开始就奔着结婚的目的和我交往的,那时我们才17岁。这样的一段感情,尘世的气息未免过于浓郁。


在官方主导的叙述里,罗湖是“深圳速度”的发源地,是对外开放最早的窗口之一,不管是改革开放的早期还是深圳“西进”以后,罗湖一直是深圳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而在我看来,罗湖就是一个巨大的无人区。


这种“无人区”的想象,最好不过地体现在《圆圆》这篇小说里。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怎么走出过罗湖:我家在布心,她家在翠竹,我们在喜荟城见的第一次面,第二次是在爱国路的花市,我去百仕达(她叔叔家)的小区门口接她。在里面,福田是作为一个极为凶险之地出现的,不管是她凌晨给我打电话的上步,还是我们被做局灌酒的cocopark酒吧。最后回到我在布心的家,一切又归于安详,矛盾被揭示出来,但也逐步在消解。


这故事里没有什么有血有肉的人物,有些人是为了推动故事发展出现的,有些人干脆就是背景板。最离谱的是,在出版之前,为了安抚几个认识多年的朋友,我硬生生在一段可有可无的话里把他们的名字都加了进去。从读者的反响来看,最讨人喜爱的角色是圆圆,甚至不少人问我,是否一直对她念念不忘。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自始至终我更留念的,是她所出现的那些背景:如果没有这个故事,我就没办法把我2007年后所生活的罗湖刻画出来。严格来说,这是一篇地理志,不是一篇小说。


在我看来,罗湖不仅是一个无人区,而且也是一个“无历史之地”。马立安在《向深圳学习》的第五章,《深圳乡村的发展:城市包围农村》,写到罗湖的交通系统是如何重新规划的:“首先,横贯县城中心的铁轨被移除,沿铁路延长线和北部路段建立了工业园区。其次,该区的主要道路解放路向西扩建至县城中心区以外,向东扩建至黄贝岭附近,横贯老城的那段解放路继续使用。基建工程兵在老城南部周围铺设了一条通往东门的新路,连接西延的解放路和该区最大的市场。这条新路被称为深南大道,此后深圳的城市化发展基本上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的。随后的道路扩建沿着轨道路线向北修至布吉镇,向西经过深南大道直达广州市。”[1]


我对这样的“历史”完全没有概念,我看《向深圳学习》里写到“一线关”和“二线关”,也感到十分陌生,虽然我对布吉关确实有一点朦胧的印象:以前从潮州回深圳,有一段总得停下来,要检查证件。在2007年以前,我不仅对深圳对罗湖的历史没有概念,我对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时代也没有任何概念。如果要对照,那1993年我来深圳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二年,市场经济在中国进入新的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我也差不多小学毕业了。2001年我上高中,中国正式加入世贸。2008年我本科毕业,深圳的房价破万,开始第一轮飙升。按理来说,深圳的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但印象中从我上初中开始,父亲的餐饮生意就越来越差,直到松园肉菜市场最后也关门倒闭。


正因为家庭环境与时代发展的错位,我将外界的一切变化都视为“无常”,看不到其中的规律。我看茨威格写《昨日的世界》,说到他年轻的时候,时代的风气受到进步主义的影响,觉得一切都是越来越好的;与此同时,他的家族历经祖父和父亲两代人的奋斗,“在他(父亲)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2] 在茨威格的前半生,时代的趋势和家族的际遇都是向上走的,所以即使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上台,他内心深处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乐观主义,虽然他已经认识到这种乐观主义是一种“幻觉”。[3]


从大四那一年,我才真正地关注政治,并决心以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为志业。这一方面与新型社交媒体(校内网)的兴起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当时的阅读(罗蒂和施特劳斯)有关。所以对于我来说,历史从这一年才正式开始。巧合的是,社交媒体的“公知时代”也差不多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老罗创建的牛博网声名鹊起,里面的作者,很快又在刚出现的“微博”中大显神通。在人人网(由校内网改名而来)上,年轻人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辩论,就连在做政治哲学的小圈子里,也真诚地相信“论证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前途”。没有几年,在公权力的全面围剿下,这一切终归烟消云散。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个漫长时代的谢幕,有的追溯到世纪之初,有的人甚至追溯到改开之始,但在我看来,这些也就只有四五年而已。


进入历史以后,我也很难再以无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过去,比如我看到网上有人(包括我自己)怀念90年代和新世纪初,我总能想到当时冷战刚结束,全世界弥漫着一种“历史的终结”的气息。这说明对“无历史”有怀恋的人(这是一个看似矛盾的表述),可能不止我一个。对我来说更幸运的是,罗湖也恰好是这么一个历史错位的地方,它越是被深圳“抛弃”,越是被边缘化,它就越能为我保存“无历史的想象”,即便它有一天旧改完成,跟上深圳发展的步伐,那些无历史的片段也将存活在我以往的文字里。


有一个无历史之地做依托,我才能有底气地踏进历史之中。



[1] 《向深圳学习》,p. 97


[2] 《昨日的世界》,p. 8


[3] 同上,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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