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

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圣诞与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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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一个群里听说深圳大学今年不让学生过圣诞,不知道是真是假。尽管大学那会儿就偶尔在网上看到“抵制圣诞节”的新闻,但也就一笑了之,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过洋节”在这片土地上会变成一种政治不正确,甚至成为了举报项目之一。

对于这个城市来说,这应该是件相当荒谬的事,因为在来深圳之前,我根本就没听说过圣诞,我那个博闻强识的表哥也没有跟我说过。深圳花了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将对圣诞的信仰灌输给我,现在又将它狠狠抛弃,那像我这样的人,大约可以称作“圣诞难民”吧。

    

我来深圳前看过的动漫都是不提圣诞的,比如《圣斗士星矢》,背景是希腊神话。《哆啦A梦》讲到圣诞的单集不少,但我来深圳前都没有看过。我三年级的时侯有一本售价六元左右(那时在漫画书算贵的了)的《哆啦A梦》单行本,里面有一回,讲到大雄的一个同学碍于面子要在圣诞当晚接待班里的朋友,但他一家近十口人挤在一个小破房子里,有时一个人回来,另一个人就得出门。她妈妈为了不让他失望,打算在天寒地冻带着一家大小出门给他腾地方,最后这问题通过一种神奇的重力油漆解决了:家里六面都变成了可以活动的场所,同学可以来,家里人也可以继续呆着。

这个故事塑造了我对圣诞的想象,从此我就觉得,这个节日应该一群人一块过,而且最好在一个不要太大的空间里。在漫画的结尾,大雄、哆啦A梦和那位同学一起合唱着《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其他朋友在墙壁上追逐嬉戏,而那位同学的家人依然在做着手工,整个屋子散发着一种暖烘烘的气息。1995年的圣诞夜我又重温了这个故事,在松园南街那个面朝招待所的房间里,盖着浅蓝和浅红相间的被子,抬头望着那个如郊区残阳一般的吸顶灯,心里也是暖烘烘的。

那时红岭小学附近有几家文具店,一到圣诞就会卖各种圣诞卡,无非是印个圣诞老人或圣诞树,一张五毛钱或一块钱。那一年,我收到了一个女同学的圣诞卡,上面写着很普通的圣诞祝福,我拿着卡片问她,你为什么要送我呢?她说,我刚好买多了,就想干脆送给你吧。我对她的话没有深究,但也因此,每年圣诞我也会顺手买几张圣诞卡,送给一些今年跟我比较玩得来的朋友,比如我的同桌阿蔡。

直到小学毕业,我都没有机会和跟一群人一起过圣诞。这一方面当然跟小学生家长管得严有关系,毕竟真的要过圣诞,七八点前回家就太扫兴了。另一方面,我人缘也确实不好,我知道有的同学家里搞圣诞活动,参加的朋友当晚可以在他家过夜,这样的事当然轮不到我。上初中以后,彻夜不归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就可以,但别说找到跟我一起过圣诞的人了,我现在连圣诞卡都收不到。

初二的时侯,班主任用班费买了一整套“书虫”系列,就是各种文学名著的英语简缩本。我和一个叫小曼的女同学,是班上看得最勤快的,所以时不时要互相打个招呼,“你那本看完了记得给我”。到我们看得差不多了,她问我里面最喜欢哪几本,我说是《野性的呼唤》和《爱伦坡小说集》,她说她是《傲慢与偏见》和《小妇人》。只有一本让我们产生了交集,那就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那个失恋后的暑假,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和小曼同学一起在红岭路这一带散步,马路对面的霓虹灯亮得十分收敛,我突然问了她一句,你今年圣诞会和家人一起过吗?她说,应该会吧。醒来以后,我也不清楚这个梦在昭示着什么。在接下来的三年,我在红岭路来来去去走了几百次,有时在去网吧找她聊天的路上,看到对面7-11招牌那莹白的亮光,突然会呆呆地站上好一阵,我始终没有机会当面向小曼同学问那么一个问题。

前面说到圣诞是一种信仰,对我们那一代在深圳长大的孩子来说,另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是元旦倒数。给我传递后一种信仰的是我的童年玩伴阿水。90年代古惑仔文化盛行,阿水更多是将我当作他的小弟,总是一副要“罩着我”的架势。这或多或少是我们后面分道扬镳的原因,但在那会儿,我确实感激他在一些重要的日子没有忘记带上我。2000年跨年,我们吃完晚饭从电器公司出发,第一个目的地是笋岗桥,然后走人民公园路到东门,一路捎上了他的一个个同学,在靠近文化宫的一间冰室坐了两个小时,终于在十一点半到达深圳大剧院。我初中的那本日记,还贴着一张他和几个同学困得东倒西歪,在花坛边互相倚靠的照片。

小曼同学,高中去了另一个学校。我依然惦记着她,每个周末都要去网吧,只为了跟她说上几句。2002年元旦前一周,我问她会不会去中信广场跨年,那里是继大剧院后最火的跨年地点。她说应该会去,跟自己高中的同学。为了见到她的时侯显得有架势,我决定破例询问一下班上的同学,要不要一起去跨年。在稍微有交情的人里问了一圈,发现高中同学全部打算跟初中同学跨年,但初中同学全部打算跟高中同学跨年。那天晚上,我最后还是一个人去了。我怕小曼见到我的时侯尴尬,于是打算先把她找到,然后远远地看着她就好,不让她看到自己。我对数万人的规模没有概念,只凭着一句“应该会去”就在人群里搜索她的身影。当时她确实已经有了手机,但我只用过我爸的手机给她发过一次信息,很明显我爸不会认为这样的日子可以构成把手机借我带出一晚的理由。在倒数前后,我大概找了一两个小时,十二点半时,大量人流开始往大剧院方向涌去,我也被推着往那一边走。到了邓小平画像附近(那时两边的马路还没像现在这样用栏杆围起来),我看到三四拨翠园的同学,初中的,高中的,同班的,不同班的。其中有几个人也看到了我,他们不约而同地,表情初始是惊讶,然后是一种带着同情、又压抑着得意的尴尬,最后干脆把脸别过去了。没有一个敢在这样的日子和形单影只的人打声招呼。

我青少年时代的物质贫困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创伤,我从来不把“发达”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动过不择手段地捞钱的念头,也不曾想对嘲笑我贫穷的人证明他们看走了眼。在我因为不安全感而本能地赚钱存钱的同时,钱在我的价值排序里从来不是太高,只是工具性的。然而人际关系上的被孤立,在我的精神上留下难以须臾去除的毒害作用,至今仍然伴随着我。

这种毒害作用在高二分班以后本来有可能得到治愈。新班级是文科重点班,我的语文、英语和政治成绩都还比较好,所以成为老师和同学时常赞扬的对象。班上愿意跟我结交朋友的也不少,比如老张和老吴,一个把自己的家变成了我的度假胜地,另一个最爱拉着我一起指点江山。2004年跨年,他们两个知道我的心结,非要再跟我去一次中信广场。将近零点的时侯,老张拿出他的手机,让我给小曼打一个电话,前阵子她和我说她放圣诞假回国。我拨通她给我的号码,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线,周遭人声鼎沸,我完全听不清她说了什么,只是匆匆忙忙地说了句“新年快乐”。

从任何一个意义来说,这都是一个理想的班级,连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因为意气之争不惜拳脚相见的事情也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班上定时组织活动,从来没有把我落下,就像安排好一样,他们把在我成长过程中留下印记的地方,荔枝公园、罗湖图书馆、仙湖、大梅沙,都去了个遍。我高三身体的毛病没有消停过,但从来没有在班上任何一个同学嘴里听到一句挖苦。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写出稍微像样一点的文字,这和班上良好的文艺氛围分不开。

这像是对我凄凉的前半生的一种补偿,然而实际上是补偿不了的。我只是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孤独,而且不懂得如何维持一些可以互相信任的长久关系。到了大学,我没有太多负担地,就和以往的同学疏远了,因为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供我施展。我不太费力气就在一些团体里站稳了脚跟,并且将这样的经营作为值得炫耀的成就。尽管我在大学读了数量可观的哲学书,其中大部分不遗余力地批判着时代的病症,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人际关系这件事上,我已经产生了对“符号”的迷恋,这和那些病症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我再也不会一个人过圣诞和元旦,不仅如此,我还会在一些地方做下记录。从留下的文档来看,大学第一年的圣诞是和当时的女友过的,第二年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女孩邀请我共进晚餐,以及去他们的教会,后半部分我拒绝了,第四年我遇到一个长得像小曼的师妹,我们在《蓝莓之夜》的氛围中度过了平安夜。至于元旦,2006年跨年我和学生会的朋友在海上世界倒数,2008年依然是这群朋友,我们在百姓渔村为一些现在完全想不起来的事情觥筹交错。

我和他们一起过这些节日,说明我还是喜欢他们的,但更关键的是,我对一个人度过这两个节日产生了恐惧。高中以后,我再也很少感受到那种孤独浸透全身的寒意,取而代之的是被熙来攘往的人际关系裹挟的燥热。拍毕业照那几天,我在手机震动中四处赶场,不知不觉实现了若干年前在13路公车门口偷偷萌生的一个念头,想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英语系毕业聚餐那晚,大家简简单单吃个七成饱,纷纷表示要回宿舍休息,有的人明天还要早起。我拦住其中几个说,这是说什么话?为什么不找家饭馆继续喝,喝断片找人抬回去,这才是大学毕业啊。他们睁着奇怪的眼神望着我,这些眼神和2002年1月1日凌晨我在深南大道和红岭路交界时看到的那些,成为我人生挥之不去的梦魇。这四年来我勤勤勉勉地过好了大部分圣诞和元旦,却在最后的关头毁于一旦,这大概又是上帝跟我开的一个玩笑。

读研究生以后,圣诞和元旦的心结依然在,但已经转化成为内心的一种仪式,这或多或少跟立志以哲学为业有关系。我曾对朋友说,文学拯救了我,它为我创造了一个世界,远离了现实的贫困与琐碎,但与此同时,它也放大了我的孤独,因为孤独在文学中是不可耻的,甚至要被歌颂的。哲学带给我的是另一种效应(我的本科阶段,哲学只是文学的附庸,从我对尼采、加缪、罗蒂的偏好就可以看出来),大部分哲学家将孤独视为理所当然,但也不会太把这个当一回事,这大抵就是我此后的人生态度。

2008年平安夜,我一个人去了广州的正佳广场,看到一个个戴着圣诞头饰的姑娘,还有一些戴着圣诞帽的男生。零点过后,我循着记忆走回去,一路上看到昏暗的灯光下那些低矮的骑楼,在下面行走的人像被保护着一样,局促又安心。到了海印大桥,一切都豁然开朗,我在路灯下读了几页《庄子》,十年来那些心中的委屈似乎被桥上的大风涤荡得一干二净。2011年12月24日,我模仿《东京少女》的桥段,和一个女生进行了远距离的平安夜约会。我从我最喜欢的龙津路出发,径直走到恩宁路,这两条路的骑楼相对集中,但又不在闹市里。我一边拍下节日的光怪陆离,一边把一路的所思所感写成好看的散文诗发给她。现在回想,这真的是再寒碜也没有的一个“约会”,那时却只觉得浪漫。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一个阶段的自己最接近“本真的自我”,那对我来说,大概就是这个阶段,对这个世界不仇恨,不谄媚,不报复,只真实地表达自己。

然而另一方面,我研究的又是政治哲学。政治乃“众人之事”,政治哲学,自然是一种“群学”。自亚里士多德,到卢梭,到阿伦特,到当代的共和主义者,都强调要在政治之中实现与他人的联结。我对这一理路的态度,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初始,我更偏爱以“原子化个人”为出发点的古典自由主义,那种强调个人对他人及对共同体的义务的理论,在我看来总容易落入中式“集体主义”的窠臼。转折点在2011年春季那个学期,邓老师开了《正义论》研读,罗尔斯讲到当代社会乃“生入死出”的场域,每一个人都受到其影响,无法彻底逃离,换句话说,当代社会的性质已经注定了每个人都和他人以某种方式联结在一起。用斯坎伦的话来说,“我们彼此亏欠”。

我对新的观念的认同不仅表现在更为关注共和主义的理论,我也关注着现实的联结的可能性,正如阿伦特所说,“权力只有在人们为了行动聚在一起时才会形成”。我在2015年的《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第一次引用了这句,这也标志着我对现实政治作出了某种担当。生不逢时的是,在我观念开始转变的时侯,中国上一波致力于建立广泛公民联结的运动已经进入尾声,在我作出担当的时侯,那一群人有不少已经与世隔绝。尽管如此,我前两年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联结者”,将学院派与行动派联结起来,将自由派与泛左翼、女权、基督徒联结起来。这对于一个从小被社交孤立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件艰难的任务,然而这几年,我见证了改良派和变革派的撕裂,自由派与女权主义者的撕裂(起于刘瑜对#MeToo的评论),女权主义者与泛左翼的撕裂(起于王小嗨被尖椒部落解聘一事),女权主义者内部的撕裂(起于北美女权群事件),挺川派和反川派的撕裂,无力感油然而生。

我在少数派里认识一些人,跟我一样,本身并不是十分宜人的个性。他们关注公共事务,既是出于天然或习得的正义感,也是出于个人救赎的需要。这里面有因为某些去世的同伴而坚守反对立场的,有因为自己优越的出身而感到对弱势者有亏欠的,有因为体会到某种身份带来的系统性压迫而奋起发声的。与他们相比,我觉得我的动机要渺小得多。我的前半生被孤独与糟糕的人际关系所困住,只有在这几年,我才能隐隐约约感受到一个模糊的共同体在逐渐变得清晰。当我写一些文章的时侯,我甚至能看到文字后面某个阅读者的头发和指甲,听到ta从嘴里缓缓吐出气息。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同志”。

这一年,这个共同体又变得模糊起来,因为联结的渠道正在减少,联结的风险正在加大。我陷入比大学更不堪的状态,频繁地奔波于一些让人感到消耗的人际关系中,无意义感如青苔一般爬满了我心灵的每个角落。24号晚,当我吃了一顿没有生气的圣诞餐,在商场里看到圣诞的气氛如此清冷,想到这里写到的这些事,不禁悲从中来。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某个原点。圣诞和元旦,在这里何尝不是一个隐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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