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

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国是与风月

这么些年来,我认识的学术伉俪不在少数,比如秦晖老师和金雁老师,周濂老师和刘瑜老师,西闪老师和西门媚老师,刘乐恒兄和陈晓旭师姐。要说我不羡慕那是不可能的:两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在一起,不仅可以时常切磋学术问题(只要不是都研究黑格尔的就行),而且生活习惯和脑回路都接近,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除了一个读经济学的博士,我没有跟搞学术的女生谈过恋爱。在我的兴趣从学院派的政治哲学转向以行动为导向的政治哲学之后,我和一些热衷公共事务的女生谈过,但大部分时候,我找的女生对学术和政治都不感兴趣。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进入亲密关系会面临许多困难,这里面的其中一些困难与我的本性有关,毕竟我本来就不算什么“好男人”或“暖男”。另一些困难,跟整个大环境的关系要更密切一点,我把这些写出来,也是想让更多人了解一个群体生存状态的某个重要侧面。

 

第一个困难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环境和七八年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恋爱在某种程度上也“政治化”了。我记得2012年我回深圳的家里写博士论文,认识了一群名校毕业的“深漂”,他们大部分在科技公司,其他的是做金融和外贸的。那时说自己支持自由民主,他们最多觉得你标新立异,不至于觉得你“恨国”,更不会去举报你。大家就政治问题吵得面红耳赤,回头还是跟没事发生一样。一个女生觉得你“思想偏激”,但依然愿意和你谈恋爱。现在公开谈论自己的政治倾向是一件危险的事,你永远不知道对方的底线是什么,不欢而散还是小事,怕就怕对方还偷偷地记录下来,以后调转枪头对付你。

 

 

在这里,“保护自己”和“坦诚”是有冲突的。如果说“坦诚”是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那要进入亲密关系,你就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当然,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并不是每个“少数派”都有这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真心去开展一段长期关系:一方面,我怕她介意自己的经历,所以倾诉的时候总会有所保留;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安全,或还能安全多久,这样的处境,又如何去开展一段长期的关系?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关于“政治正确”的探讨,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不愿意跟黑人谈恋爱,算不算种族歧视?我当时想,跟谁谈恋爱不是个人的自由,这怎么就种族歧视了?现在回想起来,真为那时的觉悟感到羞愧:跟谁谈恋爱确实是个人自由,但当一种特质被系统性地针对、而个人受到这种系统性的影响时,那就是歧视。政治的“少数派”在中国被歧视,正如在少数族裔在美国被歧视一样。虽然严格来说,政治立场不是一种“特质”,但它也和宗教信仰类似:如果宗教信仰不应该被歧视,那为什么政治立场就该被歧视呢?

 

有的朋友劝我,还是得找个政治立场相近的,大家都是少数派,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存在,说不定还愿意给我“送饭”。从现实一点的角度来说,“少数派”在深圳这种地方是极其罕见的:深圳土生土长的大多分享了深圳四十年高速发展的红利,思想偏向既得利益阶层,来深圳闯荡的一般也是为了赚钱,对政治没有兴趣。当然,如果不在意距离,也可以网恋,我确实也试过,只是维持起来相当困难。

 

我不太想在“少数派”里找,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面读过我的文章的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被人误以为是专挑读者下手。在七八年前,一个男的凭才华追到女生,还是一件光荣的事,现在因为欣赏他的才华的人变多了,这种事突然变得可耻,原因是他们之间存在“权力关系”。我一直以为权力关系只存在于具有等级和社会影响力的机构里,公司里的上司与下属,学校里的老师与学生,都存在权力关系。现在随便一个人喊我一声“陈老师”,似乎都赋予了我一重“权力”,我在无形中就对ta负有某种责任。有的人拿饭圈里偶像和粉丝的关系来类比,说他们之间存在权力关系,作者和读者也一样。饭圈内部确实是有等级的,但粉丝随时可以选择离开,不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学业和生计,甚至不会影响到自己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且偶像和粉丝的关系,跟我设想的我和读者的关系完全不一样:自始至终,读者读我的文章,赞美也好,批评也罢,我们都是平等的。他们或许会称呼我一声“老师”,这与其说宣示着某种权力关系,不如说是对我所付出的劳动的一种肯定。我不排除有的作者希望自己的读者群体饭圈化,但这和我写作的初衷是违背的。

 

且不论“作者和读者”是不是一种“权力关系”,即使是,这一种对“权力关系”的定义也过于静态,忽略了两人彼此的复杂性和其关系的动态变化。一个“德高望重”、在作协里举重若轻的作家和ta的读者,当然可以说得上有权力关系。一个在市场上呼风唤雨,得到资本加持的作者和ta的读者,也可以说得上有权力关系。但是一个跟权力和资本都没任何合作,甚至被打压的作者,要说ta有任何“权力”,那只能来源于其作品本身,要说这样的作者和ta的读者有权力关系,那权力关系也不是单向的:只要读者对其进行举报,作者立刻陷入困境。这种情况下,谁是强势的一方,谁是弱势的一方呢?

 

也正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我对自称“少数派”的人,也并非完全信任。有的“少数派” 就是为了混圈子,只是把政治立场当成一种在某些群体里“自我标榜”的噱头,他们面临的最大政治风险,就是因为翻墙,或者在微信群说了一些敏感内容而被喝茶。听说上次关于许先生的流言,最早就来自某个知名“反贼”。这种背后插刀的事情,从我接触这个圈子的人开始,就没有断过,一山还有一山高。

 

需要说明一下,这种对某些少数派私生活的攻击,并不仅仅是一种出自“人性”的八卦,也不仅仅是对自由主义伦理的一种反叛,而可能是党国有意促成的。像上回我被惠东县总工会会女工部部长“孤烟暮蝉”率兽狙击,那些关于我的恶意流言被拿来作为攻击我的武器,连声援我的人也遭到波及。“港独”再加上“睡粉”,正如“反党”再加“嫖娼”,可以大大降低路人乃至部分道德洁癖者对被攻击者的好感,其后续效应还会在少数派的圈子发酵,加速他们的内耗,借刀杀人,兵不血刃。

 

我认识的一些人,有好几个都被说拿了当局的钱做特务,理由是“其他人有事,怎么他没事?”这样一种流言的存在,很难说不是老大哥挑拨的结果:只要言论审查的权力在它身上,它完全可以控制让什么样的言论存在,让什么样的言论消失。所以在这个圈子,其实经常也是需要自证清白。像我在网上被人攻击私生活,遇到听过这些流言的新朋友,总是需要辩解一下。如果一个姑娘打算跟我进入一段亲密关系而听到这样的流言,十有八九会打退堂鼓。或者,她会纠结一点,把她这个朋友说你的话,那个朋友说你的话,统统在你面前摆出来,要你证明你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这样的审判我经历过,对于后来的关系是个巨大的伤害。

 

最可悲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我也产生了一种我自己十分厌恶的多疑。我无法对要跟我进入亲密关系的女性坦白一切事情,即使她是一个“少数派”,因为作为“少数派”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我既不能相信她以后不会在当局那把我跟她说的话说出去,也不能相信她不会在外面说一些别的事情。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女生,在我们第一次打电话(她提出的)的时候就录了音,然后把音频文件发给了她的几个朋友。尽管我那天没有说到什么敏感或私密的事情,但这样的操作确实让我不寒而栗。

 

这就是政治权力对少数派的一种“扭曲”,它的统治术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它知道只要把环境塑造成某一种状态(就好像斯坦福监狱实验),你们就会互相伤害,互相消耗,直至一些人黯然退出,一些人锒铛入狱。在亲密关系中,这种消耗体现在对两人之间信任的腐蚀:对方要求你证明自己并非如传言中所说,你也很难相信对方绝对不会加害于你。对方没有错,你也没有错,但你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亲密关系”。

 

张洁平在她的新作《极权之下,我们的恐惧、抵抗与爱》中,也有类似的描写:“极权并没有足够的牙齿去实现细致的暴力管治。它的真正有效,是依赖恐惧让人们自我约束;同时,通过审讯、抓捕的秘密化,令人们彼此猜疑,陷入孤立。恐惧会消灭行动,猜疑会消灭组织——极权由此有效。”

 

当然,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政治环境。在我被盯上之前,亲密关系在我的价值排序里,本来也不算高。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从未从亲密关系中获得过心灵的慰籍和振奋的力量(这不代表我没有从女性那里获得过这些,只不过我和那些女性,并非处于亲密关系之中),只有过一种如痴如醉的狂喜,而且消逝得很快。这样一种狂喜给年轻时的我带来过一些灵感,但在我看来并不是多么高级的东西。那些一般由亲密关系带给人的东西,全部由文学和哲学带给了我。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段亲密关系中,我都不得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写作与学术重要,还是她重要?按事后的说法,她们一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我似乎有一种气质,总逼得她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进入名单以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又进一步加强:我潜意识里不相信任何人会真心看待和我的亲密关系,也不相信我们的亲密关系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可以长久维持。三年前我写过几篇东西,里面有探讨这样的问题:亲密关系成为政治的救赎是否可能?亲密关系是否会提高抗争者的心力?我的答案是悲观的。由于幸存者偏差,我们总是想到刘晓波和刘霞这样的例子,但对于聚光灯以外的千百对“江湖儿女”,情况可能比想象中要更残酷。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上的贫贱尚且如此,政治上的贫贱就更哀鸿遍野了。

 

有的人看到这里,可能会给出建议:你根本不懂爱情,也不适合亲密关系,就不要祸害别人了吧。老实说,我自己得到的也是类似的判断,但我对那个俗世人常挂在嘴边的三段论相当反感:大前提是“亲密关系是美好人生的必要条件”,小前提是“你的性格不适合亲密关系”,结论是“你的人生完了”。我一直竭力证明亲密关系对于美好人生来说不是必需的,以至于有些朋友认为我言行不一:既不断地贬低亲密关系,又不能彻底地远离亲密关系。但我那么说是有根据的。我以前写过,在婚姻里存在这样的两难:有些人指望婚姻成为社会生活的避风港,但婚姻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整个系统是压迫性的,婚姻又怎么能独善其身呢?在亲密关系里也有类似的两难。

 

对于极权下少数派的生活,张洁平给出来的办法是,“建立自己的行事准则,并尽量使其透明化”。“建立自己的信任清单,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默认为真,除非有事例被证明为假。不在信任清单上的说的话,且听之,且存疑,除非被多方证明为真。立场变化非常突然且剧烈的人,不妨先存疑,直到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说话时,尽量不要去分辨朋友。只需自己分辨,什么事可以说,什么事不可以说。”


将这里面最有用的建议概括一下,就是哈维尔说的那句,每个人坚持“活在真实中”。就好像我对一些朋友所说的,我的人生已经回不去了,所以我现在已经预设我生活的所有细节,老大哥都是知道的,这里面有哪些可以被用来对付以后的我,我无法预知,也懒得去自我审查。我不想让任何人在我这里享受“猫抓老鼠”的快感。我也不会活在什么“声败名裂”的恐惧之中,因为我不想去打造什么“禁欲的殉道者”的人设,我就是个有血有肉有欲望的人,且我不为我的欲望感到羞愧。 

 

当然,我并不是要号召所有的少数派都别信任任何亲密关系。即使是对现在的我来说,“两个人一起对抗全世界”依然是一种难得的美好,如果你遇到某个人愿意和你分享这样想象,那就不要管我上面说了什么,因为你们完全可能比我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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