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八年的北京

也许是人到中年的关系,这两天我把《四城记》和《2012,一些理想主义的故事》再看一遍,对里面写到自己的部分感到略有不适。我曾经是一个多么爱表达自己的人,如今只想把自己私人的一面完全隐藏起来。我不想讲自己的私事,也不喜欢把那些未经反思的观点说出来,因为那些话在我看来毫无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四天,在人数超过三人的饭局上一直缄口不语,除非他们把话题抛给了我。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2011年的暑假,第二次是2012年的春天,后面2015、2016、2018每一年都会来一次,除了2018年见了陈冠中老师和几位左翼青年,其他年份我记忆十分模糊,如果现在让我讲对北京的印象,我依然停留在最初的那两年。2012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从鼓楼外大街站出来,逡巡良久,直到没有公交车可以回去。我就照着不知在哪拿到的一张北京地图往安华西里的方向走,北京黑漆漆的夜路让人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

那时大猫还没去世,两次我都住在他家里,第一次刘宇翔也住在他家。那是我们最落魄的年代:大猫在一家公司做网页设计的工作一个月拿五六千,刘宇翔做网络编辑收入只有他的一半,只能业余给《第一财经周刊》写软文。我当时博士的生活补助每个月刚好一千,还问大猫,如果住在他家,这点钱在北京能不能活下来,他说有点困难。我们每天在家,点外卖选的是那种按斤算的猪肉大葱水饺,一顿饭不能超过人均15。

二号晚上我们在绢慈的咖啡店里吃火锅,三张桌子拼了起来,第一次品尝了海底捞的外卖。在回去的路上,郭斯维和我打一辆车。我在路上问他,这两年你认识的人里有很多人骂我吧?我知道从我认识他以来,他一直在北京各个高校旁听,参加各种读书会。2012年我去中青院讲课,他也来了,跟着听了两周,我走前他对我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大概是说我让他知道一个青年学者做学术该是什么样的。

自那以来,我已经得罪过不知多少山头,施派和大陆新儒家就不用说了,那个被我揭发抄袭的学者是分析哲学界的大腕,这两年还多了吴冠军和赵鼎新。这些人和他们的学生、朋友、支持者,断没有喜欢我的理由。郭斯维笑着说,也不是骂你,只是你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不管同意你还是反对你,讲到你都会讲到你背后的思想和阵营。

我说,那挺好,至少比捕风捉影地讲我的私生活好。

在大猫去世前(2014年底),他在搜狐财经做数据可视化,收入已经是以前的三倍,还是我们里面第一个出书的人。去世前的一年,他对我说,你要是来北京教书,可以住我这儿,不收你房租,我每个月还可以给你两千块零花钱。我说,你这不是包养我吗?他说,你是我们里面唯一还在坚持做学术的人,我真不想你就这样放弃了。

我上面用到两个“我们里面”,但如果说我和他真的曾经身处某一个共同体,那也不是“北斗”。我们的这群朋友,是欢哥、刘宇翔、浦阿姨、郭斯维、吴万谦、张舒迟、蜜蜂、张亦、黄理罡、王代表、董泽宇、彭小晨、李卓然、石三……。我们确实是通过北斗认识的,但是我们中大部分不是北斗的成员。如今看一些回忆的文章,说得好像北斗包揽了那个时代的人人网自由派,其实在北斗以外,人人网有很多更有水平的自由派,木匠、黄律和罗文全兄都是我所钦佩的,他们在自己的事业稳打稳扎的同时,至今没有放弃在公共领域发声。

我几乎已经忘记自己2010年到2012年写过什么文章,但跟“北斗”圈的交往,也就是因为这些如今放不上台面的文章。其他人写的一些,我倒是记得,比如刘宇翔的《革不革命,不是知识分子说了算的》和《君从叙拉古来,欲往古拉格去?》,还有陈轩的《坚决不向这个操蛋的世界投降》。我至今依然认为,那时大家的理想主义都是真诚的,他们里面的好些人,因为这样的理想主义产生了友谊,这种友谊留存到了他们理想不再的时候,反过来又帮助他们克服理想主义以后的虚无。

我第一次去北京,除了去找刘宇翔聊政治哲学,也想跟北斗的人请教一下开读书会的经验。第二次去北京,用一个师姐的话来说,是希望北京学界可以多一个自由派。彼时的我,以及跟我投身政治哲学论辩的对手,真的相信我们在抽象原则的胜负可以影响到未来的政治局势。我和几个青年施派曾就“人是否生而自由平等”隔空互辩,后来张舒迟接过他们的论证,和我死磕到底。一直到2014年的“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会议,我还在用“政治自由主义”批判“整全性自由主义”,因为我认为后者将使自由派在错误的地方发力。

北京这八年来有了许多的变化:地铁票价上涨,但也整洁多了,共享单车到处都是,再也不用担心得走路回家,许多公共厕所还有了洗手盆。这八年,对于我和那些同龄的朋友来说,正是从“青年”走向“中年”的阶段,按世俗的标准来看,一个人要是年轻时有潜力,现在怎么说也该功成名就了。我大学的好友元祐是北京人,最近刚刚把公司搬到了东京,老婆孩子在香港,投资去东南亚,真正地过上了一种全球化的生活。

按照这种标准来看,我应该是个标准的“失败中年人”:不仅没有结婚,而且没有置业,说得严重一点,如果哪天朋友听说我身陷囹圄,那也不是件出乎他们意料的事。当然,他们也不会比我安全到哪里。跟我约稿的一位老师,这辈子因为政治问题被抓过两次,现在长期有一位国保跟着。一到敏感的时间点,我们的朋友中间都会开始交换信息,谁谁又被喝茶了,谁谁的父母被人骚扰,谁谁被单位的领导警告。我去年见过面的几个左翼青年,现在完全不知下落。

我和现在给党国唱颂歌的那几个朋友,确实是在这八年内渐渐走了不同的路。平心而论,他们的水平远高于周小平和赵皓阳,所以即使是唱颂歌,也是有理有据地唱,不过读过他们以前文章的人,都能闻到一股浓浓的“屁股决定脑袋”的味道。

那些朋友,绝不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被政治宣传牵着鼻子走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们大概写不出以前那些打动我们的文章。他们也并非对过往的历史和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选择性失明,相反,我相信他们在对某些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上比我要更彻底。他们更不是孙宇晨那样的投机主义者,其中一个朋友年轻时曾经去东莞工厂体验过一个月收入一千不到的血汗生活,另一个也曾冒着政治风险去参加地方人大选举。

他们当然会说,进入社会久了,对中国认识得更加深入,于是放弃了那种天真的自由主义。我觉得这最多只说出了部分的事实,因为这种所谓的“深入”,背后是带有强烈的价值预设的。

我的这些朋友大多是学经济学出身,或者将经济学作为政治理念的基础,自打我认识他们开始,他们的奥派倾向一直没有变。事实上,2008年以来,我在公共领域所看到的持奥派立场的,到最后都变成了现体制的拥护者,其中以铅笔社那群人最为出名。最初从逻辑上我也想不通:以批判大政府闻名的奥派,怎么会去拥护保留着公有制、国有企业和强力宏观调控的现体制?后来我才想明白了,这都根源于奥派对民主、福利和罢工的厌恶。

尽管奥派厌恶大政府,而中国政府算得上是大政府的代表,但按许多奥派的标准,现在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符合他们心目中小政府的标准,连美国也算不上,相比之下,中国也不算糟糕。中国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并不靠前,为什么不算糟糕呢?这要从奥派的经典《通往奴役之路》说起。哈耶克在这本书中想说的是,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那种福利国家,最终有可能再次导致纳粹那样的极权制度。希特勒正是通过向工人承诺解决就业问题,才收获了大量选票,他上台以后实施了一系列政府投资来创造就业的政策,给予工人远高于英美国家的福利。中国奥派对“福利”的厌恶,与哈耶克对福利国家的攻击分不开。尽管哈耶克与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有一些暧昧的关系,但他本人并不全然反对民主,后世的奥派,有的进一步认为民主必然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政府的扩权以及福利的扩张,于是连民主也一起反对。他们认为“开明专制”或者那种保障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的威权政府,要远优于“劫富济贫”的民主政府。

因此在中国奥派看来,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体制非常符合他们对民主和福利国家的拒斥,秦晖老师所说的“低人权优势”,在他们那里是个实实在在的褒义词。不仅如此,在发达国家,企业常常被工人的罢工搞得焦头烂额,而中国的工会只是执政党控制工人的工具,工人的罢工也被政府视作扰乱生产秩序的行为,这就保障了企业家的经营不会被罢工所打断。于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私有企业的“权利”,并不一定比资本主义国家要更少,中国的奥派,只要不拘泥于教条,就没有必要反对中国的体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张五常更接近于芝加哥学派,但他也是最早赞美中国体制和抨击《劳动法》的经济学家,支持“放任自由”和拥护中国的体制,放在当下全球的背景下,并没有那么大的矛盾。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s)常常抱有疑虑,也对那些执着地通过批判马克思主义来批判现体制的进路感到隔靴挠痒。我后来批评自由保守主义,并非说我不认同他们的所有努力,也不是说我认为他们在那个时局下产生渐进主义的愿景过于天真(当然也有的人这么认为,但这究竟是一种先见之明还是一种事后诸葛亮,我无从得知)。我只是觉得他们将20世纪的极权灾难推给欧陆启蒙、建构理性、积极自由、文化革新、社会变革这些理念,有点太“轻巧”了。在当下中国,思想和政治的关系更为复杂,政治当然先于思想,但思想也能为政治所用。我当然不认为用“新自由主义”来定义1978-2012年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准确的,但中国体制确实有那样的韧性,可以让“新自由主义”的要素为己所用。然而作为知识分子,因为当局的某些政策跟自己的思想立场突然契合,而产生“得君行道”的想法,则未免沦为笑话(近几年知识界最大的笑话,当然就是大陆新儒家)。

我的这几个朋友,现在未必还将自己放在“知识分子”的位置,但他们的转变,在我看来与他的最初的思想倾向是暗合的。这并不说,所有持奥派或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人,最终必然倒向体制,我确实也认识不少右翼自由主义的异见者,但与其说他们的异见立场是来自他们的右翼自由主义,不如说是源自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

这种生命体验在我这里,是无法简单地还原为“自由主义”的。

第二次有司来找我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只是想做研究而已。他们说,你做研究我们很欢迎,但是不能违反法律。

法律有一条规定不能做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吗?没有,但是历史上“以文乱法”的指控比比皆是。

活在这个国家,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活动,在这里是禁止的。有的人问我,你要做研究,为什么不进高校?几年前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有位朋友一片好心,帮我给他们的学校递了简历。面试时对手是一位从德国回来的博士,如果我的朋友的转述没有夸张的话,现场所有听过我们试讲的老师最后都投了我一票。然而,院的党委书记在投票过后,直接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百度了我的名字,将那篇《自由主义者的心力》的其中一段念给大家听,说提到了敏感事件,这个人政治不过关。

曾经有人认为,现政权有一个很灵活的地方,那就是给知识分子一点无形的特权,比如一般网民说一些“大逆不道”的话很有可能被抓,而那些话由知识分子来说,也许就什么事也没有。通过这样的特权,知识分子可以不时试探这个体制的边界。体制内的人也默许这样的试探,以摸索改革的方向。

我很怀疑这样的“特权”是否曾经存在,即使存在,它也在迅速被吞噬。我的专业是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我在高校内的师友,现在只就一些抽象理论的论证成败发表论文。这当然也是了不起的工作,但我将这个理解为“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很早以前招进来的人,他们一直做的学问就是这些,现在也不能突然要他们做关于伟大领袖的思想研究,只能将他们逐步边缘化。对于以后招进来的人,他们要经受的政治审查和思想审查就可以想见了。

不能做点关于别的方面的研究,或者写点别的东西吗?当然可以,并且我们有不少朋友确实是这样的。在政治和政治哲学以外,文学、历史、心智哲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都是我感兴趣的,甚至,我仅仅研究康德的伦理学也行。我曾经更喜欢写小说,并且是绝对不碰触政治的小说,我能不能重新拾起来呢?我那么爱旅行,为什么不能学学古代的文人寄情山水,只在字里行间透露一下心中的郁郁不得志呢?

来找我的有司也是这么建议的,他说,你做点没那么敏感的研究,比如关于深二代,也不妨碍你发挥你的才华。

如果我的眼界没有被打开,我确实可以这样的。只是,当我经历了某些事情开窍以后,当我放眼看去,遍地都是政治哲学研究的素材,我就不能安心下来去写那些无关痛痒的文章了。这个时代需要记录者,有野心的人未必有研究能力,有研究能力的人未必有我的视角,有我的视角的人未必有我的胆量,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我和那几个早就转变立场的朋友最大的不同,并非我们思想立场的差别(我是左翼自由主义者而他们是自由至上主义者),而是我们在这八年中,渐渐有了不同的生命体验。

四五年前我还偶尔和他们有接触的时候,他们谈话的重心,就已经慢慢从公共领域的话题变成了炫富,比如最近谁跳槽了,薪水涨了多少,或者谁去哪个地方旅游,花了多少钱。从理想主义回到日常生活无可厚非,但这样的硬着陆,让我看得十分不适。

事实上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很在意世俗的成功,很想要过一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那他迟早会拥抱体制的,因为世俗的一切都依赖于这个体制。

然而世俗的一切却不是生命的一切,人类身上有一种“超越性”的需求,超越世俗生活,超越一己之私,超越白驹过隙的一生,超越熙熙攘攘的时代,当然也超越这个政权本身。体制和世俗不冲突,但和这种超越性的需求,却是根本冲突的。那为了世俗的一切可以忍受的,超越性的需求却不可以忍受。

如果一个人想真的投身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公益事业(政治和社会运动那就更不用说了),那ta很大概率会和这个政权的某些侧面发生矛盾,因为艺术创造常常要突破禁忌,学术研究要以真理为标准,公益事业要集聚各方之力。如果一个人真诚地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那也是这个政权所不鼓励的,因为这等于在宗教信仰和政治命令发生分歧的时候,ta会站在信仰的一边。更根本的是,如果一个人想做一个好人,ta也可能做不到,因为这样一个环境下遍布着各种不正义,而任何的见义勇为都会被体制视为不稳定因素。

可以和这样的体制完美兼容的价值,也就只有婚姻和家庭了。

所以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哲学的“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也是伦理学的“我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当下的中国社会,只允许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那就是赚钱、结婚、生子(儒),以及作为其硬币另一面的“诗与远方”(道)。中国能形成“超稳定结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大部分人确实满足于这样一种生活。

未来如果会有什么变革发生,有可能是因为两点,一是大部分中国人生命的扩大,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不局限于世俗所能提供的一切,比如要求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要求参与到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之中;二是体制与世俗性的需求也产生了矛盾,体制渐渐不能满足世俗性的需求,比如国家无法维持经济的适量增长,社会阶层固化以至于堵塞了底层上升的渠道。虽然我不信什么“民族性”这样的概念,但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后一点似乎概率更大。

我这篇东西,并非为了奚落那些已经分道扬镳的朋友,身处这样的时代,最初那理想主义击掌的回响,慢慢就被淹没在彼此思想观念和价值倾向的区别之中。大概这就是刘宇翔以前最爱说的一句话:这就是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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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8

只看衍生作品
  • 奥派们是否也大多支持Trump?

  • 虽然文中做了模糊化处理,但还是容易暴露身份,其中有一个在matters上面还有账号……

  • 单纯说本文相比于其他几篇,更多不在说理,而在说略有偏颇的归纳结论。特别是关于几位同龄朋友的描述,更像是参杂了个人消极情感,而非专谈政治。

    我自己是自由至上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我极其反感炫富行为,我试图在教育和经济方向上解释为什么当代中国大陆会成为炫富漩涡场。我也不支持集权政体,因为我认为正是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导致了中国大陆的现状。

    大陆没什么哲学,没这么政治思想,因为我们的政治课,是领导人演讲报告会。你说欧陆启蒙,大陆真有多少人知道欧陆启蒙?实话讲,我一精英理工科都是在自我阅读中知晓那个时代,九年义务教育根本不教不涉及。所以你跟大陆人讲政治伦理学意识形态,是没用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政治意识(从没有发现自己的“不谈政治”本身就是一种默认的政治论点就可以看出),他们也根本没有伦理学意识。

    关于伦理学,我一直很痛心。因为大陆的伦理学和伦理概念的不普及,很多非人道行为直接被拍摄流出海外成为别的国家人种歧视的借口。就比如之前日本网民大量批评中国人非人道处理猪仔的视频,甚至有日本人评论“中国人就是暴戾,和我们人种是不一样”,我读了很心痛,但是我也确实很难能找到证据反驳。

  • 我也在北京生活过

  • 我對奧派腦回路的理解是更簡單的,他們就是擁護資本統治,愛的是資本而不是市場(當然嘴上會說得婉轉一些,擁護XX自由什麼的)。在民主國家,資產階級尚不能完全控制政府,資本和政府有時候是對立關係(未必在福利罷工這類問題上,也可能是環保關稅等等),所以他們鼓吹大市場(read: 資本)小政府。中國則是大資產階級已然親政,就像另一篇中的老朱說的,把國家當企業一樣在管,他們對這樣的大政府當然沒有什麼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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