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

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以言说对抗恐怖

上个月底我在端传媒上发了一篇文章,前半部分写到我在派出所里十几个小时的经历,后半部分是我对这次“粉红狂潮”的成因的分析,两部分乍看没太多关联,其实想论证我一个观点:体制外有可能产生比体制内更反动的极权主义。文章发出来后,大部分批评集中在后半部分,但我在端上看到一个相当显眼的评论,ta也不说我哪里写得不好,只是说,我前半部分似乎在暗示自己受到体制的“优待”,有点挟此自重的意思。


可能是为了增加说服力,ta又进一步说,ta一位媒体人朋友,在北京一个饭局上听我说过自己被喝茶的经历,觉得我“非常兴奋”,好像自己终于得到公权力的关注一样。我七月初在北京只在两三个饭局上谈到自己被喝茶的事,其中的媒体人屈指可数,那位媒体人我大概可以猜到是谁,此前我们基本没有打过任何交道,聊到喝茶也是因为在场有另一位老师有过比喝茶更严重的遭遇,我们算是交流一下经验。我不解的是,就算你不喜欢我吧,私下跟别人吐槽我也觉得正常,但是将这种敏感信息四处传播(有另外的朋友也对我说过这件事),在道德上似乎略显卑劣:如果有司真的相信了你们的说法,以为我在积累什么“政治资本”,那我的人身安全你们考虑过吗?


有人说,既然你担心有司,为什么还要说出来呢?你还不止说出来,还要写成文章,是不是不能怪别人怀疑你炫耀?有些关心我的朋友,确实担心我将这些事写出来会惹来进一步的麻烦,他们希望我暂时低调一点。如果是我的朋友遇到这种状况,我也不会鼓励ta写出来,如果ta问我要不要写,大概率我也会建议ta不要。


每次有司找完我谈话,都会说,希望我不要把这些说出去。我当然不听,回头就跟朋友说了。我跟朋友说,并不是为了跟他们炫耀我有多重要,听我说这些的朋友,大部分自己也有过喝茶的经历,很多时候我是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建议。比如我会告诉他们,有司是在哪种情形下找我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说了哪一些话,他们会帮我分析,这件事性质有多严重,我怎么做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这是一些实用的方面,在不实用的方面,发生这种事后找人诉说,是希望通过所谓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慰籍,以克服被国家暴力机关盯上以后的恐惧。


这种恐惧,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比如那位北京的媒体朋友和那位在端上留言的朋友)大概是很难想象的。这大概接近佩蒂特(Phillip Petit)所说的处于被“宰制(dominated)”的状态:对方不需要直接限制你的自由,但他们随时可以这么做;不管你在外面获得了多少成就,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其毁掉;大部分人不敢跟你建立正常的社交关系,因为这可能会连累到自己。在霍布斯的意义上,我是“自由”的,在佩蒂特的意义上,我却不是。


在这种状态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要去炫耀,反正我想到的是,那些在你这种时候还惦记你的安危、愿意听你诉说、在你失联时为你奔走的人,是你一定要去珍惜的人。我一直不喜欢花过多精力去维系社会关系,这是我第二次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情的可贵,上一次是我大三生病朋友们纷纷慷慨解囊的时候。并非说,只有当别人对我“有用”的时候我才想起他们的好,而是我觉得他们为我所做的超出了朋友的“义务”范围,他们就算不这么做,我也没有任何资格指责他们,更不用说,他们这么做还要冒一定的风险。于是通过这种诉说,我和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比陌生人社会中的“友谊”要更深刻和更稳定的联结,接近于中国古代所说的“道义”。


至于为什么写出来,除了说我和这些朋友的联系大多建立在我的文章之上(尤其是我的公众号微博和豆瓣已经被封之后),还有一点,其意义和#MeToo中幸存者的公开诉说差不多,即我们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疗愈”。


有人说,我写自己在派出所的经历,就像一个刚踏入社会的毛头小孩,对一切都充满新鲜感。这个说得没错,而且我也是有意去这样观察。当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写一些宏观问题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要“政治地”去看待它们,以免错过了其中一些重要的“政治意涵”。然而当我身处体制机关之中,随时有可能遭到“专政”,或者被笼罩在它们的权力范围之内,我反而尽量让自己“非政治化”地去面对这些,以避免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我从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员的口音中听出他惯常说的是粤语,于是毫不犹豫地切换了语言频道,后来进来的,只要能说粤语,我都让他用粤语跟我沟通。第一轮的问话结束,我和问我话的中年警官聊到他中上学的女儿,并交流了一下对深圳教育的一些看法。在等待手机拷贝结束的期间,我也和负责技术工作的人员聊到在深圳工作的压力,以及业余打发时间的方式。我并不是想让他们对我放松警惕,更多地,我是在挖掘他们身上“人性化”的一面,以缓解自己的紧张。这几年来,我看过太多抗争者和异见者写到暴力机器的成员,在他们笔下,后者要么表现得确实像“机器”,要么对他们怀有极其强烈的恶意。我并非说他们写的不是事实,只是当自己进入那种地方,过分去留意那些方面,那对自己的心态百害无一利,只会过早让自己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更容易被他们击溃。


跟他们聊天时,我固然发现彼此根本政治立场的不同,但也看得出他们所做的并非针对我个人。里面当然有一些冷冰冰的部分,比如对我的询问和记录,但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工作而已。在与多个部门的多次打交道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不同部门的成员,不仅在自我认知上,完全把自己当作正常的公务员,而且也甚少意识到他们对工作对象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如我在他们面前提到移民,他们会认为我是因为被人肉以后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而不是因为担心他们以后会经常来找我。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那就不需要怕他们,如果你做了违法的事,那也不值得同情。也许是我观察得不仔细,但在目前接触到的不同部门的人员里,我还没遇到那种纯粹享受自己掌握权力的快感的。


整个过程中,我除了在发掘他们日常化的方面,也尝试跳出自己的处境,去观察整个维稳机制去如何运作的。譬如说,我大概知道,自己的许多社交账号,包括脸书和推特,都处于被监控之中,但我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监控我的脸书,因为我的脸书的隐私设置已经是最高级,所以有可能是上面的好友里有他们的线人。一旦他们发现我发布了什么敏感的内容,他们会让负责我的国保跟我沟通,要求我删除,如果我拒绝删除,又没能给出合适的理由(是的,在他们那里也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这就会在我的记录上留下消极的评价。他们也会在外面搜集我涉敏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像明州案,我发布一次视频就直接敏感爆表了),国保就会约我出来喝茶,让我对那些活动进行解释,我的解释在记录上都会有所反映。根据我对自己那份记录的了解,它至少包括了陶崇园案、左翼青年、明州案和最近去香港游行的事,它也知道我在港台有哪些师友,以及我与哪些外媒有过联系。至于其他人生履历,那是不在话下。


因为这种探索的心态,我慢慢不太害怕他们找我了。这些当下不愉快的经历,都可能转变成我以后做学术和搞创作的素材,一旦这样想,那就变成了一次次冒险之旅,就算偶有损伤,感觉也是值得的。在我所接触的工作人员里,其中有一位给我带来最大启发。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型,我的基本判断是,这种意识形态转型是失败的,在他身上,我的这个判断得到了印证。


首先根据我和他打交道的一些细节,我可以大概推断出他的级别,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这两年意识形态转型是成功的,那在他这种级别的领导的思想中,那些意识形态应该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而且如果他真的理解了这个意识形态,他也会有动机对我说出来,因为他在我面前还是代表体制的,这种表态是必要的。我们的交谈,双方都在营造一种轻松的气氛,但他还是说了不少场面话,所以合理来说,这些场面话应该包含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事实上,他确实跟我说了类似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此之前,他大肆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说里面谈到的“剥削”和“剩余价值”,他觉得都是胡说八道。且不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构成真正的意识形态,因为里面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一般体制内人员就很难解释清楚它们和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在官方意识形态里,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基础,是不能被批判的。这位有司朋友,不仅如他自己所说,“完全不知道最高层在想什么”,而且也不清楚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向,到最后,只有两个价值是坚定的,一是稳定,二是爱国。


许多人可能觉得诉说自己被喝茶,表情语气应该是凄苦的,或至少是严肃的,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在将这些喝茶的细节与自己的理论对应上(有可能这种对应是错的,毕竟样本有限)以后,我没有马上将它写出来,但不止一次在朋友面前说过,还将它变成段子。因为和我谈这些话题的人,大多是有过被喝茶的经历,或者以后可能有这样遭遇的人,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另一种心态来面对和讲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不悲情化,而是日常化、学术化,甚至娱乐化。我们一边理解它,一边嘲笑它,挖掘其中让我们感到熟悉的一切,以此在精神上对抗它意图创造出来的恐怖。和极权抗衡的关键,不是在力量上盖过它,而是一直保持我们身上的人性和人格整全,并将它们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之中。在这个过程,言说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恐怖,它还在其中塑造我们的人格同一性。只有知道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才能明白“我是谁”。


这也是为什么,那位北京的媒体圈朋友会觉得我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只是他的人生境界太有限,只能想得到这是“被权力承认”以后所产生的“自我拔高”,而没有想到这背后是一种他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对学术的“爱欲”和对权力的否定。


这种以小人之心度人的态度,往小了说,可能只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体现,往大了说,其实反映了在对体制持异见立场的人里,不少人持有严重的机会主义思想,和跟体制一样的权力逻辑。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政治”,无非就是“谁统治谁”,所谓的“抗争”,无非就是一方要取代另一方。因此,所有涉及到政治的人,背后都是有利益动机的,一个人参与任何形式的抗争,或者声援别人,都是为了在某个圈子积累政治资本,一旦ta受到体制的约束或迫害,ta还可以将这种代价作为自己身上的“勋章”。这跟当局认为任何抗争行动背后都是有“境外势力”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局也认为部分的抗争者就是上述所说的野心家。


这种逻辑,在今年四五月份,已经有人在我身上套用过一次,我当时尝试用康德主义解释过一次。这一次我倒不是基于康德主义,而是基于我在世俗利益以外,对一些内在价值的“担当”。这些内在价值,比如友谊、学术、勇敢、价值共同体,又反过来,在我低落的时刻给了我巨大的力量。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我运气好,当局这次对我手软,否则我将会是另外一番描述,到时就不太可能以这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了。我当然承认这次我的运气比另外一些人要好,但我们更应该承认,对于一个被公权力盯上的人,如何跟各种部门人员斡旋,如何过一种在精神上正常的生活,这是我们长期要面对的问题。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被送到波兰的各个犹太聚居区(ghettos),等待命运的裁决,在里面,他们努力维持一种正常的生活,有学校、医院、赈济处、剧院、音乐会和政党,还有一些只为死得光荣的抵抗组织。我们的情况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有什么理由要陷入绝望?

八月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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