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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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不可得的自由——《论自由》读书笔记

开头高全喜的导读有画龙点睛之感。洛克于光荣革命后提出“人民同意的有限政府”,穆勒则划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广义公权力边界,两人承前启后,终极诉求都是为当时的新型政府构建基于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今日中国则同时处于洛克的早期现代和穆勒的向成熟现代迈进的转型期两端。穆勒书中指出的政府权力边界、广义公权力对私人生活的入侵、社会对个人的精神专制、不容质疑的真理、言论空间问题,几可直接套用于今日中国。

穆勒的自由被严复译为群己权界,由此延伸出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多元化、自我理解的个人化、仅关一己利害的个人行为和他人无干、对广义公干涉权力的抑制,其中种种已成现代文明根基,但现代读者也失去了对其的讨论和反斥能力,甚至可能视为陈词滥调。

中国的启蒙失败,除了强行移植导致的排异反应外,或可咎于对“人”的忽视。穆勒种种观点都指向对人的尊重,把个体当做可贵的宝物,这又溯于基督教从中世纪起孜孜不倦的试图从领主和习俗中拯救人的灵。人人平等,婚礼上防止强迫的“我愿意”,这是千年浇灌下长出的小小果实。中国上百年的狂飙突进,其着眼点也始终不在人而在于国,附带输入的种种人性关怀,就如盲道中总有根电线杆一般落于形式,韭菜是明悟后的自嘲。国家作为中国社会运行中最强的驱动源,又不可避免的和其中种种规训控制相纠缠。

自由派孜孜以求的启蒙已然失败,之后走向何处呢?网上纷纷扰扰却止步于行动前,传统自由派已乏力,大陆新儒家醉心新秩序却不关心人。陈纯有篇文章称“当下的中国,组织性上我最看好两个群体:基督和青年女权行动派”,这是着眼于未来的政治共同体。于人而言,女权行动派要打到的父权和秩序、传统、权力紧密结合,甚至可看作当下人所面对压迫的符号化身;基督教社群则关怀人,强调人与人的互助和奉献;这似乎有助于让人从藩篱中脱出来,重新塑造深陷压迫和原子化之苦的人。但这似乎又只是一厢情愿,甚至其对本时代并不抱希望,而是关注未来可能的秩序重建。

在这些泛政治化争论中,人始终是被遮蔽的存在,这些思想和结构仍要继续的奴役和操控人。人若想获得自由,必须拾回人的主体性,但在缺乏文化和社会结构支持的今日,这又是极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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