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塔尔耶姆
希塔尔耶姆

我不是反社会。

李杜谁更胜一筹?

长文预警。如果公平,公正,客观地说,无疑是杜甫,大家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英国的文坛巨匠是谁,对,是莎士比亚,德国的是谁?对,是歌德,阿根廷最牛的小说家是谁?对,是博尔赫斯。犹太人中最牛的作家是谁?卡夫卡吧,美国的呢?是福克纳吧,法国对现代文学影响最深的作家是谁?是福楼拜吧。俄国没有争议的巨擘是谁,是托尔斯泰吧。在这些国家能找到替代这些巨匠的大师吗?没有吧,由此看来,武有第一,文也有第一。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没李白的位置。



大家听过千家注杜但没听说千家注李,如果你翻过这两位诗人的校注,那么你会发现杜甫的注释远胜过李白,这是一个微妙的细节,可能很多人觉得无足轻重,但我觉得这个细节是值得深思的。这说明后代的诗人更注重杜甫,所以不厌繁冗的推敲每句话,每个字,每个用典。杜甫的历史影响,美学艺术,对后代诗歌的影响远胜过李白,虽然李白的明星效应要比杜甫大一些。这就像福克纳和海明威,虽然后者的名气特别的大,但是专业作家都将前者奉为宗师。



王安石说,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见识卑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尔。有位答主对这些言论嗤之以鼻,但我觉得这些批评是值得思考的,买了这两位的诗集,读过十几卷,愈发觉得王安石说得前半句极为婉妙。李白的诗之所以语速迅快是因为很多诗句的内容极为的稀薄,特别的通俗简洁,他又经常以文为诗,诗句的同质化显得非常严重,如果翻阅过这两位诗人的作品,便会觉得李白有时写诗跟闹着玩儿一样,至于见识卑下,我觉得王安石说得过分了,李白的思想也罢人格魅力也罢,王安石是没有资格玷辱他的。



让我感动的是,李白的诗文中有一股不屈的傲气,他的诗歌幕景显得清冷素淡,那种傲兀与纯净贯穿他全部诗文的首尾还有他的一生,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他写下这样一句诗:“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階”。严子陵与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后者扶摇直上坐上了龙廷,前者只是长辑而不肯下拜,这句诗内蕴的价值即便穿过几千年的烟尘,还是令人叹惋感慨。这时,李白也许对唐玄宗在默默倾诉,当年严子陵和刘秀都可以平等相待,何况我们呢?这可爱的稚气,让我极为感动。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已经有那种平等自由的意识的萌芽,而这些意识在李白的诗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维可以和农夫寒暄嬉笑,李白可以和街上的任何人打成一片,杜甫关注着这片大地每个人的生离死别,也许是这些人成了一片死灰中的几点猩红,也许这些平等是矫饰的,但他认为这可以入诗,这说明他们觉得这起码符合一种别样的美感,这在印度的种姓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李白的诗之所以逊色于杜甫,是因为后者的诗歌包罗万象,涵括万物,艺术的造诣鬼斧神工,如果反常识的说一句话的话,杜甫的诗才远胜过李白,宇文所安评论唐诗的两篇文章特别有意思,在他看来李白是属于惯例的一部分,他违反着惯例,但这种违反依然以惯例为基准,而杜甫完全从惯例中超脱出来,在唐代诗人中,人们遵循的美学准则是情调统一,而杜甫别开蹊径,他所开创的是另一片天地,那就是转换风格。惯例是什么?惯例就是我知道一和二,那么三和四就自动合成了。不用脑子去想,传统是怎样说的,我照例写就是了。情调统一是什么?就是a与b应该对称,c和d应该和谐,像一幅唯美的山水画。转换风格是什么?就是气候情调主题应该不停的变化,在变化中又应该控制好离心力,不应该让诗的主题飘没了。这也就是杜甫为什么能写下那么多关于安史之乱的诗歌,而李白岑参等唐代诗人对那次战乱都只是哑默无声或者只是寥寥几笔的终极理由,因为他们所承接的诗歌的美学范畴依然是情调统一或者惯例的变体,战乱有什么诗意呢?比得上月前的宫娥?比得上访道求仙的潇洒?比得上塞外瀚海的风雪?这些主题只要寥寥几笔勾勒出来,就是一首完美的诗歌。但战乱不是,战礼只有腥风血雨,是一切的凋萎与终结。他们既没有超脱传统美学范畴的才华,有没有那种担荷万物的责任感,最终,让杜甫登上了神坛。(再加上一句,对李杜优劣的看法可以看出一个人究竟对中国古典诗歌了解多少,吾国诗尊子美,这是一个不用质疑的常识)



博尔赫斯说过的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选出的伟大作家是与国民的气质相悖的,排外屠犹的德国选出的是世界主义的歌德,儒雅保守的英国选出的是意大利色彩极为浓重的莎士比亚,中国的官本位和集权制是森然贬骨的,人们需要在心灵上互补一下,便选出了李白,浪漫豪放,自由潇洒,完全不像中国人。他的思想,他的生活,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梦,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正因如此,他的魅力显得那么大,甚至被很多人认为冠绝古今。



那么这两位诗人为什么被人认为冠绝古今呢?李白的矛盾在哪儿呢?本性与本心的分离境况,本心对贬黜怀有深深的耻感,希望一展鸿途名扬四海,本性又对趋炎附势怀着深深的鄙夷,这种分离构成一种独特的场域,煎熬着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每个人,这种分离构筑的是不甘的潇洒。不甘是潇洒的底色。李白诗之所以在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是因为他的诗歌暗合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用诗幻的笔触描写着游仙的幻妙,文风恣肆漫漶,漾着奇特的诗意,整首诗的氛围是奇特玄妙的,但末尾两句将诗歌的总体氛围打破了。“安能折腰摧眉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起来极为潇洒,骨子中其实不甘。那飘荡的梦幻丝绸一般遮掩着某种难以名状的苦涩,最后抖落出来了。未尾两句与整首诗的氛围是极不协调但完成了一种奇妙的倒置,点名了诗的主题,绝非游仙,它是一种放逐或者治疗。赐金放还的挫败被看似豪放的诗句紧紧包裹,这种傲兀显示了古典知识人脆薄的生存环境。“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生存被皇权统摄自尊又不甘心成为皇权的附庸。那两句诗遮掩的是挫败,包含的是一种对峙的矛盾,显露的却是不惹尘埃的潇洒。古典的知识分子喜欢李白不只是为了后者,更因为前者吻合他们的生存处境,后者只是显示了知识人的骄傲,那虚幻的,蜃影般脆薄的自尊。



杜甫的人生态度让我想起布罗茨基谈起一位诗人说的话,直面糟糕。又让我想起福克纳说的那个词:苦熬,苦熬是什么?睁着眼睛看苦难,既没有消灭的神力又不愿意临阵脱逃,只能忍受担荷(顾随),看杜甫的诗歌,让我觉得一个阴影,永远折射在自己的心中。皇权实体化的阴影无处不在,他既被当成神圣的秩序,但其实又是《三吏》、《三别》得以发展的原因。可以看到中国的古典知识分子诗歌写得无论多么不染纤尘沉郁顿挫,囿于政治文明的极为浅薄(按照西方政治的范畴,中国源远流长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他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僭主制和专制的混合物,日本只有专制而没有僭主,他的皇权是一以贯之流传至今的,古代中国为了皇权屠父杀子的例子,那真得不胜枚举,西方文化有混合制君主制僭主制民主共和的制度,他的政治文化是极为丰饶的。),知识人的思想结构中有一种幼稚的非此及彼。皇权的稳固意味着国泰民安,反之便是民不聊生,这种非此即彼,枷锁般遏制着他们的心智,杜甫擅写律诗,这种诗体的平仄对应失粘问题,复杂到了极点,考量着创作者的水准和心智。写律诗是戴着枷锁的舞蹈, 他对皇权的看法与对民众的态度也逡巡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囚牢中。这种认知的错谬与情感的真挚又构成一种独特的场域,吸引着古典知识分子中的每个人。如果翻阅很多古诗可以看到诸葛孔明是一种神灵般的存在,被诗人们吟诵着。诸葛孔明与刘备的关系被当做君臣如何相待的范本。“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被当做一种高尚的情操。自诩为诸葛希望有个刘备来三顾茅庐,是古典知识人的遥不可及的梦想。苏轼评价杜甫:“古今诗人众矣,以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留落饥寒终生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否?”这句话让我恶心,吃饭都和皇帝联系到一块儿了,就差基督教式的,谢谢皇帝,赏我饭吃了。给他饭吃的不是皇帝是平民百姓,但古代的百姓在这些士大夫的眼中,可能只是奶牛的角色,是不屑提及的。这句话也隐隐显示了个体在皇权面前的位置,它如实体一样,将其他东西都完全消融了。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都是被皇权所误:“乾坤一腐儒,多愁老病身”的背后是心酸的沉痛,安史之乱前,他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安史之乱后更别提了,到处流浪,寄居他乡,儿子都给饿死了。皇权到底给了他什么?他为什么要俯身膜拜倾其一生来爱她呢——对古典知识人来说,皇权意味着神圣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崩溃意味着一切的毁灭,在他们的思想范畴中,忠不忠是决定一个人价值高低的标尺,然后对这种价值取向进行不厌繁冗的润饰。人们厌恶杜甫是一种西方文化倾吞古典认知的必然结果,西方将这种品格恰恰当做最低下的奴性。



临终时,李白将自己比作折翅的大鹏,而杜甫依然为战乱的国家操碎了心,李白说我累了,再也飞不动了,我死后谁会为我哭泣呢?杜甫说,我不能演奏,将雄管到做雌管吹,琴声变调了。两个人都累了。李白是不甘的潇洒,杜甫是偏执的信仰。他们望着大唐由盛传衰,却不知这个衰败是一个至要的节点,自此之后,华夏大地要么偏安一隅要么被异族侵吞,在也没有往常的魅力了。唐朝像一株的炫美的繁花,绽开得那么绚烂,凋谢的又那么彻底。之后的华夏文明像淀留的尘烬,江河日下的落败,先是金元雄据后是满蒙吞食,摧折的千疮百孔。从某种意义来讲,李杜是一种文明节点的见证者,他们将以往的繁华描画了出来,将大厦将倾的毁灭也镌雕下来。他们的华夏和元蒙的华夏是迥然有别的,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被狂风席卷,彻底的消失于地球,他们的大唐也是如此,淀留的是尘烬也仅仅只是尘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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