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翁引发的论战

陀翁作品的口碑在欧裔知识分子中有着两极分化的特点，挺陀派不胜枚举，对他嗤之以鼻的也不在少数，其中最显著的便是纳博科夫与昆德拉，两个人啧啧称赞的都是托尔斯泰，前者对托翁的小说美学拜服的五体投地，后者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详细地论述了《战争与和平》中刻画人物心灵历程的纯青笔法，纳博科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的都是一些拙劣的情景剧，艺术表现上极欠火候，没有该有的分寸感，而昆德拉认为陀翁作品是一种将情绪置于理性之上的闹剧，只有俄罗斯那种冰冷蛮荒的地带才能出现这种刻画的人物多是神经质的这类作家，众所周知，昆德拉对卡夫卡盛赞有加，在他的艺术论著中不厌繁冗地论述他的荒诞美学，那种浮漾的奇妙诗意款曼地糅入作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昆德拉久久地膜拜着，而这位巨擘级的人物对陀翁极为赞赏，在给他的女友回信时，他写道:“我认为与我有血亲关系的有四人，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 。”很显然，他那种稳健有序精雕细琢的文风师承福楼拜而那种笔墨中痉挛癫狂梦魇般悚人的氛围，一看就带有陀翁的味道，读过《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都能看到那种特有的笔锋:翩，中国的李白也是这个调子，写着写着笔端就飘起来了，布罗茨基就曾赞赏过这种类似诗人的笔法，在上世纪末他与昆德拉就陀翁的美学问题发生了一场笔战，从这场笔战中，我们可以看到昆德拉做为中欧知识分子对俄罗斯一以贯之地隐晦的傲慢，还有布罗茨基那种睥睨一切的傲兀，帝王般居高临下的态度。

在《被变奏的导言》中，昆德拉论述了很多值得商榷的观点，他谈到西欧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原有的西方文明在这次历变中成长的更加宽容随和，“西方的感觉由于一种补充的精神而得到平衡:理性和怀疑的精神，人类事务的游戏性和相对性”这些都对基督教产生了制衡，而俄国从未参与这个历程，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精神状态在合理性与感觉之间有另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著名的俄罗斯的灵魂:它的深刻性与野蛮性。我们可以看一下布罗茨基非难昆德时的措辞:1.纳博科夫没有以历史变迁作为他论点的支撑，这些都将永远记在他的艺术良知上。2.昆德拉在东欧生活(对很多人来说那儿是西亚)。3.这位出色的作家不知不觉已经沦为了他命运中的地域政治必然性的受害者，一条东西分裂的概念。这些话的含沙射影，执拗孤傲不言自明吧，昆德拉不厌繁冗地说自已生于中欧，布罗茨基直接大笔一挥，把人家赶到西亚了，以昆德拉的骄傲，把他说成东欧人，就像把上海人说成甘肃人一样是不可忍受的，而第一句的纳博科夫的良知，对应的是什么？那就是没有良知的昆德拉，第三句稍微温和了，但视角是俯视的，带着语重心长的长者风范，以两人的年龄资历，这并不适惬，布罗茨基为什么这么愤怒呢？这些口不择言究竟事出何因？“没有良知”的隐晦示意、声东击西的胡言乱语(将中欧说成西亚)、失望悲伤的悠长感慨——文中夹火带炮，回击的只是昆德拉的这句话:“索尔仁尼琴在他著名的哈佛演讲中，正是把西方危机的开始置于文艺复兴这一时期。这是俄国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在这个判断中的表达和显露。”伤害他的显然是“独特”一词，独特意味着什么？是异质，外在于欧洲，这戳伤了布罗茨基作为一个俄国人的尊严。布罗茨基认为昆德拉那种东—西分裂的概念，源于一种圈套:“选项本身是有限的，非此即彼的。”但殊不知他对昆德拉的反感也源于一种非此即彼，一种更隐蔽的选项:要么西方，要么蛮荒，昆德拉将俄国文化视为“独特”的背后隐晦地将俄国人当成了野蛮人，这也是整个争论的焦点，表面上对陀翁的文学理念之争便成了可有可无的幕景。在一次欧洲举行的诗会上，北岛主动和布罗茨基搭话:“中国和俄国都有灿烂的文化传统”，布罗茨基毫不客气地说:“俄罗斯是，中国不是。”这句话的含义有点微妙，能佐证我上述的观点吧

在那次论战中，布罗茨基威仪地掷来火炮，昆德拉好像失语了，但通读两个人的作品，我们就会发觉这两个人都不是善茬儿，前者带有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结，只是隐晦地包裹在西方自由主义的面纱下，在他的散文中总是透露出大国对小国的俯瞰与轻蔑;后者将俄国人视为蛮族，在作品中百般地嘲笑暗讽，两个人都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尖刻和讥俏，让他们认输，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昆德拉对布罗茨基的回击在哪里呢？1985年的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致辞中，昆德拉说出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后面他加上了这句暗讽:“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什么。”这些话可谓四两拨千斤，反击的正是布罗茨基的这段论点:“(苏联)那个世界的暴行不是以爱的名义犯下的，而是以必然性的名义——历史必然性的概念是理性思想的产物，而且是从西方进入俄国的。人的优良内质被坏的机制所阻碍的观念，理想国家，社会正义等等观念全都不是在伏尔加河形成并盛行的。要说现代极权国家是从18世纪巴黎沙龙里那帮有财无能的寄生虫中起源的，这或许还值得商榷，但忘了《资本论》是从德文翻译成俄文的。”布罗茨基与昆德拉就这样奇妙地碰撞着，前者秉持的还是基督文化圈的看法，认为俄国内在于欧洲，后者则恰恰相反，认为俄国有着独特的文化，它是“刺激——接受”产生的文明，他给予的论据是朴素明了的，那就是俄国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内在于一种文化，必须与那种文化同生死共历程，俄国显然不具备这个资格。布罗茨基驳倒昆德拉的论点了吗？我看并没有。“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这句话用春秋笔法将那些情绪化的笔触超越了，欧洲依然是秩序喷涌泉，而俄国只是接收者，这是位置决定的。

昆德拉是斯拉夫裔，布罗茨基是俄国犹太裔，二者有着各自的偏执和傲慢，但一以贯之的都是对欧洲文化的认同，否则昆德拉不会带着忧伤的语气，哀叹欧洲抛弃了捷克，而这个蕞尔小邦依然对欧洲价值观抱着偏执的信仰守护西方文明，这些行为是打在西欧各国脸上的狠狠地耳光，而布罗茨基用嘲讽地笔触调笑着这种认同，但对昆德拉的春秋笔法如哽在喉，这种要么西方要么蛮荒的文化认同牢牢地统摄着欧裔知识分子，不然的话，布罗茨基不会说出这些话:一战二战都是欧洲内部的战争，其他地区只是欧洲文化波动的涟漪而已，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中国人称之为西方中心论，国人用中国中心论来置换(例如明清之前，中国文化冠绝世界，都是元清两朝把中国害惨了。)，但是否成功，就不得而知了。透过两人的论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文明的向心力，这在穆斯林世界，儒教文化圈都是难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