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种独特的风雅癖成为人们普便的标识，卡夫卡、萨特、博尔赫斯成了文青必备的装置，人们穿着粗鄙的衣服，拿着一本外国小说，在道旁悬玲木流溢的点点碎汞中望着将倾的夕照，摩挲着对方的耳轮，悠悠漫步，对他们而言，文学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是对庸俗泛溢平衡的另一向度，上世纪的尾声，既不是独断叙事统领一切的时代，不具备那个时代的虔诚，也不是当下物欲漫漶的“奶头乐”横行的“赫胥黎”时代，有一些油的佻的，解构的思潮在滥觞壮大，又兼具一种朴素的信仰，那时，产生了一批纯文学作品，写作，依然是农村知识人跨越阶级的筹码，是逃离蛮荒昏昧的钥匙，他们既缺乏必要的资本(毋宁说原生家庭已对他们鱼跃龙门的志向产生或明或暗的阻碍)，也不具备超越性的视域协同独特的视角来锻造“自已独特句子”的时代环境，生于建国前后，而那时的汉语被一种独特的叙事打击的千疮百孔，墙上张贴的词汇、斗鸡一样相互攻讦的语言,恣意蔓生，窒息着人们的心智，投下一道深黑的阴影，在那片密不透风难以阐明的黝黑中，语言变得淤滞枯败，极为的黯淡，他们的成长环境就是那么恶劣，叙述的内容也只是现前代的蛮荒，虽然技法完全是现代的。布罗茨基说过，这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后者需要直面一些无聊的问题，而文学一旦被那些问题盘踞，这已经将文学降格到人类学的水准。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父亲认为从事文学是不得体的，适合那些阶级卑微，没有更好途径获取名誉的人，这句话对文学人进行犬儒化的消解，揭穿了一些刺目的本质，幌子和欲望就这样协同一块儿，谋取和遮掩变成了一体两面，他引发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当文学消解了“祭奠”与“献身”，变成魇足欲望的介质，又矫饰遮盖这一切的本质，那么它的存在便成了大可质询的问题。在红色革命叙述的这一维度而言，怎样鼓舞工农子弟的斗志，发扬革命伟大的精神，成了小说应予考虑的第一性，人们对小说的态度成了意识形态组成的部分，构筑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伟大壮阔的精神风貌。

不同国家对文学有自已独特的态度，纳粹德国还停留在较底的段位，还滞留在祖龙留下的那套焚书禁书的程式中，而苏维埃便进化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文学成了时代的扬声器，本来悬置道德的领域被程式化的文字，一种外在庄严而内在虚空的东西充溢填塞。人性也因为阶级的殊异变得有高下之分，这种将一切敉平的牧歌式的幻想对平等的否定会进行再否定，自由被当做大脑表层灰质的癔想，毫无意义。

乔姆斯基和福柯在上世纪的论辩中提到过一个问题，当时，前者提出这一观点，应该建立一个人之本质的严谨且人道的观念，后者反驳道，难道这样做不会误入歧途吗？毛泽东不就谈过资产阶级人性和无产阶级人性，而两者并非一回事。当下，人们缅怀那个年代如一场梦魇吞噬了恒河沙数鲜活的生命，认为那是发癔症的非理性的时代，但恰恰相反，它有自已独特的叙事，而且严谨唯美，当然，也隐伏了不安的前奏，眼前摆了两条路，要么成为汉白玉栏杆上的一抹蚊子血，要么成为扬声筒，通过纸墨来规训一切，变成“恶”的组成部分，那个世界，是“刽子手和诗人”共治的世界，童声歌颂着暴君，一代复一代又环转着原罪，在这种境况下，作家必须缴纳话语税来以表忠心，毕竟在这片大地，活着就是一种胜利。

那些小说家的作品中有一个深渊在窥视着他们，而他们必须上缴话语税来规避风险，写小说既成了谋稻粱的介质也成了上税的场所，这是和威权各取所得，与此协同的是，在规避权利中装模作样的展示一下自已的名士风范又貌似哀怜地俯瞰众生来展现自已高贵的情怀，这种拧巴的共谋是颇为独特的。权利真的瞧得上知识人吗？不见得，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是个骂人的词汇。底层尊重他吗？也不见得，一个拍电影的将地球上一片位于南海之上，珠峰橫亘，大漠位于西边的国家精准的概括为:最落后的农业文明和最残酷的资本主义结合的畸形产物，而在那儿，底层崇尚的是金钱和威权，知识只有作为介质通向那两条黄金大道才有意义，不可能具备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性，高层也是如此。

在萧轶的一篇随笔中，他谈到南昌的一个村子随着城市的开发成了城中村，村民们由此获利，这个村子渐渐暗娼云集，人们群殴斗武，开始聚众淫乱，被警察包围时，一个个像树叶一样从楼上飘下来，这个村子曾经产生了好几个才子，是名副其实的状元村。这样的魔幻就发生在那儿，物欲纵流和崇尚知识，轮盘上的两个点，随着时代精神的更迭，任意的切换，虽然意识形态希望给它押上统一的韵脚，但依然改变不了这种仓促急骤的转换之本质，贫困和农民在上个世纪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叙事，是道德的正极，现在却成了笑话，之前的清教徒色彩被开放后的色情主义置换了，除了自由民主，共产党什么都引进了，女权主义、同性恋平权、动物保护、后现代的解构思想，要什么有什么，德国的哈贝马斯就对这些现象大惑不解，他问到，你们这么热衷后现代主义，但它真的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恕我愚钝，这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当国民以德国人看到什么什么一下惊呆了这种独特的句式来建构自尊，这种自尊的背后狞笑着一个硕大无朋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