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美学尊严

我向来不喜读诗，小说和哲学碰得多一点，爱恨情仇、风花雪月对我这种性情的人来讲，有点无感，而诗歌的暗喻烟火般喷溅，短短一节有着超浓缩的含义，需要反复回溯才能了悟其中的真谛，这种晦涩的不遑多让也让我敬而远之，那种语义复杂交织的冲击，像椰子壳中的风暴，又像琥珀中的火焰，而对不言自明处的省略、互文、跨行、还有突降法的运用有时让寥小的诗变成平原狂奔的巨象，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能耐，一般人是不具备的，但暗喻借喻的精准运用是一回事，流于无所指的空洞又是另外一回事，当词汇变成圣词般的器皿，能囊括万物，又漏掉一切，那么诗人构造的远离公共话语的他方世界是否崩塌陷落，便成了大可质询的事，我们可以诟病格律诗的陈腐，一种通约一切的意像在一种环形时空中停滞了几千载，凝滞如积水之恶臭，狂野清新往往付之阙如，也许有人会反驳道:时间将诗歌花雕般酿造，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底蕴横向的穿透力和文学语言纵向的延展性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创造急需传承或者在传承的基础上加以否定从而为自己的语言赋予一定的美学尊严，那么用凝滞和恶臭来形容的话，就有点亵渎了，而且暴露了自身的无知。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浅陋笨拙未尝不是那种漠视的衍生品。我想本人无法反驳上述的看法，但在豆瓣上，我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稍微翻了一下《玉谿生詩集箋注》，坦言讲，自已的旧学储备是相当溃乏的，所以看得云山雾罩，但就自己浅薄学养对其语境进行诠释，我觉得古诗缺乏现代诗的新异感，作家常用的意想和典故层叠交汇，它好像步入话语机器的滑动中，缺乏内在情的萌动，也许无论多么伟大的诗人读全集都是趋魅的过程。而且古诗和现代诗终究是两个物种，前者根植于儒教世界自唐朝滥觞直到晚唐之后成了知识人必备的技能装置的那种独特的士大夫文化，唐之前诗不是划分知识人的界线，但自唐朝之后，不写诗你说你是文化人那真得不好意思，而它也充当了那些时代的社交媒介，而它的意义要更深广一些，现代诗根植于西欧的个人主义，它没有通约的意像和累积的语义符号，每位诗人都自造了属于自身的隐喻系统，而这种新异协同的便是晦涩，当然我们可以将喜欢现代诗的人是很少的。现在写律诗和词的作者是屡见不鲜的，但正如宇文所安的感慨:作家将自身的古诗当成一种游戏的休憩。对其价值的不重视也许是对这位学者的冒犯，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种诗的诗学观和得以发展的根源有着千差万别，近体诗的格律是极为严苛的，而古典诗学的历史底蕴和美学洁癖怎么和现代整个与其大相错异的现代世界能够共处，这依然是个问题，我们能在里面处理大煞风景的火车、飞机、卫生巾、工厂刺鼻的烟团、流浪汉遍体的恶臭吗？现代人写律诗即便不是行为艺术，时代脉搏和得以塑造文体底蕴的历史观怎样才能压韵，依然是个问题，否则只能偏居一隅，因为积压的美学观念已经成了某种新奇的累赘，供一些逃离的怀旧者来缅怀凭吊，它和普便性是无缘的，因为现代世界整个的物质性它的美学洁癖让它纤尘不染，而几千年累积的意像又使它无需求助现代世界，可代价是无法与人共感，我们和古人终究隔了两个世界，他们感兴趣的，我们极为麻木，而让我们焦灼的在他们那儿却一片空白，我对现代人创作古诗的前途是很悲观的。

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总讲:那就是核心观念的过时，这是一种文化范示的转变，我们在这边，而他们遥不可及。文化过时现象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少数经典能避免那种命运。一种文化的过时，牵带那种文化得以滋漫的语言，沙特阿拉伯一袭黑袍裹身的上流阶级的妇女看上去诡异又森凛，归家后，情趣内衣、私订礼服，都是西式的，而中国上流一点的中产阶级，学马术、留学英美，口里都是一套中英掺杂的腔调，气质陌异，你直面迎去，有时感觉不像中国人。在《哈姆.莱特》中，主人公有命运就是婊子的哀叹，而在一次和朋友聊天时，他笑道，他父亲的俩个友人，一个移民到了马来西亚，一个去了美国，生的孩子一个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另一个已经彻底香蕉了。文化式微和溃败及吸引力的枯竭，也许是任何宣传无法弥补的，这是一个文明内在结构的硬化。

对有些人来讲，旧诗底蕴之积淀和意像之惰性往往相协同，而我觉得那种无法共感的渊薮源于时间观和价值观，辛亥革命后，我们已经逃离了环形时间，迈进的是另一种时间观的范示，它产自两希世界，将环形截断抻直，变成彻底的线形结构，毕竟，基督只能死一次，十字架上的鲜血不能反复漫漶。而个人主义和家国同构也是各说各话，读某文不掉泪便不孝不忠的腐儒腔调，对当代人也着实没有吸引力，而那些政治正确基本上是古代的核心观念。

布罗茨基曾经对改革正字法的倡议提出自身的看法:“语言的复杂不是缺陷，而是——这是首要的——创造它的人民内心丰富的见证，因而改革的目的应该是探索更充分、更迅速地掌握这笔财富的方法，而绝不是简单化，实际上简单化，就是对语言的盗窃”。而另一位法国作家认为语言的复杂简单无非作家美学风格的衍生品。当下，古典诗学和现代诗学的短裂是不言自明的，前者像进入博物馆的秘色古瓷，摄人心魄，又高居云端，与普便无缘，而后者幽僻诡异，在和公共话语断裂的趋向中逐渐地闭门造车，诗变成参禅的秘底，诗人以一幅傲兀的精英姿态示人，将语言变成晦涩的马戏团杂耍，而他们也沉湎于这种先锋游戏，让读诗变成一场苦刑。当然，他们可以侈谈诗的精英性质与公众无缘，但诡异复杂和明澈简洁无非两种美学面貌，寥寥数语的流利轻盈能蕴含深层的隐喻结构，暖昧混杂的话语，同样能掩盖自身的美学无能。

在欧阳江河的《站在虚拟这边》和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泾渭有别的行文风格，前者特别喜欢援引法国理论家，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这些哲人总会在他的笔墨中频繁现身，后者没有那么浓的学究气，他的思辩是极为诗性的。援引法国理论阐述自身的诗学观点无可厚非，但这里面隐含着一个问题，诠释者的诠释语境究竟在哪个层次和本体上，其内在结构能否通约，如果没有一个公分母，而二者位于分殊的场域却频繁僭越，终究不是取胜之道，文史哲是不分家的，但终究是分家的，他们有交接点，但交接的地方并不多，一位物理学家认为“数学和物理学像一对「对生」的树叶, 他们只在基部有很小的公共部分, 多数部分则是相互分离的”，其实这可以和文史哲的关系相类比。我们可以看看西欧学者的风范，哈罗德.布鲁姆对弗洛伊德阐述莎士比亚剧作的行径进行了自己的剖析，他认为莎翁的人物容纳的各种观点以致他们成为你判断自我的分析工具，而莎翁的成就是他为解释我们所设想的语境超过了我们能够分析莎剧人物的语境。两种语境能够通约吗？哈罗德.布鲁姆肯定会对欧阳江河满纸的法国理论家有些厌倦，无论存在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肯定解释不了一首诗的真意，那些哲人只能在自己学术领域的普洛克斯斯刑床上适足削屡，欧阳江河的援引也许想让自己文章的华彩如贵妇身上闪灼的钻面，但恰恰是一位成体系的理论家很容易成为糟糕的诗人，那番援引其实是将诗歌的本体进行降格，潜在地意味着哲人阐述的语境能够将诗人涵盖，这其实是对诗的亵渎。在智性极为强悍的布罗茨基身上，你恰恰是瞧不到这一点，他彻底表现了一位诗人的美学尊严。

审美在希腊语中有洞察力的意思，而这种能力无法传授，也许读完杜甫的一两卷诗歌布罗茨基的全部散文还有福克纳的大部分小说能够弥补认知审美上的盲点，扩充自身的视域，对审美的庸俗和认知的狭隘加以祛除，当然，残雪跳大神的梦幻、贾平凹的色情狂想还有路遥于连式的妄念可能会对原有的病症火上加薪，当然你可以反驳说残雪被王蒙引荐而且被格非亲自拜访，贾平凹被三毛崇拜，而且拿了法国的费米娜文学家，至于路遥的大作中国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茅盾文学奖你也拿一个？我想我已经老了，当你说王小波举世无双，甘当门下走狗，我会为你竖起大拇指，当你说路遥的小说是经典中的经典，我想我不会驳斥，只能给你鼓起掌来。对乡土知识人庄之蝶的风流韵事，女裁缝残雪女士跳大神的传统技能，在这个已过而立的年龄段，本人已不想领略，再也无法普渡众生白花那些书钱败坏亚马逊雨林了。至于有些人想要智力上杀死自己，我想——我也无法反驳。

爱是很多种的，但表现的手段往往是有限的，文学之爱，只能表现在买他的书，对他进行颂赞，恋人之爱的表现就更加狭隘了，实现前，无非信笺上的赞美，之后，不过白色床单上的肢体交谈，然后同义反复，也许一首诗在多年之后能更加刺激你的想像，而恋人的姿态却渐渐黯淡，笔墨的黑影染透你，让你知道悲伤谓何，理智又谓何，让你清楚世界并不大，纸页翻动间便能抵达，也许二楼就住着于连，三楼就住着包法利夫人，我们重复着诸如此类的原型，静静地翻着书，然后自己被未知的宿命翻阅——对这些我们浑然不觉，然而它却一直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