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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讜:為何八九六四的悲劇無可避免(讀書摘抄)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 (第九章)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lit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cro-History and Micro-Mechanism Analysis作者:鄒讜 Tsou, Tang出版:牛津 (2000)

1. 宏觀歷史)

文革至六四間「國家--社會」關係的轉變及其影響: 

"黨--國家從城市社會領域的撤退造成了城市地區極為複雜的局面…我們目睹了一系列驚人的、矛盾的、令人費解的現象……

第一,「五.四」時期以來,作為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從未對學生和一般民眾的意識形態傾生過如此深遠的影響,然而他們又無法對學生和民眾提供政治行動的指導。

第二,學生運動的領導權多次轉移;從那些持較溫和立場的學生手中轉向那些比較激進的,最後轉入極少數堅持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手中。他們大膽敢幹而且政治上不無手腕,但是在關鍵時刻他們缺乏精明謹慎,他們的狂妄自大是成悲劇的因素之一。

第三,政府工作人員在示威游行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在五月四日黨內意見不同公開以後;黨內意見的分歧又被看作是黨的分裂。……

第七,自發的、非暴力的、有秩序的大規模示威游行表明群眾對現政權的不滿和憤怒大為增長,有些無疑是對一九八八年物價改革失敗的反映。" (p.146)

黨內的分裂:

"這是一場學生運動,它有自己獨立的動力。它將事先存在的黨內分歧變成了兩方的注意焦點,並將這些分歧轉變為黨內改革派和強硬路線派的公開分裂。"(p.147)

外部世界的影響:

"我們一下不能看到,中國的各個領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西方社會的深層趨勢以及變化的迅速性。他們是否從總體上低估了西方對中國城市地區人民的強烈吸引力?是否西方在中國國境內的影響…改變了許多中國人可供選擇的結構(structure of available alternatives)?" (p.148)

「國家--社會」關係、黨內分裂和外部世界影響之相互關係如何導致六四悲劇:

"首先[...]黨日益失去它在意識形態、文化、文學和藝術領域對社會的領導權。"(p.149)

"黨對於西方思想湧入而提出的挑戰沒有作出適當的反應…不能從其所承襲的意識形態裡找到任何足以使其重新從頭建造新的理論構架基本公理和原理。" (p.151)

"黨從社會撤退…帶來相當的公共空間…過去是被黨、國家所佔領着…但是…個人和個人間的小聯絡網總是存在的…隨着新的改革,這些網絡增多,範圍擴大,相互交流的內容變得更加豐富,逐漸包括許多的政治信息、觀點和流言蜚語。" (p.152)

"黨和政府建立了許多新的研究組織以幫助他們尋找能夠推進改革的正確政策……這些官方機構以及許多其他類似的機構既反映又塑造社會中的觀點。他們處於國家控制的邊緣,在許多方面與社會接近。(P.153)

"學生運動擴大了黨內的分裂,而黨內的分裂又使得處於國家與社會交界處的一些行動者與黨決裂,聲明他們作為社會發言人的獨立個性。" (p.154)

"如果人民對[…]各種事件的認識,不是與政治領導人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話,被稱之「人民反抗」的政治行動可能不會發生;如果黨的領導人能夠認識到公眾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是如此地與他們不同,他們也可能不會作出當時那種反應;如果黨內以及黨與公眾之間的溝通系統較為完善的話,黨與公眾雙方的認識可能會改變。但是溝通系統的完善可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通訊系統完全是由支配黨內政治的規則和習俗以及權力結構所決定的。" (p.155)

「國家--社會」通訊結構的影響:

"關於這個政府的政策、制定政策的各種考慮、政策辯論以及決策過程說得越少越好。這個「少則好」的觀念實際上也變成制消息的機制。…即是在等級制度的每一級上權力大的人控制權力小的人的日常機制…但是…官方通訊媒介缺乏新聞。黨的雜誌很少有人看。所傳達的少數新聞不是被公眾置之不理就是被曲解。……

一般公眾[…]努力從其他渠道尋找新聞和分析以填補這一空隙…最為廣泛使用的來源是香港出版的中文雜誌…"(p.156)

"《九十年代》對現政權及其制度本身進行毫不留情然而是負責任的批評。它的姿態與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的觀點相吻合…… 大多數傳達到較低一級的敏感文件以及從高層透露出來的其他重要信息很快流傳到國外並為海外媒體所報道。海外媒體在透露這些消息時,再加以各種解釋與渲染,所得的效果與黨的意願背道而馳……所有這樣的信息、錯誤信息與假信息,通過民間各小的網絡向下傳遞,形成了知識分子、學生和公民們的共同認識,提供了他們的共同行動的基礎。"(p.157)

"在信息自下而上傳遞的過程中歪曲事實也發生了。高層的領導人依賴他們的秘書和下級的報告來了解迅速演變的事態和基層人民的看法與情感而這些秘書和下級官員是有其個人考慮的,他們匯報那些投好高層領導人的興趣、意識形態偏見和過去經驗的消息,領導人就依靠這些信息做決定。總之,社會的行為者以及處於國家與民間社會交界處的行為者對政治形勢的理解,與最高層的國家行為者的理解完全不一樣。因此,他們彼此對對方的判斷都是錯誤的。這許多的錯誤判斷和錯誤計算對最終悲劇的形成有顯著的影響。" (p.157)

[按:現在這種通訊失效的情況徹底改變了,國家幾乎掌握了一切的信息。而民意,不只是被了解的對象,而是直接由國家塑造出來。]

中國領導層的同心圓結構與趙紫陽困境:

"這一有着核心領導人的權力結構是與一系列黨內鬥爭同步發展起來的。每一次黨內鬥爭均以在最後衝突中一派大獲全勝、得到實權而告終……鬥爭的過程很少受到固定的制度或行為上的約束。結果是「勝者全贏」。" (p.162-163)

"「批評與自我批評」…摧毀了人們彼此之間的互相信任,妨礙真正的公共信息交流,損害人的尊嚴;因此,它不鼓勵對有爭議問題的坦誠討論,相反卻促發善與謊言。另一方面,它製造了一種適合於流言蜚語、小道消息傳播的氣氛。" (p.168)

"懼怕被指責為組成宗派分裂黨是最有力的黨的對大政策和組織問題的控制機制,為了掩蓋黨內分歧,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一個領導人公開說出與最高當權者已接受政策不同的意見本身就是犯錯誤。" (p.168)

"在一個集中化的權力結構之下,給黨的個別領導人的行動施加了嚴格的限制,嚴重地局限了他的可能選擇的方案,特別是約束了任何聯繫社會力量以取得後者對他作為個人的支持的企圖……使得改革派不能較早地與學生結成聯盟----然而改革派與學生結成聯盟正是唯一的可以避免天安門悲劇的策略。" (p.169)

"趙若要能夠建立與學生的聯盟並同時避免與鄧和軍隊的直接衝突,他必須能夠說服學生收斂他們的行動。但是,一些極端的學生,抱定決心鬥爭局面推到最痛苦結局。如果他們不能實現他們的要求,他們願意在最大的犧牲中失去一切以便「暴露這個政權的真面目」……在那種遲早會帶來的「勝者全贏、敗者全輸」的結局的衝突中,任何手段…都可以採取" (p.170)

為甚麼鄧小平難以收回「四.二六社論」:

"拒絶學生的要求不僅是鄧個人偏好的問題。在中共政治體制內,一旦最高領袖,即集體領導的核心,作出了某項決策,該決策就不能被輕易改變扭轉,尤其是如果他已經公開說出他的抉策從而將其聲譽與之聯繫在一起了。扭轉既定決策意味着最高領袖或全黨承認失去權威,或者…黨內分裂…" (P.174)

[按:怎這種文化不只發生在政府裡面,也滲透於社會裡,從一個超級IT企業到一家餐廳,有甚麼問題的話,老闆/領導總是對的,不須認錯,錯總是下屬的,必須要認錯,自我檢討。在互聯網的世界裡,這更複雜了。網民成為了一種強大的力量,有時就像老闆一樣。而一些商家、藝人或其他個別人士,就像下屬一樣。只要矛頭只向他,他就要認錯。對錯不是是非的問題,而是權力的問題。]

歷史的吊詭:

"眾多激進學生組織有着與老同志同樣的等級層次,同樣的安全系統,同樣的摩尼教式的善惡對立的世界觀,同樣的埋頭不看現實的傾向,同樣的沒有與「別人」溝通的能力,以及同樣的革命理想主義…他們可以互為對方的鏡子:一方是新理想,另一方是有革命的記憶;一方有着剛獲得的人民權力的感覺,另一方則早已習慣為人民掌權。" (P.168)

二. 微觀行動)

溝通無力---- 學生和政府的兩極化演變:

"當一個激進的學生領袖對某事採取溫和態度時,就會被另一個更激進的學生所替換……激進的程度,是根據對否定四.二六社論和不撤出廣場的決心來度量的。這樣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了。"

"趙五月四日的「亞銀」講話似乎有平穩學生的作用。五月五日,除北大和北師大外,各院校學生均已復課……但是,五月十三日,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有二千多學生參加的絶食。這一顯著的行動使學生成為了世界關注的聚焦點,它使北京市民…都對學生寄予前所未有的同情,從而將學運推向了新的高潮……從戰略上說,此舉乃一嚴重錯誤,因為它意味着當趙冒着極大政治風險向學生作出頗有意味的讓步後,學生不但不使運動降級反而使它升級…失掉了第一個好機會去回應趙的溫和聲明並且接受他對學生提出一個心照不宣聯盟這一意味深長的建議。" (P.180-181)

"趙五月十四日夜已開始感到廣場上絶食不應再拖下去了。他準備五月十五日去廣場與學生談話…但李鵬阻止了他前去,警告他說,如果去便是「分裂黨中央」。" (P.181)

"吾爾開希事後曾指出,學運作為一個整體可分為兩個階段,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是轉折點。在那之前,學生是哀兵,五月十四日之後,學生成為驕兵。是這群驕兵衝了統戰部的談判會場,從此運動日趨激烈,一步步走向失敗。"(P.183)

"五月十六日新華社…報道趙與戈爾巴喬夫會談時強調鄧在所有重大事物上有最終決策權。"(P.186)"

"在楊尚昆五月二十二日的內部講話中…指出…是一種推卸責任,把鄧放在前面,說明對待學運的一切錯誤都是從他那裡得來的。"

"黨內分歧不僅是關於實質性政策的差異意見,而且也包括關於個人責任問題以及關於威權結構和決策過程的信息應當在何時,用何種方法傳達給公眾方面的不同意見。" (P.187)

"現政權在運用新聞媒介和其他通訊手段上的失敗,以至無法完成如下幾件事:第一,從政治上和道義上說服學生離開廣場,使學生信服不搞秋後算賬的誠意;第二,使學生相信政府戒嚴,是政府有決心動武的表現。如果政府有充分的可信性,學生和北京市民將認識到動即在眼前,並將壓倒一切,自然會從廣場撤退。相反,一些學生根據來源和可靠性均不清楚的信息而行動…並未努力去辨別信息。" (P.193)

"某些領袖,主要是柴玲…並沒有企圖約束學生和北京市民中的最激進分子…他們高度感情性的講話和火焰似的行為傾向,有對群眾情緒火上加油的效果。追究任何單個領袖的責任當然不易,但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責任。" (P.194)

「國家--社會」關係如何和解?

政府的責任---- 暴力鎮壓失去道義:

"當局未能發動與組織社會上的力量…與學運民運對抗,最後不得不使用赤裸裸的暴力…顯露了當局道義的枯竭,它不得不使用最後的、殘暴的優勢武力資源。結果社會意識形態、文化道德上的領導權的喪失也暴露在世界各地的人民面前。"

"這個道義的過錯是不可能粉飾了事的,而只能以贖罪的方式來挽救……這種道德贖罪以圖拯救的可能只有靠相當長時期努力重新與社會達成和解才能達到。"(P.195-196)

"黨現在必須從指導政治鬥爭的概念根本地轉變到競爭、談判、討價還價、妥協等完全不同過程的原則,只有這樣才會促進與民間社會的和解。" (P.199)

學生的錯---- 狂熱與犬儒同樣不負責任:

"那些支配運動的學生領裡在最後的階段將政治智慧的缺乏與政治勇氣不可思議地揉合起來…"

"天安門悲劇表明,當社會運動在巨大的危險中贏得了許多艱難鬥爭的勝利的時刻,當數量巨大的民眾捲入進來的時刻,社會運動後階段那種毫不在乎戰略和政治考慮的自我犧牲和英雄主義的個人和集體行為,將在更大程度上損害它的目標……他們也許不大在乎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但是具有政治目標的社會運動只有它屬於這個世界,才具有重要性。……短短數周之內許多學生的態度就發生從犬儒主義到理想主義的驚人轉變。然而,狂熱的理想主義和激進的犬儒主義都是一回事:對它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物與實體都不負責任。狂熱的理想主義者只對他們自己的理想負責,激進的犬儒主義者只對他們狹隘的自我利益負責。" (P.196-197)

"有許多參與者曾經花費大量精力來考慮戰略和策略問題……但是,他們並未能扮演領導的角色。……那些觀點更激進的人取代了那些觀點溫和的人。" (P.197)

外部世界的責任:

"如果這些年輕人或中年人不再被周圍環境推奉為中國與世界的虛幻的救世主,他們或許仍能從他們往日頑固的愚蠢行徑中學到許多教訓。" (P.197)

和解的宏觀歷史分析:

"只要有一方相信它有能力贏得全部對抗,就不可能得到永久和真正的和解。" (P.200)

"中國的最高領袖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期待,總是企望在一場最後的對抗中,解決一切問題。所以我以為只有兩方相持不下的長期僵局才能改變這種思想,並了解到在健全制度下的政治鬥爭並沒有全勝者,沒有全敗者,有的只是在一個不變的基本制度內無限地反復你贏我輸和我贏你輸。在僵局中,兩方都認為你不能迅速地吃掉我,我也不能完全吃掉你。然後經過長久的反復談判與討價還價,達成戰略性的妥協。" (P.201)

"另一個領域則涉及到社會的結構原則,那就是在每一個單位和在每個功能領域內只允許一個官方群眾組織存在……應當通過自願的、合法的、自治的和積極的組織的建立,允許民間社會發展和強化自身……這些發展將導致一個國家中存在着許多黨和一個黨中存在着許多「派別」。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和眾多相互衝突的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將會被一個整體的制度所規範。" (P.202)

[按:吊詭的是,民間怎會有能力製造僵局呢?除了美國以外還有誰能與中國構成僵局呢?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升級抗爭還是不可避免的,悲劇亦然。]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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