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夠秤》：為甚麼假設不聽話的青少年不是「廢青」就是「被操控」？

「未夠秤」的說法本來帶著輕貶之意，就如數年前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裡，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蔣麗芸跟「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同台辯論，前者理屈辭窮之際，竟質疑主持人何以邀請一個「未夠秤」的人來，「要怎麼討論呢？」，正正犯了「訴諸人身的謬誤」(ad hominem fallacy)，彷彿未成年者的論點便總是不合理。

英國導演Matthew Torne自資拍攝的紀錄片《未夠秤》(Lessons in Dissent)之中文片名難免帶著反諷甚至是挑釁的意味：年紀小又怎麼樣？戲裡兩位主角黃之鋒和馬雲祺皆從未成年的時候便開始參與社會運動，對社會事務既關切又深思。

紀錄片不同電視新聞，不只有短短十數秒的sound bite，深度和廣度都更優勝。很多人認為參與社運的青少年不夠成熟，沒可能有這樣的能力和辭令，背後一定有人操縱，或許他們看過《未夠秤》後會改觀。

有些人在《未夠秤》的海報上看到黃之鋒的樣子，便提不起興趣，不是因為他們討厭這少年，而是因為他們已看膩了這傳媒寵兒。所以這齣紀錄片在香港上映的意義便會跟其在外國影展上映有所不同。

對外國觀眾來說，可能只是兩位性格和位置不同的社運青年的對照；對於香港觀眾而言，則感到一種「難以平衡」的感覺。有趣的是，導演並沒有找來另一個同樣充滿領袖風範卻備受忽略的年輕人跟「已成名」的黃之鋒比較，嘗試「捧出」另一個社運明星，而是找一個不善辭令，更喜歡默默耕耘的人。

這種對照意味著，若紀錄片比一般新聞報道有更多機會去發掘黃之鋒的「背後」，那並非單單指向他的成長背景，甚至不是其他「學民思潮」成員，而是在另一個社運團體裡作支援角色的人。而這「背面」也有「對倒」和「鏡像」的意味──黃、馬二人其實從小在同一屋苑長大、上同一所中學，私底下沒有交往，卻不約而同地走在社運場上。

若馬雲祺跟黃之鋒猶如銅幣的兩面，那前文提及的「失衡感」該從何說起？社會運動若沒有領袖，便會是一盤散沙，但缺乏了群體，卻跟本不會存在。馬雲祺在片中帶出的是群體的重要性──他的綽號叫「馬仔」，剛巧「馬仔」在俗語中有「手下」、「支援者」的意思，並且常作眾數使用。這樣導演便須面對一種內在的張力，就是在群體與個人之間，攝影機該把其焦點如何分配的問題。

像「馬仔」這樣的支援者是社會運動的真正主體，而像黃之鋒這樣的領袖總是少數，卻總是得到最多的關注。原因之一是講求「速食」的傳媒習慣了把資源高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製造出來的「名人」更易於吸引閱聽人；另一方面是社運團體的動員策略，讓一些能言辭辯的人走出來，是理所當然的分工模式。但在這齣紀錄片中，導演打算讓馬、黃兩位少年把篇幅平分，讓馬雲祺得到在其他傳媒裡不會得到的重視，而這都是個人性的，便不免跟其「支援者們」的身份有所衝突。

有趣的是「馬仔」正缺乏了一個「傳媒寵兒」所擁有的特質，既沒有一語中的的sound bite，也不像黃之鋒那般打開家門讓記者進去採訪。導演沒有拍到他的家人，反而拍攝了他所支援的「社民連」和「民間電台」。這裡馬、黃二人之間再次產生了一種對照：黃之鋒的理想主義的奉獻精神有其基督教信仰之根源，而馬雲祺則傾向馬克斯主義，當導演無法採訪其親人之時，則轉向其所屬群體；後者如他的「第二個家」，當中的同伴和師友就像家人。這種社群帶著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影子，就如教會是信徒的「第二個家」。

在電影的後半部，竟出現了第三個焦點人物：政黨「社民連」的領袖之一吳文遠。在群體中，他就像馬雲祺的兄長一般，在行動上「馬仔」大多是作他的支援。導演以「橫切面」的方式拍攝這電影，把範圍集中在二○一二年這「多事之秋」，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選舉和反國民教育運動等盡發生在一年之內。吳文遠參選立法會議員，而馬雲祺是其助選團成員，而焦點則漸漸從馬的身上移至吳的身上。於是有些觀眾會感到奇怪，為何導演會放那麼多吳文遠的鏡頭進去？當中可能是製作上的問題：在默默耕耘的「馬仔」身上不易產生「能用」的鏡頭，在訪問他的時候或許會有很多沉思而無言的時間；或許會有一些因為仍未組織好而蘊含內在衝突的論點……反而在吳文遠身上找到「能用」的鏡頭不難，因為他正處於像黃之鋒那種能言善道的領導位置。

那麼導演的貢獻和限制同時呈現於馬雲祺這部份，即是說，一方面電影讓「馬仔」這類常被忽略的社運主體露面，同時也使這種表達形式的缺陷「浮面」──若「馬仔」的特點在於其隱微而沉默，影音媒體又如何將之再現？電視新聞要呈現的是「動作場面」，於是觀眾只能看到行動者們與警察之間衝突的畫面，卻無法透過攝錄機觀察「靜坐五小時思緒連翩」的狀況。

其實馬雲祺並非「沒有可拍攝畫面」，他常走在示威者前列，曾因參與焚燒區旗而被拘控；也許是為了與主流傳媒區別開來，Matthew Torne並沒有拍攝馬雲祺在示威時的「動作場面」，而是紀錄他談論公民抗命的內容，顯示出他行動前已有認真思考過其理念與後果。

然而行動者那些隱微、沉默而重要之處仍然位於鏡頭之外。怎麼辦？其實一直都有電影工作者嘗試開拓這種媒體本身的界限，例如以虛構的體裁再現真實用（青年導演盧鎮業的劇情片《春夏之交》的男主角就是處於社運後援的位置），或者使觀眾直視那些「不好看」的場景（例如日本導演小川紳介會呈現十分冗長的社運會議過程）。那麼，若果《未夠秤》能以五分鐘拍攝馬雲祺默默準備宣傳單張的過程；或不加剪接地呈現他一邊思考如何回答記者的問題，一邊修正其思緒的情況，甚至連當中的dead air時刻也完全留下，或許便能捕捉到這類「社運馬仔」的沉默背後的巨大能量，與黃之鋒的詞鋒對照時，也不會失去平衡，而是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