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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同行》:基督教與社運怎樣(難以)同行

教會在社會是否已經不合時宜、可有可無?《世代同行》這齣雨傘運動紀錄片聚焦於教牧同工如何與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一代「同行」。據網上的資料顯示,製作者張敬時的主題是藉著促進人們的互相理解,而達致復和。然而最終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尷尬的狀態:不單在片中嘗試當「和平之子」的教牧同工的處境是尷尬的,這齣紀錄片在今天更加劍拔弩張的「後雨傘」社會氛圍來看,想像中所能引起的觀眾反應,也是拍攝時期所不能預計,也是叫人不忍卒睹的 — — 可想像當日參與運動的人,今天看到這電影某些片段時必會粗言大罵,並加倍討厭基督教。


尷尬、疑惑、挫敗

基督徒有傳道和見證的使命,在傳播的場域中,總想傳遞一點信息,對其所關注的問題提供答案。《世代同行》除了紀錄一場社會運動當中基督徒的參與之外,也有很強烈的傳道的意圖,但執行出來,其實兩個目的是有所衝突的,結果模棱兩可。這場社會運動,是直面問題,結果人們發現了更多問題。當中的基督徒同樣經歷著這種境況,而且他們面對的不只是社會和政治問題,也包括了宗教和信仰的問題。紀錄片可以直面並紀錄這些問題,而不急於提供甚麼回應。

《世代同行》是難得的以基督徒為重心的雨傘紀錄片,遇到了信仰與社會強力碰撞的大好時機,卻沒有充份捕捉當中迸發出來的各種困惑、矛盾、衝突、挫敗,呈現點到即止、進退失據的窘態 — — 就如那些大發熱心去「同行」的教牧同工一樣。換另一個說法:起初的良好意願是世代同行,實況卻是世代同行的不可行;紀錄者有同樣的良好意願,卻不忍盡情揭示世代同行怎樣不可行。

舉一個例子:片中紀錄了一段兩代人之間的對話;資深的信徒在社運現場認識了一名沒有宗教信仰的學生,後者說自已有信念,但沒有信仰,而有信念便足夠了;信徒說人始終不可靠,須倚靠上帝……學生之後的回應被刪剪了 — — 就如片中無數點到即止的言述一樣 — — 這樣的「同行」反映出上一代縱然關心下一代,卻沒法衷心聆聽,因為他們已習慣了對各類事物有一套現成答案,像錄音機一樣播出備用說辭。當他們想著「復和」及「和平之子」就是答案之時,便努力擠進對峙中的警察和示威者之間,卻被視為多餘、不相干,甚至是「宗教抽水」的閒人。

片中也紀錄到信徒在這些經歷中感到的挫敗,但他們有沒有甚麼反省或轉化的心思,導演卻沒有跟進下去。他們想效法烏克蘭抗爭中的神職人員提著十字架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間展現捨身大愛,在缺乏基督宗教傳統的香港卻反被抗爭者質疑「我們遭受棍棒之際你們在哪裡?」。電影沒有深挖下去,只顯示出:善良的基督徒遭受了挫敗和委屈,對此深表同情。

理解之難、同行之難

《世代同行》把運動過程通屬的片段(包括衝突的片段)跟聚焦教徒的片段交替剪接,表達時序和事態演變,但缺乏仔細描述,雖靠觀眾自行「腦內補完」,但外國觀眾和將來的觀眾則可能難以理解。片中出現的衝突片段跟新聞片段差不多,看不出跟教徒的經歷和訪問內容有多大的關係,其實可以省略。不論是紀錄事態的部份還是描寫教徒參與的部份都是浮光略影地拼貼在一起。

有些牧者或信徒的說話,被導演剪出來引用,表達信息,卻缺乏上文下理,甚至沒有表明出自誰人之口。神學家龔立人在金鐘的演講(講稿全文見此)只取一句,也是抽掉語境,不無浪費。雖然筆者看不出製作者有自反性探討的意圖,這種只取其表面的參與,恐怕與片中顯示的「世代同行不可行」很類似。

「世代同行」這先入為主的意識,其實本身已經藉得反省:同行者是不是參與者?部份受訪信徒本身是運動參與者,他們所提出的疑問或評論其實正好指向那些「同行者」的尷尬處境。甚麼是「同行」?是不是一種不投入的在場?

香港有些教牧同工本身並不認同社會運動的抗爭模式,但他們願意身處在現場,跟抗爭的學生一起,按需要提供支援。筆者認同這特殊的在場跟基督徒的存在境況是契合的;他們追求「在地若天」、「在世但不屬世」,但這種本質上模棱兩可的處世模式必然帶來困惑、挫敗與衝突,這些效果正是極其寶貴的,因為上帝的恩惠與憐憫就在那裡。


然而片中顯示,當那些本不欲參與的同行者心裡帶著「我是有教牧身份的長輩」時,便有意無意地呈現一種從上而下的態勢。像上述那個強調「人始終靠不住,要靠上帝」的成熟信徒那樣,體現出來的同行其實是抽離的同行。其實個別受訪信徒的體驗,可以深挖下去,影片可探索問題而非急於回答:上帝會不會透過年青的抗爭信徒反過來牧養上一代人?當同行者不再惜身地投入參與之時(包括有關不公義的神學思考),其遭受的困難和軟弱,會否比在抗爭現場禱告和唱詩作出更有力的見證?旺角抗爭現場「聖法蘭西斯小聖堂」中的耶穌像在警察清場時被打爆了半個頭,或許能更有力地象徵真正的同行。(2016年九月)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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