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黐線，是偏見：三齣有關精神病人的電影

當我介紹自己曾在大學唸哲學的時候，被問及最多的問題並非「哲學即是唸甚麼的？」而是「係咪通常啲人讀哲學會癡線？」最初我未能想到一個最好的回應：「你才是癡線！」或「你想我怎樣回答你？答我係癡線？」或「你憑甚麼這樣說？有沒有統計數據支持？」……

這是無知所致的偏見----對哲學如是、對精神病如是。想到在香港似乎只有明星八卦才是真正「常識」，後來的標準答案是：「你知唔知李小龍、黃子華同陳綺貞都係讀哲學？」

 然而我們對明星一樣是充滿偏見的。熟讀娛樂雜誌的話，不難想到很多明星也被認定為「精神有問題」，記者編輯坐上醫生之椅，為藝人們診斷：躁狂、抑鬱、喪笑喪喊、失控狂奔。然後，茶客都識講：「啲狗仔隊咁樣影法，唔癲都逼到癲啦！」然後，繼續投票(鈔票)贊成這事兒。

 說要透過電影認識精神病人，跟透過狗仔隊的鏡頭去看差不多，都是扭曲的形象。然而，兩者還是有所分別：八卦雜誌暗示在揭露實況，電影故事則帶着虛構的前設。保持着這樣的距離去看電影，反而有參考的作用，理解編劇和導演的態度和意圖，提供另類的視角。 二十年前的《我有冇問題》(移魂女郎；女生向前走；Girl, Interrupted) 改編自一本自傳式的書，明言個人主觀的體驗。背景是六十年代風起雲湧的美國，主角是一個剛成年的女生Suzzana，醫生診斷她患了「邊緣人格障礙症」，一種直至她離開精神病院時都不知為何的病。最被她的「病徵」是：師生戀、成績不差但不願升大學、孤單疏離、隨時會出神地回憶往事、以酒送服安眠藥被視為自殺……最後她被視為「痊癒」的狀況則是：會開放自己與人講心事，透過文字和繪畫等途徑表達自己，以及最要緊的：不搗蛋、服從、合作。

即是說，不能跟社會妥協，可能是一種精神病。關鍵處是「自殺」，因為常識是理智的人不會放棄生命，但主角明確表達她不是想死才喝酒送安眠藥，她只是想睡覺----當然這是愚蠢行為----後來她受到院友自殺的衝擊，才更明暸「想死而自殺」是怎麼的一回事，對此她本來是多麼陌生。即是她最初不是自殺，但她不跟社會妥協的態度使眾人都判斷她是自殺，也就滿足了界定「精神病」的條件。

 這裡暗示了「精神病」是社會問題。搗蛋、違規、不坦承自己的私隱、制造麻煩，就是病徵。主角最後說，那些精神病人其實只是不願長大，或把某些癖好放大(例如說謊)，那麼，痊癒就關乎一個成長的任務，那意味着要與社會融合。

 法國哲學家Foucault(中譯：福柯/傅柯/傅科)研究過「瘋癲」的歷史，揭示出「瘋癲」的概念在歷史中演變；對待「瘋子」的方法、態度、相關的知識，往往離不開社會權力的運作。簡單來說，怎界定一個人是「瘋子」、為何要禁閉他們、瘋癲對社會的影響、誰有權去界定誰是瘋子等等，是社會構成的。精神病學家、或其他有權力的人，界定某些特徵是「精神病」，並創作一個「病名」，以後就可以把乎合那些病徵的人視為「精神病人」。例如：「邊緣人格障礙症」。

 18世紀的歐洲，還未有專門的「精神病院」，瘋子、罪犯、異見人士、乞丐、流浪者等等一起被拒禁。他們有問題，因為對社會無所貢獻、不事生產，那是一種過錯。解決方法就是把他們關起來「勞改」，那麼說有生產力才能被界定為「正常」，因勞動而悔改也成了贖罪的過程。瘋癲意味着懶散。

 後來，精神病人被單獨隔開來禁閉，因為他們被視為對其他「有問題人士」的威脅。Foucault分析了一所有宗教背景的精神病院，那裡把瘋癲視為罪責，一種道德責任；精神病人是未長大的孩子，需要的是父權秩序的「家庭」。當病人意識到自己的罪，願意承擔責任時，就意味着恢復理性了。這跟《我有冇問題》所表述的情況近似，主角和院友們就是未成熟、不願長大，被親人侵犯或缺乏關愛，療養院就是把她們強制於一個家庭秩序中，訓練她們直至她們能符合社會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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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提出質疑：若精神病是社會問題，除了是個體不能融入社會以致成為問題之外，可否是社會文化和制度出了問題，影響到個體的精神狀態？三十多年前爾冬陞導演的《癲佬正傳》描寫了社會的壓力和偏見怎樣使一個精神病康復者再次病發，並釀成慘劇。那麼二零零五年的《神經俠侶》就是一個非正式回應。

 《癲佬正傳》的場景並非精神病院，而是基層社區之中，雖然帶着對社會的控訴以及對精神病人的同情，但以「癲佬斬人」為題材，卻同時加強了坊間對「精神病人是社區威脅」的偏見。《神經俠侶》同樣把精神病人放在社區之中，但他不是威脅，而是受害者，以致是英雄。建築師阿成因經濟不景、債台高築，被高利貨逼迫。他帶着懷孕的妻子逃命，妻子卻意外流產，後來更受不住而跑了。阿成自此精神失常，身份混亂，常常以為自己是高利貨，打電話給自己(阿成)追債；又會不斷走上財務公司求情，但他姊姊早已代他還清債務。他就是被困在最挫敗、最自責的景況中，走不出來。

 電影在灣仔拍攝，着力營造社區氛圍，所以阿成不但沒有被隔籬，更得到社區的包容和接納：舊同學、姊姊、新移民鄰居、警察(另外兩位主角)---- 當新來報到的容祖兒問他會否亂斬人很危險時，師兄陳奕迅就說自己發起瘋來更危險，因為他有槍----重點是只要沒有犯法，每個人皆平等。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很多人想起精神病人就想起暴力，卻沒有想到大部分暴力罪案都是由「理智」的人所犯的----例如發動戰爭的人。

 《神經俠侶》只是一個童話，少不了被打到頭就回復理智的兒戲情節，香港社區也不可能如此溫情。但它卻提供了一種想像：這不就是「愛鄰舍」嗎？若我們覺得這勵志故事太戲劇化了，那我們所傳的福音呢？

其實，精神病可以是遺傳性的，也可以是找不到成因的。它可以純粹是一種苦難。

 那麼，福音幫到精神病人嗎？神智不清的人的決志「有效」嗎？當他們飽受折騰時，如何叫他們喜樂、感恩？

 龔立人博士在《不正常的信仰》中這樣描述一位患有精神病的朋友之信仰掙扎：「我認為她的信仰很坦白和很簡單，就是埋怨和信心、質疑與盼望糾纏之下的信仰。因為糾纏，埋怨沒有因信心的增加而減少；質疑也沒有因盼望的加強而減少。反而信心與埋怨，盼望與質疑是並存的。」(頁144)並舉詩篇13篇為例。很多苦罪的問題，我們不懂回答，也解決不了，卻仍可與受苦者同哀，一起慘叫：「耶和華啊，祢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

 精神病人是人，是社會的一份子，同是神所愛的兒女。若社會有問題，需要改變，教會學習作精神病人的鄰舍，就是改變社會的開始。

 (原載於fes中學生基督徒雜誌catch#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