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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肇邦《有敬》與《伴生》:長壽不等如祝福

有兩個很多人心裡想過,說出口卻是禁忌的問題:「你想自己如何死去?」、「你想你的父母如何死去?」黃肇邦的紀錄長片《伴生》以病弱老人及其子女為主體,並無溫情脈脈地宣揚孝道,而是揭示兩代人面對疾病與死亡時的困惑與壓力。

長壽之苦

《伴生》把很多人心裡糾結但難以啟齒的想法直現於銀幕,然而其對死亡與老弱之探索則須配合短片《有敬》才得以完整。前者的重心傾向不忍父母受苦的子女,後者則聚焦於厭世的百歲老人。

《伴生》《有敬》兩片雖呈現人的死亡,惟其最令人深思的,與其說是抽象的生死大哉問,不如說是「到肉」的老弱病苦之過程。很多人以「人生最後一段路」來描述年老的日子,以死亡為參照點反向定義這人生階段。可怕的是,這段路如何走,人往往無法選擇。

《有敬》的主角朱有敬是基督徒,她常向上帝祈求:「請讓我快點死去。」卻感到祂沒有理會。一方面,宗教給她帶來了其他信徒的照顧與關懷;另一方面,她卻難以感到釋然與安慰,陷於一種罪與罰的奇怪循環中:我向上帝求死,但其他信徒說那是罪,因此我仍活著受苦,苦得我繼續向上帝求死。因為孤獨和疾病,長命百歲成了咒詛。

然則有兒侍孝便是享福?《伴生》拆解了這迷思,以三個家庭的故事呈現孝道之難。沛叔與妻子同住一安老院,單身的女兒工作勞碌,也盡心照顧父母。但沛叔執拗的性格使妻女受壓經年,總嫌女兒不夠好,不無病態地不斷致電女兒,重覆著晦氣說話。女兒坦言也有承受不住壓力而情緒失控之時。松哥的妻子病故後,哀慟之中健康急轉直下,一年之內也離逝。其子不止一次在鏡頭前直言,眼看其父母臨終病重,真想他們快點離去,不忍其繼續受苦。這想法與《有敬》的一幕互相呼應:幾位長者說出他們對死亡的預期,不想臨終時勉強靠機器維生,寧可就此而逝。

人年輕時,病了大多能康復;但當人到了只會越來越多病、病得只會越來越重的日子,便知道是老了,所預期的漸漸從康復轉變為死亡。「醫學昌明」和「長命百歲」的意思同樣變得吊詭:科技延長人的壽命,隨之而來的是衰老和疾病,意味著科學所延長的同時是痛苦。

《伴生》中的沛叔和妻子

生命之輕

《有敬》與《伴生》所表達的並不全然是悲觀與無奈。《有敬》的色調灰暗,以雨天的憂鬱烘托有敬婆婆的愁煩。《伴生》則透著柔和溫暖的日光色調,以絢麗的晚霞作結。片中第三個家庭的故事平衡著另外兩個家庭的重壓:智障人士慕嚴的兒子兆銘出生後便交給別人照顧,但她最近十年患上癌症及其他疾病,已成長的兆銘便回來照料。

慕嚴像孩子一般單純,喜愛繪畫的她藉著色彩斑爛的「兒童畫」講述自己的故事,會以不完整的主禱文禱告。從外在條件看來,慕嚴母子比另外兩個家庭更貧乏殘缺,其心境卻最輕省--或許那正因為在慕嚴變老之前,他們已習慣了磨難。

《伴生》中的慕嚴在她的畫展作品前

面對他者的痛苦

在《有敬》和《伴生》兩片中,就著人的衰老病苦,死亡被表達為一種解脫。上文談及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病苦與死亡,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人如何看待別人的病苦與死亡。哲學家列維納斯的「他者倫理學」是有關人與他者面對面時所承擔的無可推諉的責任。(脆弱的)別人向你發出呼召:「你不能任由我孤獨死去。你不能遺棄我。」你沒有選擇而必須回應--那怕只最簡單的--「我在這裡。」

雖然「他者」尤指陌生人,但《伴生》顯示出至親之間亦有著無可抹消之隙縫,家人仍是他者,那更遑論院友與牧師,以及紀錄片的製作者和觀眾。然而當銀幕上這些陌生人把自身的軟弱透過鏡頭向觀眾敞開之時,便在發出呼求:「你不能無視我的苦楚」。

有些人會受感動、有些會捐錢給老人院、有的人當義工照顧長者,但也會有人不以為然:為何要我「硬食」這重擔?直面別人往往會造成壓力,寧可掩面不看。《有敬》和《伴生》的貢獻,就是在日常生活以外打開了一個讓人與人面對面的倫理空間,或義不容辭,或心有戚戚,此種存在的覊絆,總教人難以逃避。

(原載於《時代論壇》1570期;《評台》 2017年10月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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