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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無言》(過於寂靜的喧囂):冷看他痛苦做愛

「擬真」的性愛場面被當作宣傳重點,其實是捉錯用神,因為《性本無言》(過於寂靜的喧囂;The Tribe)的定位是在影展圈子活躍的小眾「藝術」電影,其觀眾大概也心裡有數,即使有性愛場面也很可能並不帶來歡愉,而是厭惡。《性本無言》的性愛場面根本不是戲裡的重點,暴力才是,而且同樣帶有「把觀眾推開」的挑釁性。


當然,主流電影的暴力場面大多是帶來娛樂性的,一些小眾的、有意審視暴力(或其他陰暗面)的電影則反其道而行。這些電影的創作者往往以冷調子來處理暴力和性愛場面,克制配樂的作用(避免觀眾情感被配樂影響),逼觀眾集中用眼看;鏡頭大多是中/長鏡頭,把觀眾置於旁觀者的角度,有礙於其投入,或對角色產生認同感。這種「冷暴力」的電影可能會把角色的遭遇以緩慢的節奏平白地表現出來,然後待觀眾感到有點納悶放鬆之際,暴力衝擊卻倏忽而至,卻要旁觀者不忍觀看。近年這類電影的例子有墨西哥、法國合拍的《校園欺淩後》(露西亞離開之後;After Lucia),也包括奧地利導演Michael Haneke的作品,都有一種「把觀眾推開」的姿態。吊詭的是,觀眾並沒有被完全驅離,而是被置於可望而不可即之處,產生「看著他受苦,卻無法插手」之感。

《性本無言》的另一「賣點」是全手語、無對白、無字幕的設定,要把觀眾更推開一點,毋疑是極大膽的,因為這是明明白白地把視電影為娛樂的觀眾趕走,只吸引那些願意把看戲視為挑戰的小眾。

故事背景設於烏克蘭一所特殊學校,主要角色全是聾啞人士,以手語溝通。因此《性》的觀眾比較他們觀看其他「冷暴力」電影之時,更多了一重語言的屏障。雖然導演Miroslav Slaboshpitsky巧妙地讓觀眾透過角色的身體語言和遭遇去了解劇情,但語言上的鴻溝卻妨礙了他們投入角色的內心世界。男主角是個轉校生,怎料那學校是個犯罪集團,師生上下皆有份。主角為了生存只有加入這夥團,因其天賦更漸漸被委以重任。他們偷盜、賣淫,當上淫媒的男主角卻愛上了一個要被賣的女同學。可悲的是他只能以嫖客的身份跟她歡好,雖然她對他好感漸生,但他的慾望越來越強,要佔有她,那便注定他們不會有好結果--一方面他沒有空間去學習怎樣愛別人,其鍾愛的女生也只是其慾望之佔有物,另一方面他由愛生妒,妨礙著集團做生意。

編劇把男主角置於一孤獨的位置--作為聾啞人士本來已是社會中的弱勢,在犯罪集團中他的內疚、不忍、勉強等情緒皆流露於觀眾面前。然而,當觀眾預期他會逐漸腐朽如其他人一般之時,他卻與所有人為敵(連他愛的女生也樂於為娼,能賺錢又能享受性愛),最後成為比其他人更惡之魔,犯下更大之罪,步向悲絕的結局。集團要把女生賣去外國,已被貶為閒人的主角卻搶去他愛的女生的護照毁掉,被「同伴」毒打。他們或許以為他死了,回宿舍睡覺,卻在夢中被回歸復仇的主角逐個殺掉。

導演以很多一鏡直落的中或長鏡頭來組成整齣電影,每一段一個事件,實時呈現的方式讓觀眾有現場感(卻非投入感)。觀眾的位置多於角色眼睛成水平,透過攝錄機被安排在一旁觀的矩離。例如幾個高年班的壞學生在廁所教訓低年班的手下,觀眾就像其中一份子,圍著那個低年班學生看他被毆打。另外一場墮胎戲裡,女學生找黑市女醫墮胎,手術在浴室進行,導演便讓觀眾彷如站在浴室門口,看著無情暴的「醫生」怎樣把一件件的工具插進女生下體內,觀眾眼巴巴看著女生極度痛苦,卻無能插手。

當然觀眾是不可能對電影世界裡發生的事情插手的,但若那是現場轉播的罪惡場面,觀眾又能干預嗎?其實我們每天看着電視和手機的屏幕,知道有那麼多壞事情發生,能插手的空間又有多少?所以這些「冷暴力」電影的挑釁性不單在於其對暴力與性的呈現並不帶來快感(如主流電影),而是令人不安,卻又逼人直視。全手語、無字幕、無配樂的設計使觀眾集中精神觀看角色的行動和遭遇,在他們習慣了聲音的缺乏之後,更被少數的、配合暴力情節的聲音所震憾(例如無力尖叫的女生在墮胎時痛得嗚嗚慘叫;最後主角大報復時以金屬多次擊打敵人頭部的聲音)。這些處理手法呈現出實在感,而正是這種實在感對觀眾而言富有挑釁性。


罪惡每天都在發生,善良的人也會墮落,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卻無可避免,觀眾只能袖手旁觀--真的嗎?這齣劇其實沒有說「改編自真實事件」,那麼烏克蘭的聾啞學校當中真有那樣的犯罪集團嗎?也許當觀眾主動去了解世界不同各落發生的事情之時,我們才有離開那旁觀者位置之可能。


(原載於《時代論壇》1456期,201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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