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亮的紀錄片《上訪》

中國導演趙亮的紀錄片《上訪》，當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五小時的版本，看得累人。累的不只是長時間集中精神，還有隨着電影中那些上訪者的遭遇而起伏的情緒，夾雜着無奈、憤怒和傷心，原來是那麼耗人心力的一回事。

這樣長時間的觀影體驗，呼應着上訪者經年累月的上訪歷程。有不少上訪者堅持了二、三十年，趙亮拍攝這片也用了十多年，是為了甚麼？若同期在柏林影展獲奬的《歲月神偷》所表達的，是羅啟銳和張婉婷那一代人在過去的逆境中顯露出堅毅的美德，以困境來凸顯人的毅力和忍耐；《上訪》就是把主人翁的逆境和堅毅均增強十倍的現在進行式，卻以人的執着來反映生存境況之惡劣和不公 。

上訪者的故事並沒有把事過境遷的困難浪漫化，然後得出「堅忍終有成就」的結論，因為上訪並不為了成果，而是為了「公道」。

或許我們會認為這是愚昧的，因為「務實」的說，指出了外在環境的問題又如何？明知上訪沒有效果，搞不好被「截訪人員」盯上還會被痛打，更糟的是會被抓去勞教甚至是精神病院。其實上訪的時間可以用來發展其他事業啊！同志們，放下包袱，努力向前，不是更理智更美好嗎？

這樣的觀點，是只着眼個人，理性地盤算自己的過去與未來。得出的結論是，「堅忍」和「奮鬥」這些個人層面的「美德」就是消解外在困難的方法。「個人」標示了這種努力之極限。

但究竟是甚麼原因使越來越多老百姓走上上訪的窄路？難道他們都沒有理智？莫非他們不想與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只是當社會越來越慾薰心，官商合一的權力集合體任意剝削百姓的資產和權益，而百姓有冤無路訴，不能透過司法渠道去維護權益，甚至被貼上「破壞和諧」的標籤而被打壓，才會被迫－－而不是選擇 －－走上上訪之路。

我們必須超越個人層面的利害，因為體制問題影響的是社會整體。當循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維權律師」被「法律」判進監牢；當那些受毒奶粉和豆腐渣工程所害的孩子的家長被視為罪犯；當上訪成了一個社會現象 — — 這些都反映出「個案」背後體制的問題，也就不再是個人層面「如何面對過去」的問題，因為腐敗的體制並沒有過去，只會製造更多受害者。

這是現在的問題，更是未來的詛咒。

(原載於2010年4月13日AM730，此文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