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星淚》：悲慘世界中的盼望 (下)

跟方亭對著幹的也有一個警察，是賈維爾的化身，並不是臉譜化的邪惡或忠直，而是嘗試在波雲詭譎的局勢中「效忠自己的國家」，像香港電影中常見的臥底，但臥底的本質就是背叛，正好解構了「忠君愛國」的概念。

首先是物質上的匱乏，繼而是靈性上的虧欠。尚萬強（1995）在小山丘遇上一個清掃煙囱維生的少年，少年一邊把玩著賺回來的錢幣，一邊唱著歌，大意是：「若你不幸，父親坐牢，母現蒙污，自行了斷吧！若你從未摸過別人的錢包，你我便非同類!我們劫去別人的飾物與布偶，搶掠粗心大意的人。別怪這些可憐又可笑的人，這就是悲慘世界的抒情詩……」唱到這裡，少年的錢幣被尚萬強搶走了，驚慌地逃去。

這是尚萬強最後一次做壞事，他想馬上補咎，叫少年回來把錢幣拿回去，但少年已被嚇走了。尚萬強「煙囪小子！對不起！」的呼喊在山谷中迴蕩，那時他大概想起前一天已被主教用銀器買贖了他的靈魂。

悲慘的世界就是罪惡的世界，但罪惡因貧窮而起，男盜女娼，可憐可憫。尚萬強波折的一生源自他為了捱餓的姨娚偷麵包而起，跟賈維爾糾纏不休。1998年的電影版的開端和結尾都聚焦在尚萬強一個人身上，他個人的福祉淩駕於社會的狀況，解決賈維爾彷彿便等如解決了所有問題，未免狹窄。相比之下，2012年和2005年的電影版更貼近雨果想呈現的世界觀：「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

雖然2012年的音樂劇版本的軸心是主要角色的內心變化與掙扎，但其敍事鋪展開去，從個人的遭遇輻射到眾生之狀況。尚萬強除了偷麵包，也因為屢屢逃離刑罰而加監，因為改名換姓脫離假釋犯的身份而被追捕。勞役人的不只是肉體的貧乏，也指自由被剝奪。芳婷為女兒賣髮賣牙，當娼病亡，一曲《I Dreamed a Dream》賺人熱淚，因為她唱出了窮人可憐，窮女人更可憐。柯塞特被母親交給泰納第夫婦（M. & Mme. Thénardier）托管，但被迫做苦工，沒有家庭溫暖－－直至尚萬強出現。馬留斯雖是富三代，但心繁共和理想，以身犯險。世界需要變革，但革命總是「尚未成功」。

至於賈維爾，他是警察，屬特權階級，有何悽慘可言？問題是他最後仍是無法處理良知與法律之間的衝突而死了。換言之，能留存於世的警察，恐怕只有那些沒有良知的人。這就是「依法治國」四個字未能涵蓋的。善惡對錯缺其本質，而是法律說甚麼就是甚麼。那法律由誰決定？電影裡沒有直接觸及，但那跟共和革命的理想關係密切。重點是，在沒有良知、只有法律的世界裡，人們無法得到幸福。

1995年的電影版從1900年說到二戰之後，在此之前，法國已經歷過共和革命、恐怖統治和帝制復辟，又迎來兩次世界大戰和納粹佔領。馬留斯的同志仍須努力，大志未竟，貧窮戰亂依舊肆虐，苦難以殊異之方式在歷史中重複。義人蒙冤之戲碼出現過在方亭父子身上；猶太人Ziman遭受要命的歧視，流離失所；方亭一度被逼上梁山，對不義之財深感不安－－都是尚萬強所體驗過的。方亭的母親被逼賣身賺錢，Ziman的妻子要跟納粹軍官跳舞－－這些是芳婷的經歷。方亭小時候在酒館當童工，Ziman的女兒化名留在修道院中，與父母仳離，以躲避納綷魔爪，都是在重踏柯塞特的足跡。然而他們不是時代的特例，戰亂與大屠殺導致生靈塗炭，苦難更超貧富懸殊的無情社會。

不過，《孤星淚》並非一個毒咒一般的籠牢，叫方亭和Ziman只能重複尚萬強等人的命運。文藝作品也是人用來理解世道人生的資源，以致成為盼望的種子。

《孤星淚》的孤星就是孩童時期的柯塞特，因為她在泰納第夫婦的酒館做苦工的形象深入民心，音樂劇裡《Castle On A Cloud》一曲楚楚可憐的歌聲使人忽略了柯塞特從來未當過一個孤兒。母親芳婷死後，尚萬強便成了她的養父，直至她嫁入馬留斯的豪門。

其實故事裡一眾角色皆屬孤星，因為苦難世界的特徵就是孤單的人。我們不妨多說一點反派的賈維爾，因為他才是故事裡最孤單的人。

賈維爾是尚萬強的鏡像，音樂劇版本充份表現了兩人各自的掙扎，以及二人之間的羈絆。尚萬強面對的是「我是誰」的矛盾，存世之拷問一直催迫著他在罪與善之間抉擇；結果他選擇為善。賈維爾面對的卻是兩種善的衝突。他本來認為法律與秩序就是善，作為執法者，盡忠職守是天經地義的。他時常表露出天真耿直的眼神，精忠昭日月－－直至他發現有另一股道德的力量。法律外加於身，良知卻內存於心。賈維爾不難理解為何尚萬強對他如見鬼一般驚惶，卻無法體會後者怎會為了無辜人的清白挺身而出，呼喊「我就是囚犯24601！」更不明白後來當尚萬強有機會殺死他之時卻放他一馬。

尚萬強和賈維爾各自的掙扎是對立的，源自其對立的道德觀。尚萬強看自己和對方分別是蒙恩者和自義者，賈維爾看自己和對方則是義人和罪人。然而尚萬強的道德觀再三撞擊著賈維爾的既定觀念，最終搖動了後者那高牆一般的信念。最後當尚萬強再次落在他手上時，他放過了前者。蒙恩的罪人尚萬強的良知，引出了自以為義的賈維爾的良知，旋即撞向素來以法律為道德的高牆，產生出內疚。崩塌的牆壓下來，使人窒息。賈維爾的孤單源自個人內在的分裂；他和尚萬強放過了對方，他卻無法放過自己。夜空黯淡，碎裂的流星墜入深淵。

1995年的電影版裡也有一個持續跟方亭糾纏著的警探，也就是賈維爾的化身。他的性格介乎於另外兩個版本之間，沒那麼清心，也未至於黑暗，而是因無明的困惑而成了逼迫者。他面對的不是良知與法律之間的張力，而是當他選擇了「盡忠職守」的原則之後，才發現這原則並不可能達致。導演Claude Lelouch的改編把故事背景設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亂世，以整個國際環境之詭譎多變來解構「盡忠職守」，當政權只是沙上城堡，法律便只是空中閣樓，忠誠便無對象，只是幻象。

這個現代賈維爾，在維希時期幫納粹黨追捕逃亡的猶太人，因而逼害曾幫助Ziman一家的方亭。後來他穿上納粹軍服參加官方舞會，舞會中有一隊從集中營挑出來的女子被逼當「舞女」。跟他共舞的那個對他充滿輕蔑，視之為國賊。警長把她帶到房間，卻不上床，說要幫她逃亡，因為他其實並不是納粹的同路人。戰後他沒有被當成「法奸」對待，保留原有職位，更取得他所救的猶太女子之芳心。

方亭跟他形成了有趣的對照：方亭被嚴刑逼供，困在牢房，卻被一群跟腐敗警察和納粹勾結的劫匪所救，脫獄後加入匪幫，卻又會為目標通風報信。這幫匪徒後來得知盟軍即將反攻，便轉投反納粹陣營，跟警長同樣看準時機。戰後，除了方亭從良，開了一家餐館，以前當賊的繼續當賊，警長仍然是警長。兵追賊到了方亭的餐館。經過一番折騰，方亭殺了匪徒，救了警長，警長卻想在途中幹掉方亭。反諷的地方是，這個賈維爾的化身不相信法律，反而是方亭相信在法庭上會得到公正的審訊。警長正是恐怕在法庭上無法隱藏其黑暗的過去，但他殺人滅口的奸計失敗，更被方亭說破「盡忠職守」實乃自欺欺人，警長旋即拔搶自殺。表面上，警長和方亭同對在亂局中轉換立場，但其底蘊是相反的：警長的原則是「效忠」，但效忠的對象變化不定，使他不惜以「臥底」的方式來效忠，然而臥底的本質就是背叛者，「忠誠」只是幻象，底下甚麼都沒有，若揭開的話便會滅亡；方亭目不識丁，一直靠道德直覺來處事，雖常有無奈，到底沒有尚華強那種罪咎深重的掙扎，反而像2012音樂劇版本的賈維爾那種可昭日月之清心。

方亭說自己小時候像柯塞特，其實他比那個拿著掃帚想像雲端城堡的小女孩還要孤苦，父親含冤收監，逃獄失敗而死，母親得悉後自殺。酒館老闆泰納第培育他為拳手，不讓他讀書。導演特別寫了一場方亭在戲院裡看《孤星淚》電影 （1934，Raymond Bernard執導）的戲，不識字的老拳手看到結尾尚萬強臨終前和柯塞特團聚，熱淚盈眶。他如斯感動，除了感懷身世，也因為從前他須靠Ziman一家唸書給他聽，只是故事未完成方亭便已被捕，如今透過光影藝術，終於知道了孤星終能團圓。他一直視尚萬強為自身參照，雖然戰爭未完，電影便給予他一種力量，讓他在亂局中持守美善，這種力量叫希望。

1995年版的《孤星淚》可說是Claude Lelouch對世紀末憂鬱的回應，趁著二戰結束五十年、電影誕生一百年的時機，高舉藝術的力量，懷著信念邁向未知的新世紀，因此他給主角們一個最完滿的結局。警長死後，方亭保持清白，Ziman一家在他的餐廳裡團聚。方亭看著Ziman的女兒長大，在他的主持下舉行婚禮。電影開場是貴族們的夕陽舞會，為方亭一家的波折揭開序幕；最後一個鏡頭則是幾個主要角色歡欣舞蹈，攝影機在明媚陽光之中和他們一起旋轉起舞，就像雷諾瓦的舞會。

音樂劇版本的結局則沒有這種在現實的大團圓。在Claude Lelouch的世紀末版本裡，團圓的條件是抗爭成功，但新世紀版本裡的抗爭卻是失敗的。貧窮、疾病與暴力都會使人生死相隔，團圓還怎麼可能？音樂劇版本的結局裡，尚華強逝去，迎接他的是如聖女一般的芳婷和當年導他向善的主教；鏡頭一轉，他們和眾多於起義時犧牲的英靈一起，於原先的抗爭場景中再次唱出革命之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其歌頌的卻指向來世的樂園而非今生的理想國度。在現實裡遭逢物質性的挫敗之後，藝術和宗教打開了靈性的向度。牛郎星和織女星相隔十六光年，這是科學的理解；牛郎和織女每年七夕於鵲橋相聚，這是文藝心靈的自由。

或許有人會說，2012音樂劇版的結局的意識型態是保守的，只能訴諸與愛情與家庭的小確幸，而靈魂的歌唱也只是自我麻醉的精神鴉片。這也是一個選擇。方亭作為電影觀眾，則從中支取了力量。馬留斯的抗爭是失敗了，芳婷和尚萬強始終逝去了。用現實的眼光看，這是終點，是結案陳詞；用靈性與藝術的眼光看，這才是起點，是可能性與盼望的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