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圍的夜與霧》：港男無能悲歌

「天水圍的夜與霧」叙述的並非一般倫常慘劇，而是九七回歸後日趨無能的港男悲歌，在天水圍這個「新邊境」折射出香港人那無從歸屬的精神狀況。

電影開始就是結局，少婦王曉玲和兩個女兒死於丈夫李森刀下，而李森也引刀自殘。以死亡的結果來開場，彷彿意味着這是無法避免的宿命。

李森性格暴躁，暴力其實是為了平衝內心的無力感。以前經濟好時，他在地盤工作收入不錯；但今天風光不再，要拿綜援過活，卻為了面子不准妻子工作。他有小聰明，愛面子，內心卻軟弱，是港男典型 — — 他本來怕老婆(惡死港女)，在深圳認識了王曉玲，年輕、溫柔、漂亮，因出身農村而帶着令人憐愛的天真，正符合了在「港女淫威」下的港男對內地女性的慾望想像，所以她有了孩子，李森就決定離婚再娶。他在人前說自己不是那些「包二奶」的男人，是謊話。

一個人習慣撒謊，常常有過度的情緒反應，生怕別人搶自己的東西，往往反映出內心的脆弱。每一次王曉玲跑掉，李森都會哭，是出於愛情嗎？然而他對妻子毫無尊重，動輒拳打腳踢，只是把她視為個人擁有的物件；哭就像孩子失去了心愛的玩具。既然是玩具，就以滿足自己的慾望為自的(縛着王曉玲的手逼她做愛)，也會怕被人搶走(常常說王曉玲勾引男人)，因此總在疑神疑鬼。然而王曉玲是人，所以會跑掉，會有自己的想法；最後李森殺死她，就是徹底地否定她作為人的主體性。

或許教李森憤怒的不只是「玩具」被奪去，而是身為香港人和男人的優越感也被奪走了。他本是地盤工人，在四川農民眼中卻是「工程師」；誤會看來無傷大雅，他也樂得享受那種被崇拜的感覺。那時候，農村羨慕出城打工的(王曉玲)，國內的羨慕香港的，所以李森被仰望着，也更貪得無厭，帶着香港人的「優勢」去勾引王曉玲二妹，她們的父母也得視若無睹，好使大女兒能順利嫁作香港媳婦。

可是，回歸後香港風光不再，對內地的依賴越來越大，過去那更文明、更富有的優越感褪去，轉變為不安與焦慮。當李森沒錢，王曉玲也不是任由罷佈之時，他的無能就沒法掩飾了。鏡頭下那斬斷半截的門鱔，卷曲地掙扎着，直指明李森/港男被「去勢」的境況。其實無能的還有香港的建制，那父權的象徵。王曉玲找遍議員、社工和警察求助，都不能幫她逃過一劫，而在戲裡的這些建制代表竟都是男性！

其實香港以前的優越感是借來的，殖民地只有工具的價值，所謂文明和現代化也只是資本主義那自私和貪婪的化妝。這樣的優勢沒有在文化和精神上紮根，當中國這「新宗主國」在經濟上起飛之時，香港的衰退所動搖的，其實是自我身分的確認。這樣的失望不單影響到土生的香港人，連王曉玲這些新移民也不免有「夢想破滅」之感(以為來香港當少奶奶，怎料捱窮又捱打)。視野跨過邊境，她看到水邊的深圳大廈林立，霓虹燈照，竟似香港聞名的維港風景 — — 她在天水圍是沒有多少機會看到維港的。王曉玲還可以選擇回去，家人都在國內；但李森去過內地又要退回來，無處可立足的焦慮就會令人無所適從，抑鬱、狂躁，以致於瘋狂。

李森以殺死兩女來要脅妻子回家，在河上垂釣着等待。導演插入他在四川把王曉玲家中的狗活生生打死的一幕，再接回他在釣魚的近鏡：李森緩緩轉過頭來直視鏡頭，目透兇光，咧嘴露齒，人變成了獸。殖民歷史帶來的繁榮和自信褪色，就連文明也一併流失，殺戳就是野蠻的表現。王曉玲穿着印有英國旗的衣服被利刀插死，更有反殖民/反文明的意味。玉石俱焚的暴怒可能是出於被遺棄的絶望 — — 被英國捨棄，卻對中國無法認同，就成為了孤兒 — — 呼應了王曉玲問小女兒「若爸爸媽媽分開了會怎樣」，小女兒答道「那麼我就是孤兒」的一場。

香港可真是毫無出路？很多「港男」只管抨擊「港女」，自己卻窩囊不濟，傳統的父權與建制無能為力，然而看來軟弱的「師奶」卻可能是「第三條路」。王曉玲最被信任和支持的地方是庇護中心，在那裡受害女性之間能互助互愛。相對社工和警察對危機「後知後覺」，庇護中心裡會占卦的小莉則是預知危機的人，多番警告王曉玲。而她們也不是只能被動接受幫助的人，會去示威，保護維港(香港文化的象徵)，爭取普選，也是尋求「香港人」身分的自主性。

最後一個鏡頭，在四川竹林裡仰望着天空，大概是王曉玲期盼着一天離開農村，到城市享盡繁華；但鏡頭緩緩下擺至地面，卻是一片灰色迷霧，竹林成了沒有出路的迷官。這樣看許鞍華是悲觀的，但與「天水圍的日與夜」並在一起，卻又可能是樂觀的。近年越來越多本地創作讓「師奶」抬頭，亦以天水圍為背景，象徵香港的處境，靠近祖國，柳暗花明。王曉玲童年時隻身到深圳打工，也是香港人「肯做肯搏」的特質。這些婦女哺育着香港的新一代，呼應着二戰後由內地難民所建設的香港，百廢待興。對這群新移民的讚美，可看作「回歸」後重尋歸屬的線索 — — 雖否定其父權，卻肯定其作為「母國」(Motherland)的貢獻，盼望着重新振作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