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風很大》：黑屏與公廁的真實

1)導演雎安奇用16mm攝影機拍成，十三卷菲林中有七卷已過期八年，最後把所有素材都放進成片中。如今網絡看到的版本似乎是先燒錄為光碟再上載，畫面聲音更加粗糙，彷彿鏡頭前的世界和攝影機裡都飄進了沙塵。

上半部，攝製隊在街頭、廣場甚至公廁「突襲」訪問市民「北京的風大嗎？」其實片名就是雎安奇的答案，而這不是基於採訪總結而來的，而是先有答案再有問題。

所以這齣片並不是真的想了解(人們覺得)北京的風大不大，而是為了這個問答遊戲本身。首先，電影拍下了人們被突襲式訪問時的反應，有的直行直過，有的認真回答，有的驚惶走避，有的質疑製作者的身份及居心。

導演一行人走進了一個看似酒店大堂的地方，那裡受訪者(大都是男人)的警戒心特別強，有個被問「你覺得現在的生活有優越感嗎？」的人反問：「你們是甚麼單位採訪我們？」

2) 值得留意的是不少沒有攝錄畫面的訪問內容，只有聲音和字幕。有一些是出於攝製隊的安全意識；他們在天安門廣場拍攝的部份就是採訪時只錄音，另外拍一些現場畫面但不訪問。有一段走上公寓拍門訪問，管理員出現干預的部份也是有聲無畫的。所以黑畫面(有時是白)不是甚麼也看不到，除了字幕，你還看到權力。

就像掩蓋著鏡頭的一隻手，但這隻手是導演自己的。

雖然重點是「在公共空間訪問」這個行為本身，但也不能說其答案不重要，因為受訪者會說些甚麼都不是攝製隊所預料的，有些也會越談越多。

例如一個最初表示疑心的受訪者先反問「你們不是台灣的間諜吧？或者是別的地方來我們這裡刺探我們的情報吧？」

攝製隊應變甚快：「為甚麼你會有這種想法？」

受訪者：「因為我們在這世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豈可無。」

攝製隊再問：「你是不是時刻都覺得有一雙眼睛在盯著你？」

這時候受訪者便來一段社會學論述了，甚至談到了Abraham Maslow的「需求金字塔」：「人具有社會性，社會就是時刻都含有尖銳矛盾的社會群體。現在面對社會上錯綜複雜的各種形勢，應該相信這麼一句話；甚麼的人都有，人活在這個社會上，有五大基本的需要：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安全感，第三是愛慾歸宿，第四個是尊重，第五個是自我實現。安全名列第二，是最基本的，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攝製隊打蛇隨棍上：「那你現在是否有安全感？」

答：「如果你站在我一米五以外，我會有安全感的。超過這個距離，我就感覺沒有安全感了。」

這段也是沒有畫面的，結束時從「……我就感覺沒有安全感了」突然剪切到街上的監控攝像機。

3) 除了「北京的風大嗎？」雎安奇看到男女成雙成對在街上會問「你們幸福嗎？」、「你的理想是甚麼？」、「我能和你們一起吃飯嗎？」(問餐廳的食客)、「你能借我電話用麼？」，在天安門廣場就問「此刻在天安門廣場有甚麼想法？」

另一段黑屏的問：「中國電影努力的方向是甚麼？」答道：「第一要拍出精品，老少咸宜。第二，要中國人自己說好，外國人也說好。不能光讓外國人說好才算好。」不知《北京的風很大》和雎安奇後來的作品是否符合這些條件？

按資料顯示，《北京的風很大》入圍柏林影展，在法國《世界報》有好評。雎安奇在2014年的《詩人出差了》更在海外獲得多個大奬。

4) 最後十分鐘，攝製隊在電話亭偷聽一對山西農民夫婦的對話。他們為患上白血病的兒子來京求醫，卻付不起醫藥費，十分絕望。攝製隊跟著他們去醫院。小男孩躺在床上雙目無神，一隻手仍不斷為母親抹眼淚。

5) 網絡上有些人說《北京的風很大》是「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和「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混為一談。雖然兩者都著重現場錄音和輕型機動的攝製隊，但直接電影要求攝影機如牆上的蒼蠅，避免介入所拍攝的對象；真實電影則坦然讓收音咪和訪問者的聲音(和身影)介入，捕捉被訪者受攝製隊刺激的反應。這些暴露於觀眾眼前的製作痕跡產生了一種疏離效果，在這片中還包括了一些刮花的菲林閃現畫面。他們呈現的真實是讓觀眾看到蒼蠅怎樣煩人。

雎安奇拍《北京的風很大》的確很有冒犯性，無視別人私隱偷聽別人談電話內容，甚至衝進公廁拍一個光著屁股的大叔：「我操，我蹲著，你還他媽的問啊？」紀錄片求真，但是否需要保護別人的私隱？導演藉此試驗公共拍攝的冒犯性及挑釁性，但求所得的「真實反應」與公營電視台在規範中進行的採訪有所區別。在公用廁所大解時被人闖入拍攝是甚麼反應？其實這種真相不需要電影人告訴大家。

另外攝製隊被問到背景時，會胡謅自己「是電視台的」或「珠江電影製片廠」，不知這樣有否違背拍攝「真實」的意圖。

那些監控攝錄機算不算「牆上的蒼蠅？」一，若人們知道鏡頭的存在而循規蹈矩，他們已經是因為這種介入而「表演」。二，人不會懼怕蒼蠅，但會怕「蒼蠅王」。

「真實電影」的鏡頭其實是攝製隊的主觀鏡頭，「直接電影」的鏡頭致力成為「客觀」鏡頭，監控「天眼」的鏡頭是另一種「主觀」鏡頭 — — 「主子」的觀點。

6) 電影紀錄了街道的各種聲音和，人們接踵摩肩上公車的片段也令我回想起十二年前在北京的日子。那時候也用數碼相機拍下了一些零碎片段，並借用了打工青年藝術團的許多創作的《北京、北京》剪輯了一個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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