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年代，鄰舍何在：賈樟柯電影裡的好撒瑪利亞人(下)

(三)

《三峽好人》把「有中國特色的鄉愁」以及鄰里崩解的問題放置在一個既廣延又細膩的複雜敍事中。男主角韓三明在賈樟柯第二部長片《站台》中已出現過，在山西農村討不了生活，簽了下礦挖煤的「生死狀」。多年以後，他在《三峽好人》中來到重慶奉節，要找他那離開了十六年的妻子。其實他的婚姻是用三千元買回來的非法結合，後來因為政府出手把其妻解救出來，更讓她把女兒帶走了。這基本設定呼應著李楊的兩齣電影：《盲井》講述非法經營的煤礦常出意外，礦主輕視人命，有事只會花錢打發；《盲山》則是有關販賣婦女作人妻子的故事，戲裡的「鄰舍」就是合力阻止被賣的女主角逃脫的村民。

三明尋妻的過程並不順利。雖然他拿著妻子的住址，讓當地人帶路，卻發現那兒已被河水淹過，當然人也找不著。跟汾陽一樣，奉節也是一個正在分解的家鄉：因為三峽工程，這小城分階段被淹沒，無數家庭被遷移。導演也是抓緊當中的過渡期來拍攝，紀錄現已不復存在的景觀。在發展的巨大渦輪下，最不願離家的人也無法阻擋家鄉之消逝，更遑論「鄰舍」。

在等待妻子消息的日子裡，三明加入了當地拆遷工人的隊伍。這隊工人在戲裡總帶著諷刺的意味：毁家成了養家的手段，大家都在拆別人的家，最後還有哪一家能留得下？當三明跟工頭初次交談時，工頭說起當地勝景夔門，便掏出一張十元紙幣，因為上面刻印了夔門風景(三峽工程使水位上漲，景觀已變)；三明介紹故鄉山西，也掏出一張五十元紙幣來展示黃河壼口瀑布。彷彿在政治和經濟的力量消滅了人的故鄉以後，人只能以國家認可的錢幣來懷鄉。

然而，在這人與事皆在流動與離散的世界中，賈樟柯卻勉力抓住那些希望閃現的瞬間－－就像戲裡倏地掠過雲端的UFO－－這種在寫實基調中冒現的超現實筆觸，就如文藝對社會現實的介入，藉著創意重構「鄰舍」的意義。

三明在奉節認識了一個少年，有一個渾號叫「小馬哥」，即是港產片《英雄本色》裡的Mark哥在國語版本的譯名。小馬哥是個小混混，最初跟三明相遇時把他強行拉去看魔術表演。他十分崇拜周潤發，模仿他在《英雄本色》裡用紙(幣)點煙，又用《上海灘》作電話鈴聲。有一次小馬哥被仇家打傷後被三明所救，便跟他稱兄道弟。

小馬哥是個混淆了想像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喜劇角色，卻落得悲劇收場。滿口道義的他奉命拉隊去跟別人｢開片｣，還跟三明約好晚上回來喝酒。但回來的卻是一具被偷偷埋在地盤裡的屍體。為小馬辦理後事的只有三明；他的家人、道上的夥伴，以及用五十塊錢便叫他賣命的｢老大｣都不知在哪。只有三明這個異鄉人是小馬哥的鄰人。小馬哥從電影創作中汲取人生的養份，追逐江湖義氣，也懂借用《喋血雙雄》的對白來自況：這世界已不適合我們了，因為我們都太念舊。正是這種天真的不合時宜，在這萬物分解流離時代使他與憨直的三明建立真正的友誼。

(四)

耶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回答了一名律法師有關「愛鄰舍」的問題。對於那遇劫受傷的人來說，他的「鄰人」就是那憐憫他的撒瑪利亞人。撒瑪利亞人被當時的猶太人視為不純正的異類，在耶穌的眼裡卻比猶太祭司和利未人更符合「鄰人」的定義。耶穌用這比喻顛覆了既定的「鄰舍」概念，擺脫了基於社區劃界繼而是民族身份而定的本質性論述，代之以屬於意志與行動的「憐憫」來定奪。

很多信徒從中推導出一個正面的教訓：你要憐憫別人，愛人如己。那麼信徒便是主動透過憐憫來構成「鄰舍」的關係。不過，耶穌向律法師問的問題是：「誰是受害者的鄰人呢？」而不是「誰是撒瑪利亞人的鄰人呢？」那麼，焦點本來就落於那被動的受害者身上。「誰是我的鄰舍呢」的答案並不由我主動透過憐憫誰人來決定－－其實那隱含著我透過「不憐憫」來排除「非我族類」的權力意識－－而是於一個被動軟弱的人所等待和盼望的處境中降臨。憐憫的主動權在「鄰人」手中，那麼，顯然神子就是一位「鄰人」，捨身呼召世人以愛回應。

賈樟柯和李楊的電影裡，主角往往是一些被動和弱勢的人，不只是權勢上，也包括道德上的軟弱。如《小武》和《三峽好人》所呈現的，當代中國的老百姓不是人離開家鄉，就是被家鄉遠離。好撒瑪利亞人和劫匪都是在路上而非家鄉出現的，正與那些電影中「人在江湖漂」的處境類同。

《盲井》中初次出城打工的少年元鳯鳴比小馬哥和三明更愚鈍，也更弱勢。他遇到兩個大叔唐朝陽和宋金明，幫他找到一份挖煤的工作，卻不知他們是掛著「好撒瑪利亞人」面具的強盜。唐、宋二人賺錢的方法是跟受害者先裝作親戚，去一些不合規格的煤礦工作，在井下殺人，再裝成工業意外，以家屬名義向礦主敲詐一筆。他們分了贜便馬上滙回老家，也是為養家而毁家的例子。對於他們來說，這世道人心被煤更黑，大老闆並不把工人的命看重，你不仁我不義，反正中國就是人多，人命就是賤。為了生存，弱者必須向更弱者抽刃。

元鳯鳴這純良憨直得超現實的少年卻如一顆小石頭，給擲向被油污染黑的湖面，泛起的漣漪竟然產生出剎那的一弧亮光。宋金明跟元鳯鳴以叔姪的身份去煤礦找工作，前者一直找理由推延唐朝陽的殺人行動，因為少年教他想起了自己的兒子。終於，唐朝陽按捺不住，在礦井下先向拍檔的頭部一擊，再向元鳯鳴下手，卻冷不防吃了宋金明的一記還擊。吃驚的少年逃出了礦井，留下同毁於盡的二人在井底裡。元鳯鳴以死難者家屬的身份，拿了一大筆撫恤金回家。那時候，他大概未弄清事情始末。宋金明對少年生了憐憫，裝好人的強盜真變了好鄰舍。他救了少年的生命，少年則挽救了他脆弱的靈魂。

賈樟柯的《世界》(2004)中，「誰是鄰人」的問題被置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裡。女主角趙小桃在北京的主題公園「世界公園」工作。「世界公園」是個複製各地名勝的微縮景區，而小桃也穿上各地民族的服裝跳舞娛賓。全球化發展把一些人的家鄉改變成超真實(hyperreal)的仿製品，不過沒有人理會這「世界」是假的，重要的只是從中賺回來的錢是真的(就如人民幣上的風景畫所顯示的)。

小桃的善妒男友一方面催迫著她跟他發生性關係(作為一種確認)，另一方面則背著她追求另一個女人。電影呈現出日益發達的通訊科技並不促進人際間的信任，反而成了欺騙而非溝通的工具。反諷的是，賈樟柯加插了一個不諳漢語的角色－－來自俄羅斯的女子安娜。她本來是小桃在「世界公園」的同事，後來換了工作。她們幾乎不能用語言來溝通，之間卻有一點無以名狀的親切感。有一次，小桃跟朋友去卡啦OK酒廊消遣，被同場出現的一個土豪以為她是會為錢賣身的女子。感到受辱的小桃掙脫其祿山之爪，躲進洗手間去，卻給她碰到了安娜，原來後者轉行當了陪唱女郎。她們語言不通，卻瞬間明暸對方的愁苦，相擁而哭。

在發展中國家，低下層的女性往往是弱勢中的弱勢，小桃和安娜為了生活，遭受著階級和性別兩個層面的壓迫，她們的境況跟《小武》的歌女梅梅、被拐賣的《盲山》女主角和《三峽好人》三明的妻子一致。誰是她們的鄰人？「同是天涯淪落人」，言語也是不必，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使原來的家鄉鄰里結構瓦解，卻也締造了新的鄰舍關係產生的契機。

(五)

千禧年來「大國」意識越見興奮膨漲，賈樟柯和李楊這類電影工作者卻把鏡頭對準那些無權無勢的人，呈現他們孤單又脆弱的心靈。他們讓觀眾不要像看商業大片那般，藉著英雄人物而逃遁於幻象，而是以銀幕為明鑑，反照自身軟弱被動的面相，並在寫實與想像的夾縫中擦出希望的靈光。

耶穌「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回應的是「怎樣才可承受永生」的問題，而「承受」就是屬於被動者的。從鄰舍的主動位置作思考的起點固然可以帶來行善的動力，但更關鍵的仍是置身於軟弱被動的位置。天國子民的身份是一份饋贈，不是爭取回來的，蒙恩者只可選擇是否以愛回應。這樣的論述正好跟主流文化中對發展和成功的追求背道而馳。

[原載於《天國子民3——誰是我的鄰舍》。突破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