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之

轉街過巷 就如滑過浪潮

6月改變了我的身份認同

自我審視之必要,在於通過與自己對話將對於“我”這個文本的封閉性凝視拓展開來,與時代的敘述建立互文的關係,從而在更大的格局之中思辨人與社會的關係。

即使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6月的時間還並未行過其一半,但這兩個星期左右發生的事情,卻讓我對自己的身份認知產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正是因為“我”這一符號是在不斷變化的社會語境中創造並且被創造了不同的意義,所以我決定從一個很“自我”的角度來試著見微知著;且,今日是matters開放註冊的第一天,我希望能夠趕在第一天發文作為紀念,以拋磚引玉。

先簡單記錄一下過去這幾天我還能從迅速遺忘的記憶中撿回來的一些事情:

6月3日,和朋友奔赴北角brew note咖啡館參加李柱銘先生關於“六·四”的分享會;

6月4日,和朋友參加了支聯會在維園舉辦的“六·四”三十週年燭光晚會。從後來的微信朋友圈來看,有不少內地的同學是參加了這次紀念晚會的,但事前我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沒有任何“約嗎”的交流;

6月5日,新浪微博賬號因為發了前一晚上的燭光晚會照片被永久禁言。目前,我本人還能看見自已以前的微博,但是無法轉載、評論;朋友點進我的主頁時會顯示“此用戶不存在”;

同一天,QQ小號的空間因為備份視頻“血染的風采”被永久封閉,包括相冊、日誌、動態在內的信息全部消失;

6月8日晚上,異常緊張,獨自在寢室里不敢關燈睡覺,總覺得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氣氛;

6月9日,因為發送了朋友在現場發來的一張並無明顯痕跡的遊行照片,網易云音樂賬號因為“嚴重違反社區規定”而被禁言七天;

此後的幾天,一直和朋友們在關注著“反送中”的進展;

6月12日,微信朋友圈因為意見不同而出現爭吵;

6月13日,整理了近幾日來的文字資料,在朋友圈嘗試7次之後終於能夠不是“被僅自己可見”。

今晚和朋友面對面又談起“感想”,一向不多表態的她對我說,“最近在考慮七年之後拿香港永居的事情。就因為自己是內地身份,所以不能去,很憋屈。”

我也表示感同身受。實際上,6月9日與6月12日,我與一眾參加了“六·四”晚會的內地朋友都選擇了留在學校,不去金鐘。除了“遊行”較之於“集會”的安全考慮之外,更多的是擔憂自己的身份被記錄下來。在香港留有案底,畢竟是關乎內地的事情。

但我最近也在思考,是否要選擇以後長期留居香港?實話來說,我在這個問題上是長期飄忽不定的。一方面,作為一個內地“新一線城市”的居民,物質生活條件方面其實是與香港不分伯仲(甚至物價、居住這兩個方面比香港更好);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內地如北京、上海兩地,也無法滿足我的精神需求:政府對於思想與言論的管控讓我窒息。

但6月9日與6月12日發生的事情,好像是這個城市忽然給了我一種citizenship——即使不表達任何意見,就僅僅是香港的年輕人可以站出來參加政治遊行、可以在立法會門口表達自己的意見、可以在罷課之後得到老師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說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愛香港”,這一點就令我羨慕至極。

或許這是我崇拜的一種簡單的英雄主義。可是想想,那麼多在香港的同齡人之所以願意用社會成本如此高的方式去說“不”,就是因為,他們不想變成“我”這個樣子。我也厭惡自己沒有實質上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厭惡自己在旋渦中心卻要被堵著嘴,只能看見老大哥綁架民意,厭惡已經被內化的自我審查……我當然知道自己沒有錯;可似乎我的身上帶著一種“原罪”。甚至,為了與這種與“洗腦”、“奴役”有著緊密關聯的身份割裂開,剛入大學時我曾經一度不斷辯解,“我是international,不是內地生。”

我像是被揉成一團的紙,迫切地需要伸展開。但我不容許有人在我身上亂塗亂畫。

這幾天,除了上街“散步”、“野餐”之外,也一直和一班朋友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算是寬慰自己“以另一種方式反抗極權政府”(說到極權政府這個詞語,或許幾年前我還會反對這個詞語:我曾經可以承認這是一個威權政府,authoritarian,但現在,我必須說這是一個極權政府,totalitarian。有時候在想,人們常說朝鮮是中國的過去,可是為什麼我總覺得,它也可以是未來的一種可能呢?)

和朋友寫了歌,把一些內容比較詳實的文字資料整理在微信上,以便回應不少身處內地的朋友問的問題,重溫了密爾的《論自由》……

雖然我一直希望我們形成公民社會的討論能夠盡可能地圍繞著《引渡條例》本身展開,但我當然也清楚,反對《引渡條例》這一行為本來也就表達了對於當局者的不滿。這一點,或許在本來“無切身利益”的非香港居民而言尤甚。

我選擇就《引渡條例》發聲,正是因為我清楚地知道這是對於我、以及千千萬萬個“我”而言的“禁忌”;我選擇用直截了當的話,而不“含蓄”,來表達我的看法,是因為我根本沒有辦法再“拐彎抹角”:就連李志、達明一派的歌都被清理得乾乾淨淨,我哪裡還有什麼“以歌寄情”的浪漫呢?

不得已,而為之。同樣的道理,如果“精明”的香港人可以用真正的普選權來決定什麼樣的政府可以代表人民的公意(collective will),又何須用受傷流血、拘捕入獄的方式來表示抗議呢?正是因為“家長制(paternalism)”之下權力不受制約所帶來的不平等,“母親”的“小孩”們才會變得如此“乖張、暴力”。

換一個思路,我也可以理解為,年輕人需要通過這樣的活動來確立自己的身份。“自由、民主、法治”作為香港的“符號”,需要一系列反對與符號含義相違背的行為來建立身份與價值之間的聯繫。說得口號化一點,這是“香港人在堅守自己的信念”。

幾位香港朋友不約而同地跟我感歎,香港這幾年變化得太快了。

“本來以為是溫水煮青蛙,可沒想到一下就油炸起來了。”

內地這幾年,雖然一直如此,可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狀況也仍然是每況愈下;香港呢,正在大家以近乎迴避的方式來逃避2046時,卻突然意識到“2046不是一個起點,而是一個終點”。這感覺就像,我坐在一輛車上,知道前面路況不太好,有一段會顛簸得很厲害的路,可能會墜下山,但我在知道距離的時候準備著係安全帶,並做著其他的撞擊準備;可是,突然一下車就往沒有護欄的斷崖開過去了。這時候就該知道,原來香港不是在2046開始死,而是在2046這個deadline之前徹底死完。

我這樣說,似乎有“香港不一樣”的設定。可是,香港確實不一樣啊。除了經濟地位之外,能與之匹敵的北京、上海,與內地其他無數個城市一樣,在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

維持這個城市的個性,究竟為何要被指責為“高傲”?

……

我還有太多考量。我不希望這片最後的樂途也逐漸變成一個平庸無奇的“市”。就想朋友對我說的,“如果我以後要搞藝術、搞人文社科,難道不得在香港嗎?”

最後,她在我寫的“歸屬感指標清單”(生活經歷、文化認同、價值認同、人際圈)之後,又添加了一個“社會資源”:比如,看“禁片”的資源——其實這也是反對《引渡條例》 的畫外音:我在香港對於現實的勾勒,或者說重一點,對於社會陰暗面的揭露,在內地已經算作是“危害公共安全”、“顛覆國家政權”,我如何對政府的公信力有信心?

不僅僅是“沒有民主就沒有自由”,任何一環的缺失,都是千里之堤的“蟻穴”。我記得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有“you save one, you save the world”這句名言,可是今日我的感受也是,"you lose one, you lose the world”。

所以,出於各種社會經驗的考慮,出於超越“哪裡人”的界限,我今日是香港人。

在沒有真正自由之前,我會一直是一個香港人。

我期待有一天,我不必再以“香港人”這個身份來表態。因為那時候,我會首先是一個自由人。


2019.06.14-15

新亞書院

發佈評論

看不過癮?

馬上加入全球最高質量華語創作社區,更多精彩文章與討論等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