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人能從經驗中淬煉出智慧，而有些人卻不行？

這句話看似廢話，但卻也是關鍵問題。

在遭遇了重大挫折後，有些人迷失了方向，他們的人生從此一蹶不振；另一些人則是在一段時間後恢復正常行為；還有些人，透過反思與適應的能力，用更大的決心與目標來戰勝苦難。

《危機領導：在體現品格與價值的時代》一書中提及的四位風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在二十幾歲時，就已展現了領導的才能，並在公眾服務中找到了使命。但他們要真正達到頂峰 — 成為美國總統之前，卻還需要面對近乎毀滅的公眾與私人生活。即使這挫折讓他們陷入憂鬱，並考慮離開公眾事務，但最終，他們用更大的決心與目標來證明了自己的能耐，並為後世留下永恆的改變。

苦學的自薦之人

出身貧困、在下等階層長大的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在九歲時，母親南西就因為乳毒病去世。為了維持家計，他不得不在十歲結束正規教育，但他當起自己的老師，為了借書走遍鄉間，並開始設想，有哪些途徑能夠讓他活出與家庭、周遭鄰居不一樣的人生。即使他常常被父親湯瑪斯阻撓，甚至被撕毀書籍，但林肯反倒越發堅定，一步步地讀通每一門科目。

林肯：「我對翻土、挖地、剝玉米、砍木頭一點興趣也沒有。我要讀書、學習，做足準備，靜待機會到來。」

機會在21歲降臨 — 林肯到了法定年齡，終於從父親那裡解放，擺脫有如簽了傭工契約的地方。

他扛著少得可憐的家當一路向西，走了超過一百英里，來到新薩勒姆鎮。雖然鎮上的居民最初都對他其貌不揚的外表反感，但他那承襲自父親的說故事才能與模仿力以及承襲自母親的強大記憶力與敏銳洞察力，讓接觸他的人們紛紛改變想法，也讓林肯的領導特質開始展露出來。最終，讓毛遂自薦的林肯在1834年成為伊利諾州的州議員。

這位初出茅蘆的議員在開議期間「安靜得跟背景一樣」，耐心學習議院的運作方式，並小心地觀察輝格黨同僚與民主黨代表之間的感受與意圖，以及培養出判斷時機的能力 — 「深知何時該蟄伏、何時該行動」 — 這些特質日後會讓林肯得以成為「同輩間難以企及的強者」，並讓聽眾不禁質問自己，「為何自己就沒想到這些？」

到了第二段會期，林肯突然變得高調，引人注目，彷彿從睡夢中甦醒。同僚們不僅驚訝於林肯對法律術語與複雜議會程序的驚人的掌握度，而紛紛將草擬法案、修正案的職責交付給他，也開始親身體會到新薩勒姆鎮民早已熟悉的那個林肯—一個演說天賦出色的年輕人。漸漸地，林肯以他標誌性的溝通才華為人所知，使他名聲傳遍整個州，並被同僚們選為少數黨領袖。

林肯：「拿起書本，閱讀它、咀嚼分析它。不管在哪裡，不管讀什麼書，你的領悟力其實都一樣……永遠記住，你對功成名就、出人頭地所下的決心，比任何其他東西都來得重要。」

然而，1840年，由於伊利諾州進入了第三年的經濟衰退，不僅讓建到一半的鐵道、運河與道路停工，也讓伊利諾州被沉重的債務拖垮，導致地價暴跌，數千人失去家園。這不僅讓林肯無法兌現他對人民的承諾，也讓他對自己的信心動搖，甚至擔心自己是否有能力取悅並養活妻子。

「濃到快要從身上滴下來的」憂鬱，讓林肯終止了與瑪麗·托德的婚約，也讓他「名譽敗壞」；但更慘的是，林肯的室友兼好友約書亞·斯畢德此時要回去肯塔基州照顧寡居的母親，讓林肯在最需要有人陪伴時，失去了能分享私事的對象，而讓他「距離完全發瘋只有寸步之遙」且「隨時都可能自殺」。

幸好，林肯在七個月後應斯畢德的邀請，到斯畢德的老家暫居，讓斯畢德得以陪伴林肯，而他們兩人這段時期的對話深深烙印在他們往後的人生。

斯畢德警告林肯，他必須用某種方式振作精神，否則一定會死，

林肯卻回答：「我非常樂意死去，但我還沒完成能讓任何人記得我活過的事。我內心最大的抱負就是，把自己的名字與某一件關於我同袍利益的事情連結在一起。」

這份在12年前鼓舞了一名缺乏正規教育且身無分文的男孩的想望，如今也將這名男子從深淵中拯救出來，讓林肯開始修復失去之物、重塑道德信仰，以及重建他的私人與公眾生活。這項任務一步一腳印，會耗上十年之功。

在私人生活層面，林肯開始重拾榮譽感與人格中的「至寶」 — 決心，而重新追求瑪麗。雖然他與瑪麗的婚姻有時會遇上問題，但他仍盡力當一個好丈夫與一個和藹有趣的父親。

而在公眾生活層面，林肯淡出了政治圈，成為一名「大草原律師」，跟著巡迴法庭旅行。白天處理謀殺、搶劫、債務糾紛、專利疑問等案件，晚上則研讀哲學、天文學、數學、歷史、文學、詩歌與戲劇。

隨時準備對著鏡子，清醒地審視自己的林肯，在這段智識、道德與法學專業都密集成長的時期，不再認為自己的黨派才擁有獨斷的正義，也不再用諷刺來報復性地羞辱他人，而是學會了讓自己有領導者的姿態，有能力去應付即將折磨這個國家的動亂。

1854年秋，為了反對奴隸制擴展至西部的新領土，林肯重回政壇，並與「小巨人」史蒂芬·道格拉斯在皮奧里亞市公開辯論。林肯以說故事的方式，用通俗、幽默的話語，帶領聽眾回到共同的起點（即建國之初），並讓聽眾體認到奴隸制度是個被制憲者隱藏的「腫瘤」。

本來，奴隸制度已隨著《密蘇里妥協案》中那條堅定存在的界線漸漸式微，使割除腫瘤的時間終於到來—回歸到《美國獨立宣言》中所闡述的理想之中。但如今，《內布拉斯加法案》毀了妥協的界線，奴隸制度儼然成了一種「神聖的權利」，而被放到了「擴張與永存」的道路上。

林肯：「若我們允許《內布拉斯加法案》生效，若我們允許奴隸制度擴散，那麼美國的希望以及它對於整個世界的意義將會消失。但若我們攜手，我們不只拯救了美國聯邦—我們本該去救、去讓它存留，讓它永遠都值得拯救。」

「原本啟發他的，如今也啟發了他的聽眾，他的演說直指人心，因為它發自於內心。」一名年輕記者寫道。這場辯論不僅讓人們吃驚，彼此問道：「他什麼時候對奴隸制度的歷史掌握得如此徹底？」，也讓林肯找到了一個偉大的目標，一個將他重新推入公眾生活且遠大過於個人遠大抱負的目標，並將他牢牢地拴住，直到他死去。

追求卓越的富家子弟

出身於富裕家族且生活備受呵護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 T. R.，常稱老羅斯福，1858~1919），在童年時有著可怕的支氣管氣喘。雖然氣喘削弱了他的身體，但也間接讓他原本就極為早熟的心智，發展得更加快速。在父親狄引領下，他的智識與精神發展不斷受激勵，成為一個飢渴的閱讀者，而其閱讀廣度遠遠超越同儕。不僅如此，狄還提供了寒暑假的別墅生活，以及兩段各自長達一年的國外旅行，讓孩子們沉浸在異國的語言、文學、歷史與文化之中。

但到了十歲，西奧多因慢性氣喘被迫臥床休養的時間越來越長，狄擔心他步入母親米蒂的後塵 — 在疾病、畏怯、脆弱中難以自拔，於是在家中建了一間設備齊全的健身房，讓他以非常非常緩慢的速度，一點一滴地增進體能，重塑身體。

「西奧多，你很有腦袋，身體卻不好。少了身體的幫助，腦袋就沒辦法發揮它該有的實力。你必須鍛造出你的體魄。」父親狄叮囑道。

西奧多的強大專注力讓他在兩年內完成其他人需要三年才準備得完的哈佛大學入學考試，而順利地進入到哈佛大學就讀。

大學畢業後，西奧多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想把這裡當作跳板，藉此參與部分公眾事務。不過，他隨即意識到，法學院的課程不適合他的性格。他發現，教授比較重視「分析現有的法律，而非它們應有的模樣」；更強調「判決先例，而非公理正義」 — 這些都令他無法苟同。因此，他的精力越來越少放在課堂上，反而花越來越長的時間待在莫頓廳（Morton Hall），與移民、木匠、屠夫、馬伕一起喝酒、聊天、玩紙牌遊戲，沉浸於勞工階級政治的流血運動中。

地方領袖喬·莫瑞觀察西奧多數月後，認定這個23歲的特權階級青年，有望於州議會競選中成功，而大力幫助他競選。最終，讓這位以獨立身分參選的西奧多在1882年成為紐約州議會的議員。

不同於「安靜得跟背景一樣」的林肯，西奧多橫衝直撞地用他惱人、狂熱的能量「審問」同僚，來拼命吸收所有關於議會運作的一切。「這件事在你們郡、區是怎麼處理的？」、「這是什麼？那又是什麼？」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對州內政治的理解就已經比90%的資深議員更深入。

在一個「面對華爾街金融大亨時，總是逢迎拍馬」的時代中，西奧多這位菜鳥議員所展現的盛氣凌人的強硬，得到了許多人民與改革派的支持，而成功地連任州議員，並成為少數黨領袖。

西奧多：「若有人開始以為’，自己的全部生計與一切幸福，都取決於自己的官位，那非常不幸。這種想法會使他在任期內，無法全心為人民服務，而且始終壓力沉重，被迫捨棄初衷，以保障自身地位。」

然而，在接二連三的勝利後，西奧多迷失了方向。他像是「被灌了迷湯」，變得任性、自以為是，開始認為他單憑己力，壟斷了「誠實與正直」的市場。最初將他視為偶像般崇拜的改革派成員，眼睜睜地看他變成一個徹底的討厭鬼，不僅不斷擾亂議會事務、大吼大叫，還拒絕聽取任何論述與建議。在接連幾項提案都無法獲得支持後，他終於意識到自己「被孤立了」，連朋友都背棄他。

西奧多：「我陷入了最孤立無援的深谷，有過的每一分影響力都消失殆盡，不再有能力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這段「苦澀的經歷」狠狠打擊西奧多的自尊，打擊他天性中頑固的那一面 — 「難以與人共事，也學不會妥協」的那一面。他開始明白，並承認自己其實沒那麼重要，而且與他人合作是必要，縱使對方並不那麼完美無缺。這是他成長的關鍵，讓他轉而去幫助其他人，而對方也回以援手；同時，他也與先前自己評價為「爛透了」的民主黨合作，促使兩黨和解，攜手推動公務人員改革法案，通過許多使紐約市受益的法案。

1884年2月14日，女兒出生兩天後，妻子愛麗絲（被身孕掩蓋的急性腎臟病）與得了傷寒的母親米蒂都因病離世。那天晚上，26歲的西奧多在日記本上寫著：「無論快樂悲傷，我的生命已被掏空。」

為了減輕痛苦，西奧多似乎「變了個人」。他不顧議事程序，也不在乎同事們的批評，狂熱地把一個又一個的改革法案推向議會，將資深政客與年輕改革家原本給他的好意與同情揮霍殆盡，使他在州議會的生涯提前結束了。

更糟糕的是，在六月的共和黨代表大會上，一開始拒絕支持共和黨大老們選擇的詹姆斯·布萊恩的西奧多，由於在布萊恩勝選後幾週內退縮，改為支持布萊恩，讓普遍推崇他的改革夥伴們視他為背叛者。「那些政治事務中的不幸轉折，幾乎讓我無法再參與任何活動。」西奧多坦言道。因此，他感到有必要逃離這一場困擾他私人生活的災難，以及自作自受而站不住腳的政治危機，於是他前往去年於北達科他州買下的牧場，開始了在西部邊疆的旅居生活。

孤寂的平原、廣闊的空間 — 反映了西奧多內心風景的荒涼。他在這裡，用牛仔工作中最嚴苛與危險的部分來懲罰自己 —「騎在馬上極速奔馳、獵捕牛羊、驅趕牲口」，不僅讓他不會過度思考，也讓他再一次重拾活著的感覺。「憂鬱，很少跟得上速度夠快的騎手。」他寫道。

兩年的休息期間結束時，這段被他視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資產」的生活，已讓他恢復自信且「變得稜角分明、肌肉結實」，也讓他成為一個全新的美國人，一個有教養的東部人與頑強的西部人的綜合體，讓他無法再被對手稱為「城裡來的」或「富家子弟」。

但更重要的轉變是西奧多的價值觀。這個殘酷的命運讓他對平步青雲的期待與信念已經永遠消失，並形塑了「宿命論」的價值觀，強調了他對個人與政治所付出的努力，其實可變又脆弱。

西奧多：「在你所處之地，用你所有之物，然後盡你所能。」

因此，他拋棄長久的職涯規劃，只專注於面前的工作機會，不僅將每一次都當成最後一次，也將每個職位都看成是性格、努力、耐力與意志力的檢驗，使他毫無章法地選擇工作機會，包含公務員委員會成員、紐約市警察局局長、海軍副部長（海軍部次長）、紐約州州長，以及成為一名參與美西戰爭的陸軍中校。最後，又於1901年9月6日，從副總統 — 這個被他視為政治抱負之墓的「傀儡領袖」被一顆刺客的子彈送上了總統大位。

順應環境的聆聽者

與堂兄西奧多·羅斯福同樣出身於富裕家族且生活備受呵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常稱小羅斯福，1882~1945）是家中的獨子。他有著非常穩定、平衡的童年生活，父親詹姆斯培養他對戶外活動的熱愛，包含辨認植物、觀察鳥類、打獵、溜冰、划船、釣魚等，而母親薩拉則精心安排規律的室內活動，定時進餐、學習與娛樂。這個受到父母雙方保護的童年，讓富蘭克林的性格添上了不可抹滅的樂觀精神—一種相信事情終會圓滿的預期，從而發展成巨大自信。

「在富蘭克林·羅斯福一生中，如果對於深刻而生動地表達感受，感覺疏離或不安，部分原因可能是他早年被保護，不曾接觸醜陋的真相、嫉妒和衝突所致。」孫子約翰·博蒂格描述道。

少有同齡玩伴的富蘭克林，將父親當作同伴與朋友。但在八歲那年，詹姆斯罹患心臟病，打破了童年的寧靜生活與家庭的平衡。在那之後，富蘭克林強化了天生固有的安慰、緩和、取悅他人的「做個好孩子」的渴望，因為他擔心如果自己表現出悲傷或煩惱，可能會進一步影響父親的心臟。

為了減緩孤單的感覺，並擺脫母親對他日益漸增的依賴，富蘭克林每天開始花數小時，研究郵票目錄並收藏郵票，經遴選、調整後再放上集郵冊。這個嗜好將成為滋養他領導力的工具—提供了一種沉思的心境、一個能讓他在腦中激盪的空間，以及一個能讓他放鬆與補充精力的方式。

不僅如此，集郵的嗜好變成他在家自學時的「學習方法」。

為了建構每一枚郵票中述說的故事，從發行地與日期開始，到正面的圖案，以及紀錄旅行時間與地點的郵戳，富蘭克林透過百科全書了解那個國家的人民與歷史、透過地圖了解那個國家的地形與自然資源，不僅讓他輕而易舉地跨越了疆域，還讓這獨特的橫向理解力，在二戰時能向同胞們解釋戰爭的走向與籠罩的範圍。

到了十四歲，富蘭克林被送到格羅頓的寄宿學校。由於薩拉難以與他分離，所以他晚了同齡孩子的兩年，而難以融入同學之中。但他設法存活下來，並高分考進了哈佛大學，隨後又從70人中脫穎而出，成為《哈佛校報》的成員。從大二那年的秘書，接著是副主編、主編，最後在大四成為了總編輯。雖然有少數編輯夥伴認為他的自信程度超過他的寫作技巧，但大多數人都認為他「是個機靈能幹的編輯和優秀夥伴」，有著樂觀精神，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幽默感。

「他有一種人格上的力量……他喜歡人，他也讓人本能地喜歡他。此外，還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感覺在他的友善之中。」一位編輯夥伴回憶道。

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位後，富蘭克林在律師事務所擔任初級法律職員，等待著採取行動的良機。「我不會永遠當律師，我打算一有機會就競選公職」富蘭克林向同事說道。事實上，他已經規劃了自己的職涯—依循著自己的偶像—西奧多的路，從參選州議員，接著是海軍副部長（海軍部次長）、紐約州州長，最後再幸運地當上總統。

因此，當民主黨看中這個有著「羅斯福」姓氏的政治素人時，他二話不說就參與競選，最終透過交際手腕和傾聽能力於1910年當選了紐約州參議院議員，而兩年後又成為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海軍副部長。不少人注意到，富蘭克林正緊緊跟隨著西奧多的腳步，就連西奧多也不例外，「這很有趣，你在另一個我曾經主持的位置。我相信你會很開心的。」西奧多寫信道。

然而，1921年8月下旬的一個上午，富蘭克林在自家的別墅中醒來時覺得身體有些不對勁—背部疼痛且感到莫名無力，接著在48小時內，麻木感擴散到羅斯福的四肢、拇指、腳趾、背部等處。第一批醫生的誤診加劇了他的病情，恐懼、困惑，與接連不斷的痛苦隨之而來。終於，一位專家確診了他的病況—小兒麻痺症（脊髓灰質炎）。這種由於小兒麻痺症病毒（Poliovirus）感染控制肌肉運動的神經細胞引起的疾病，不僅讓他無法自己完成最基本的身體機能，也使他身為「人」與「男人」的認同都遭受了根本性的打擊，更糟的是，他夢想的人生軌跡很可能難以實現。

「若獵鷹雙翼受縛綁該如何？若所有之路遭阻擋該如何？」俄國詩人Aleksey Koltsov寫道。

「如果他充分了解自己病情的嚴重性，這位極度樂觀的病人將會無法面對。」德萊普醫生擔心道，但醫生錯估了富蘭克林性格的豐沛與深厚。就像父親的心臟病發作之後的那段期間一樣，富蘭克林堅定不移地假裝樂觀，雖然帶點做作與誇大，但終究會產生真正的樂觀，並感染給周遭的人們。

在決心、毅力與家人的激勵下，他不斷地尋求治療，熱情擁抱著幾十種方法：電動腰帶、特殊設計的鞋子、類似高空鞦韆的裝置、在地板爬行等等，自始至終，他從不放棄讓自己獨力行走的終極目標。後來，當被問及擔任總統期間如何處理接踵而來的問題時，他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你花了兩年時間在床上試圖扭動你的腳拇指，那一切看起來都會很容易！」

五年後，他聽說有位年輕人在喬治亞州的一處山泉水池中游泳，而使雙腿重新獲得力氣。因此，富蘭克林旅行到梅里韋瑟旅館親身試驗，果然名不虛傳，「我每天早上花兩個小時待在世界上最棒的水池裡鍛鍊，而不會感覺到疲勞疼痛」。

過了數星期，他忽然有個「直覺」，認為這裡可以為小兒麻痺症與類似疾病提供一種「絕佳療法」。他不顧妻子、母親與朋友的反對，堅持投入20萬美金（約占他財產的2/3）買下溫泉與這座近乎荒廢的旅館以及一千兩百公頃的土地。身為「諮詢工程師」的他，和建築師一起打造一個完全無障礙的場地，並設計了高爾夫球場、舞廳和電影院的格局。等到這間水療中心開幕後，這位「羅斯福醫生」開始帶領病患在治療池中做早操、進行游泳競賽與打水球，以及辦橋牌比賽、短途旅行、雞尾酒派對等，他的目的不僅是讓病患的身體恢復健康，也要讓他們的生活恢復喜悅與歡樂。

富蘭克林：「最讓我自豪的是，我的病人之間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合作與競爭精神，看看誰的進步最大。而且，他們在這裡見到和自己一樣的人，並克服了自我的羞慚扭捏。」

透過與病友們分享這些侷限，透過聆聽向他們學習，富蘭克林「滌淨」了那些曾經圍繞著他的菁英氣息。在這第一個由他完全獨立管理的大型計畫中，他從「全然的熱情、謙遜的精神與更深刻的哲理」中重生，產生了一種強大的、新的同理心，讓他能在情感上與各形各色的人們連結起來。

而機會在1928年來敲了門。在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艾爾·史密斯的支持下，富蘭克林當選了紐約州州長，讓他又能繼續朝著夢想的人生軌跡前進，直到登上總統大位。

在不安與狂妄間擺盪的權力中心

習慣了文化、書籍，以及關於哲學和文學的知識討論的麗貝卡·貝恩斯發現，她愛上的這個男人 — 山姆·詹森，除了與他的政治密友一起徹夜不眠、分享八卦、交換故事外，再無其他樂趣。她原本希望山姆能競選國家公職，並將她帶到首都，在那裡討論各種想法和理想，但他很快就明確表示自己對離開家鄉毫無興趣。與此同時，她自己日日夜夜都在做家務瑣事，從打井水、餵雞、洗衣服，根本沒時間去閱讀臥室裡堆積如山的書籍，也沒時間寫作。她很痛苦，但忽然間，林登·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 LBJ，1908~1973）誕生了，一切突然之間沒事了，「我可以做她沒試過的所有事」詹森說道。

如同月亮般 —詹森的童年「 擁有燦爛的一面也擁有黑暗的一面」。當他背完丁尼生和朗費羅的長詩時，麗貝卡就會使勁地抱著他，並和他玩只有他們兩人才能玩的遊戲；但只要他未能實現期望（學習懶散或拒絕學小提琴）時，她就會收回對他的愛和情感，假裝「詹森已經死了那樣」，在家裡四處踱步。

這種愛有時很揮霍、有時被剝奪的環境，以及帶著相互衝突的價值觀而時常充滿緊張氣氛的父母關係，讓詹森在安全與不安、自信與狂妄、渴望取悅與需要控制之間擺盪。

一個詹森的中學同學回憶，他極度聰明，和他同齡的男孩根本「跟不上他的心思」，甚至大一點的男孩「也看到他說話與思考的速度比他們快」。但是，詹森在課堂上太不安分，無法集中注意力，也怕寫作業。「我爸總是告訴我，如果我能在生命的磨刀石上磨礪一番，我會比在哈佛或耶魯大學更有成就。我想相信他，但不知為何我一直沒辦法。」詹森多年後說道。

接著，詹森進入了聖馬科斯的西南德州立教師學院，他告訴室友：「在世上取得領先地位的方式，就是接近那些領導人物。比方說，伊凡斯校長。」在意識到校長的時間需求後，得出結論 — 「認識校長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直接替他工作」。

因此，詹森在第一份工作 — 清潔工上就投入了極大的熱情，甚至玩起了在最短時間收集最多垃圾的遊戲，而成為校長辦公室外的清潔工。藉著一次校長經過時與他攀談，迷戀政治的校長答應了他的請求 — 負責跑腿與送信。不久後，詹森開始處理校長的政治書信，為各州機構起草報告，並在校長家裡車庫上方的一間房間居住，他似乎成了校長從未有過的兒子 — 不僅提供了感情與陪伴，而且他的組織能力與他的細心，使他能夠承擔這位長者繁重的任務和責任。

詹森：「要想在這世上出人頭地，你得靠近那些帶頭的人。」

1928年，就讀於西南德克薩斯州立師範學院（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的前身）的詹森休學一年，到離墨西哥邊境不遠的科圖拉市，擔任一所有六位老師的墨西哥裔小學的校長。

作為校長，詹森站上了人生第一個真正權威的位置，並利用他所擁有的每一項領導才能—不知疲倦的精力、說服他人的能力，以及為自己想望之物奮鬥的意願、直覺、進取心與主動性—來為學生擴大機會，改善他們的生活。在這一年裡，沒有人比詹森更加努力，他早上第一個到，晚上最後一個離開，「我決心點燃他們心中的火花，使他們的靈魂充滿對未來的抱負、興趣和信念。我決心給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所需要的一切，以幫助他們完成學業。然後其他的事就會迎刃而解。」這位受學生愛戴的「穿著褲子的蒸汽機」心想，並用一半的月薪幫學生採購運動器材，以及教導他們壘球、辯論、戲劇與合唱。

1937年，將自己包裝成「完全的羅斯福派」的詹森成功於因德州眾議員詹姆斯·布坎南逝世而辦的特別選舉中獲勝，成了新科議員。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詹森用他出色的說故事能力與推銷技巧，成功地說服小羅斯福總統，為奧斯汀這個南方小城帶來電力，以及獲得用於公共住房與貧民窟清理的聯邦資金。很快地，詹森得到了「神童」的綽號，也讓小羅斯福總統對他更有興趣，並說道：「如果我沒去過哈佛，那我想變成這種無拘無束的的年輕專業人才」，甚至還預測到：「在下一代中，權力平衡將往南部和西部轉移，而這個男孩很可能是第一位南方總統。」

1941年，德州參議員莫利斯·謝波德因為腦溢血死亡，而舉辦了特別選舉。作為小羅斯福的門生，詹森當然不會錯過這夢寐以求的機會，但不幸的是，他最後卻輸給了當時深受歡迎的德州州長李·奧丹尼爾。

這對「吃也政治、喝也政治、睡也政治」的詹森來說是徹底的打擊，因為公眾在這個決定他個人價值的一次「公投」中否定了他，並讓他覺得努力支持他的小羅斯福總統失望，甚至丟臉。於是他一度考慮退出公眾生活，但由於他沒有其他政治出路，只好仍繼續擔任眾議員—繼續待在這個越來越不適合他的位置上。

這場被他描述為「生命中最悲慘的一段時光」的人生磨難，不但改變了他的志向，拋棄了原先對於「新政」的忠誠，還導致了長期憂鬱，並影響了他與幕僚間的關係。「他時而憂鬱，時而暴怒，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另一個人，或者所有的人。」歷史學家藍道·伍茲寫道。詹森對人越來越粗暴，「有一天，只因我替詹森先生找電話號碼的速度不夠快，他朝我丟了一本書，後來我就有點怕他。」一位女性員工回憶道。

雖然詹森於1949年因「浮誇地抓住選民的目光」而成功當選為參議員，而兩年後成為史上最年輕的參議院多數黨黨鞭、過了四年又藉著充沛的精力與強大的執行力、「讀懂人心」與聚攏權力的能力成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不僅讓他達到了國會職位中的巔峰，也讓這強大的政治機器高速運轉著。

詹森：「當你和所有參議員打交道時，那些好人和瘋子、工作狂和懶惰鬼、聰明人和庸才 — 你必須馬上知道兩件事。你必須了解他們身為政治人物所共有的信仰與價值觀，以及他們對名聲和榮譽的渴望，然後你必須了解，最能牽制某一位參議員的情緒是什麼。」

由於詹森從20歲出頭開始，就抱持著這樣的座右銘：「如果能更早起床，跟更多人見面，然後比所有人晚睡，那勝利就會是自己的。」，使得在休息空檔中什麼都吃的低劣飲食習慣和沒有任何政治以外的娛樂的詹森，常為胃痛、頭痛、皮疹、腎結石、盲腸炎等疾病所苦。1955年7月4日，詹森的心臟病發作了，「就好像我用一架千斤頂升起卡車，但卡車滑脫之後壓碎了我的胸口」他事後描述道。

雖然詹森從鬼門關前回來了，但他卻因為所珍視的一切—目前的成就與未來的抱負都在危險之中而陷入了極度憂鬱，彷彿在哀悼自己的死亡。他消沉的程度，就如同他從顯赫高峰跌落的深度。「他就只是躺在那裡，你會覺得他完全沒在那裡，在你身邊的只是個無意識的機械分身。」助手喬治·瑞迪回憶道。「然後有一天，他起床了，不到幾分鐘，整個該死的醫院就開始運轉。」那四千多封表達關切、慰問與關愛的來信，點燃了詹森內心想要回報的強烈渴望。「他霸占整個通道，架設好幾台打字機，在那裡以飛快的速度口述信件」，希望與那些人重新連結。這些信件為他注入了活力，好似給他輸血一樣。

為了反駁看衰他的傳聞，他寫了一篇文章—「我的心臟病教會我如何生活」發表在雜誌上，並編造出一個「完全改變生活方式的人」的故事。然而，在這籌畫好的形象底下，真正的蛻變正在發生。

詹森像林肯一樣，問自己重要的人生問題：「我已經有一筆可觀的財富，但意義是什麼？我已經學會用美國史上無人能比的靈巧技術，來操控參議院這台機器，但聚集了如此大的力量又是為了什麼？」

不管一個人的頭銜多麼響亮，沒有目標和願景的權力，依舊與領導力是不同的。在他偉大的政治導師小羅斯福去世後，這一位政治立場隨著財富而逐漸右傾的議員，從死亡邊緣回來後，更新了自己的優先事項，重新設定人生路線，並重建了他最初的決心—用自己累積的力量來改善他人的生活。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詹森實現夢想的時候到了。1963年11月22日，監禁副總統—這隻「德州閹牛」的大門又被一腳踹開，刺客的子彈又將一個人送上了總統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