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益成了意圖不軌

必須承認，也是現實，近兩年來遭當局拘捕的政治犯受到公眾關注和聲援的程度，相比前幾年那些遭拘捕政治犯的境況要糟糕太多。

僅去年到現在就有危志立、尹旭安、鄧傳彬、王默、藝術家追魂、凌浩波、丁家喜、戴振亞、張忠順、李英俊、許志永、李翹楚、王健等活動人士因政治原因相繼遭各地警方拘捕，民間社會近乎一片靜默啞然，和幾年前活動人士遭拘捕後得到鋪天蓋地的關注聲援形成強烈反差。

長沙富能三位公益人就是顯證，他們遭長沙國安拘捕羈押已經九個月，除了程淵的家人透過推特堅持發聲尋求公眾關注，幾乎看不到民間社會的聲援和行動，吳葛劍雄好在還有律師身份的父親為其奔走，劉永澤卻因為遭拘捕前已和妻子離婚，兒子年少，父親過世，母親年邁，胞兄又在體制內而不便，所以連為他發聲的家人都沒有。

以程淵和劉永澤在中國民間公益圈多年的資深經歷，想必有不少人得到過他們的幫助和奧援，遺憾的是，也不見這些人中的某一個有站出來公開表達對他們的關注。

近期和一個同樣做過多年公益的朋友在網上聊天，他告訴我曾幫助過很多殘疾人和乙肝感染者等少數和弱勢群體成員維權，最後發現大部份受助者的微信朋友圈都還是轉發愛黨愛國的內容，由此而感到悲哀，有時候會思考做這些公益到底有沒有價值和意義？那些人可能從來沒有，也不會思考，他們所愛的黨和國又有沒有愛過他們，幫助他們的反而多是黨國不受待見的民間公益人。

的確如此，獨裁專制的黨國體制從來都漠視人權，就更別奢望會對少數和弱勢群體給予真實關懷和愛護了，黨國反而對那些積極捍衛人權、獨立踐行公益的行動者進行打壓和迫害，且近幾年有愈演愈烈之勢，網絡言論的進一步收緊，眾多直接抗爭行動被迫偃旗息鼓，讓民間社會普遍感到憂心和迷惘，似乎越來越看不到變革向好的希望。

我不知道程淵、劉永澤、吳葛劍雄是否也曾因看不到希望而感到憂心和迷惘，更無法揣測他們在身陷囹圄之後有否重新思考過做公益的價值和意義。就我以前和劉永澤的交往，不曾見他有過這樣的表現，但我可以肯定，他是非常明白參與黨國並不樂見的任何行動都可能會有某些風險，因為熟識的朋友中就有不少前車之鑑，所以他一直都很謹慎和低調，卻仍然在堅持行動。前述所列人名中，至少尹旭安、王默、丁家喜、許志永、王健就不是第一次遭拘捕，他們幾位都曾遭政治構陷判囚坐監，刑滿出獄後重操舊業繼續行動，以致再遭拘捕羈押。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就是程淵、劉永澤等公益行動者最難能可貴的品質。當下中國社會，稍有思考和辨識能力的人都會發現，存在太多不正常的現象，政府公權力肆無忌憚為所欲為，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早已非常嚴重，很多社會底層弱勢群體和權益受損者投訴無門維權受阻，更多人基於恐懼敢怒不敢言，他們知道身邊太多不公義，也渴望公義，卻不知道或是害怕通過自身行動消除不公義，去踐行公義。

劉永澤早在長沙富能NGO成立之前，就已長期關注塵肺病農民工的生存狀況，2013年曾向中國多個省市申請信息公開，要求各地政府公開當地塵肺病累計病例總數、新發病例人數、佔職業病比例、死亡病例數、分佈地區等信息，且收到部份省市正常回復，但也有某些省市以各種理由拒絕公開。

劉永澤也曾以個人名義創先向長沙市水務局申請自來水水質檢測項目和檢測數據信息公開，因為自來水水質信息公開涉及到每個公民對飲水安全的知情權和監督權，而且既有法律規範已很明確，劉永澤只是通過自身實踐，希望更多的人參與對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監督行動，敦促政府嚴格認真去落實法律。

劉永澤及其所屬的長沙富能NGO做過不少這樣的公益行動，只是基於謹慎和低調，也期待在高壓的政治環境裡能夠做得更多，外界因而較少知道他們的存在和付出，但仍難避免遭當局拘捕，這從另一個角度也說明他們做公益行動的意義所在，他們的作為讓當局感到緊張。當局在拘捕他們之後，至今已羈押達九個月之久，一直拒絕讓家屬和律師會見，也沒有對外界給出公開通告和合理說明，這是當局極度缺乏自信的耍無賴行徑。

對專制獨裁的統治當局而言，任何未經批准的民間公共行動，即便是公益和慈善，都有圖謀不軌的嫌疑，必須嚴加堤防和管控，若有可能，隨時打壓，長沙富能NGO三位公益人只是當局選擇下手的其中一次目標。從這個層面來看，劉永澤雖然自稱是公民社會建設者，其實也是專制獨裁政權的政治反對者。

現實政治環境似乎愈加糟糕，以致民間社會對以上政治犯的關注和聲援也付諸闕如。道路以目，公益何存？公義何存？

原文2020年4月23日首刊香港蘋果日報，有刪改。網址：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423/UCIU6ZASLU4N7EMUCMB4VOK2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