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世界秩序的是“相似者原则”

“民族国家”概念一度是理解世界秩序的万能钥匙。基辛格博士通过研究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找到了这把理解此后数百年世界秩序的万能钥匙，据此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战略大师。然而，以“民族国家”概念构建世界秩序的“民族国家原则”是不彻底的，它是三十年战争的结果，是旧的世界秩序实在无法维持，长期失衡之后，找到的最低限度的妥协，因此是旧秩序的终点，同时，只是新秩序的起点，但远非新秩序的全部。

 “民族国家原则”本质上是“相似者原则”的最低形式，这解释了为什么民族主义有时会有非常低劣的表现。原因在于，“民族国家原则”只要求最低形式的“相似”，这导致一种极端又常见的现象，即人们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情况下，可以单凭找到共同的敌人——这是人们唯一的相似之处——来满足最低标准“相似者原则”，进行民族国家建构。这种低标准、低要求，使得无论多么野蛮荒谬的群体，都可以通过制造共同敌人，来建立民族国家、获得主权承认，并在这种世界秩序中享有民族国家的一切“好处”，如互不侵犯主权原则。所以，“民族国家原则”仅仅是“相似者原则”的一个最低级特例。

“相似者”概念，最早由卢梭提出。在其自传《忏悔录》的第一句话里，卢梭就使用了“相似者”（semblable）这个词，中文版翻译成“同胞”。这完全可以理解，在那个时代，普遍意义的陌生人之间的最相似者，大概也就是“同胞”了。卢梭的《忏悔录》处理了他一生最为钟爱的两个主题，分别是爱情与友情。爱使得人们彼此相似，同时也彼此独立、彼此疏离，成为现代人，友情再次把彼此独立与疏离的现代人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同体。当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时，面对来自不同民族的新大陆移民，并不适合用“同胞”来理解，而只能在“相似者”（semblable）的意义上理解。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个人们逐渐变得如此互不相同，以致可以说，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不同的人性[1]”，这就迫使人们要不断通过更具有普遍性的观念来辨识“相似者”，并在这种辨识之中不断提高文明程度。

 “相似者原则”既是人与人交往的原则，也是国与国交往的原则。整个人类历史中，无论是个体之间，还是共同体之间，都是遵循“相似者原则”彼此结合在一起的，只是对“相似者”的辨识标准，不断沿着更具普遍性的方向深化。从最初的血缘相似，到去血缘之后的等级社会中的身份相似，从身份相似，到去等级之后对等条件下的意见相似。所以，冷战时代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世界格局，是一种依据意见相似的划分。然而，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意见也总有不同，那么，更具普遍性的辨识标准，就深化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种权利带来的人们彼此相似，还要比意见的相似，使得人们更为相似。

在这样一种发展进程中，最终，个人自由，使得人们在充分保持个体自身独特性的同时，最为相似。所以，越自由的人越相似。同样，保护个人自由最得力的那些国度，相互之间最相似。换句话说，越是基于普遍有效的观念，人们就越相似。

国家战略的制定者，必须要理解“相似者原则”，还要考察辨识“相似者”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仍然理解为“利益”至上，继续以“利益”诱导美国，中国将难以在贸易战中获得任何积极回应。因此，中国必须要充分理解美国的世界秩序观。

在中国的历史上，并非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类似问题。在《论语》里，孔子为管仲辩护，不乏溢美之词，因为他认为：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建立秩序，安定天下，此后平民拜他所赐，得享秩序。没有管仲，人们恐怕还在披头散发做野人呢[2]。因此，孔子欣赏管仲，在于后者“尊王攘夷”，建立与社会身份等级相对应的稳定秩序。在管仲之前的时代，不尊王和不攘夷都有惨痛教训：西周在内部纷争中，不但不同心协力攘夷，反而引外族介入，导致整个西周的秩序崩溃而灭亡；之后郑庄公只想称霸，却不肯尊王，破坏了既有的等级秩序，既成为诸侯讨伐的对象，又开启了诸侯争相僭越的动荡的春秋时代。管仲提出尊王攘夷，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情况下，通过维护权威等级秩序而称霸，维护甚至创新了社会秩序，使其走向稳定和去暴力方向。如此，在一个充斥暴力强力，急切需要排斥暴力强力的时代，不为暴力而暴力，不为强力而强力，使用暴力与强力，却为了成全权威有序的社会秩序，怎么会不值得孔子赞美？孔子本人的思想，未必没有受过管子的启发。

今日中国，仍然需要从传统中得到这样的智慧，才能看清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使用暴力与强力，均是以维持“相似者原则”的世界秩序为目标，而非所谓的一时“利益”。中国要想成为这一秩序的受益者，就必须成为参与者、建构者。需要付出的不是投名状，而是使自己成为这一秩序核心国家的“相似者”、使自己的国度更文明。

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调整原则，一如既往地依据“相似者原则”，不同以往的是，辨识“相似者”的原则，渐从意见的相似走向权利的相似。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2008年以来，中国更加自信地登上世界舞台，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然而，往往那些最反对欧美的国家乐于与中国日渐接近，体现“相似者”姿态，这里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有共同敌人的“相似者”，是所有相似者中最不相似的。这样的国家间关系，也就是最低级脆弱、距离文明最远的。

越文明的国家越相似。在文明国家的公民依靠其“权利”跨越国界，正在结合成“人类权利共同体”的历史机遇中，如果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个人继续没有权利，那么，人们除了祈求命运眷顾之外，无以为靠，就像野地里的动物一样，全靠命运。到那时，这部分被排除人类文明核心之外的，就真的只能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了。未来世界，人类或许由超越国家界限的相似共同体组成，难道真的要由美中分领“人类权利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在欧美正在构建高度文明的权利共同体之时，如果中国政权继续误判国际形势，继续排斥“权利”，将会与人类文明越来越不相似，也就越来越远离文明世界秩序的稳定内核，给国家人民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今天，中国别无选择，必须更加开放、更加放开，向最高文明标准看齐，不惜代价地改造自身，以最文明国度的“相似者”姿态，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21页。

[2]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第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