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崑

决定世界秩序的是“相似者原则”

“民族国家”概念一度是理解世界秩序的万能钥匙。基辛格博士通过研究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找到了这把理解此后数百年世界秩序的万能钥匙,据此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战略大师。然而,以“民族国家”概念构建世界秩序的“民族国家原则”是不彻底的,它是三十年战争的结果,是旧的世界秩序实在无法维持,长期失衡之后,找到的最低限度的妥协,因此是旧秩序的终点,同时,只是新秩序的起点,但远非新秩序的全部。

 “民族国家原则”本质上是“相似者原则”的最低形式,这解释了为什么民族主义有时会有非常低劣的表现。原因在于,“民族国家原则”只要求最低形式的“相似”,这导致一种极端又常见的现象,即人们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情况下,可以单凭找到共同的敌人——这是人们唯一的相似之处——来满足最低标准“相似者原则”,进行民族国家建构。这种低标准、低要求,使得无论多么野蛮荒谬的群体,都可以通过制造共同敌人,来建立民族国家、获得主权承认,并在这种世界秩序中享有民族国家的一切“好处”,如互不侵犯主权原则。所以,“民族国家原则”仅仅是“相似者原则”的一个最低级特例。

“相似者”概念,最早由卢梭提出。在其自传《忏悔录》的第一句话里,卢梭就使用了“相似者”(semblable)这个词,中文版翻译成“同胞”。这完全可以理解,在那个时代,普遍意义的陌生人之间的最相似者,大概也就是“同胞”了。卢梭的《忏悔录》处理了他一生最为钟爱的两个主题,分别是爱情与友情。爱使得人们彼此相似,同时也彼此独立、彼此疏离,成为现代人,友情再次把彼此独立与疏离的现代人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同体。当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时,面对来自不同民族的新大陆移民,并不适合用“同胞”来理解,而只能在“相似者”(semblable)的意义上理解。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个人们逐渐变得如此互不相同,以致可以说,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不同的人性[1]”,这就迫使人们要不断通过更具有普遍性的观念来辨识“相似者”,并在这种辨识之中不断提高文明程度。

 “相似者原则”既是人与人交往的原则,也是国与国交往的原则。整个人类历史中,无论是个体之间,还是共同体之间,都是遵循“相似者原则”彼此结合在一起的,只是对“相似者”的辨识标准,不断沿着更具普遍性的方向深化。从最初的血缘相似,到去血缘之后的等级社会中的身份相似,从身份相似,到去等级之后对等条件下的意见相似。所以,冷战时代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世界格局,是一种依据意见相似的划分。然而,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意见也总有不同,那么,更具普遍性的辨识标准,就深化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种权利带来的人们彼此相似,还要比意见的相似,使得人们更为相似。

在这样一种发展进程中,最终,个人自由,使得人们在充分保持个体自身独特性的同时,最为相似。所以,越自由的人越相似。同样,保护个人自由最得力的那些国度,相互之间最相似。换句话说,越是基于普遍有效的观念,人们就越相似。

国家战略的制定者,必须要理解“相似者原则”,还要考察辨识“相似者”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仍然理解为“利益”至上,继续以“利益”诱导美国,中国将难以在贸易战中获得任何积极回应。因此,中国必须要充分理解美国的世界秩序观。

在中国的历史上,并非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类似问题。在《论语》里,孔子为管仲辩护,不乏溢美之词,因为他认为: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建立秩序,安定天下,此后平民拜他所赐,得享秩序。没有管仲,人们恐怕还在披头散发做野人呢[2]。因此,孔子欣赏管仲,在于后者“尊王攘夷”,建立与社会身份等级相对应的稳定秩序。在管仲之前的时代,不尊王和不攘夷都有惨痛教训:西周在内部纷争中,不但不同心协力攘夷,反而引外族介入,导致整个西周的秩序崩溃而灭亡;之后郑庄公只想称霸,却不肯尊王,破坏了既有的等级秩序,既成为诸侯讨伐的对象,又开启了诸侯争相僭越的动荡的春秋时代。管仲提出尊王攘夷,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情况下,通过维护权威等级秩序而称霸,维护甚至创新了社会秩序,使其走向稳定和去暴力方向。如此,在一个充斥暴力强力,急切需要排斥暴力强力的时代,不为暴力而暴力,不为强力而强力,使用暴力与强力,却为了成全权威有序的社会秩序,怎么会不值得孔子赞美?孔子本人的思想,未必没有受过管子的启发。

今日中国,仍然需要从传统中得到这样的智慧,才能看清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使用暴力与强力,均是以维持“相似者原则”的世界秩序为目标,而非所谓的一时“利益”。中国要想成为这一秩序的受益者,就必须成为参与者、建构者。需要付出的不是投名状,而是使自己成为这一秩序核心国家的“相似者”、使自己的国度更文明。

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调整原则,一如既往地依据“相似者原则”,不同以往的是,辨识“相似者”的原则,渐从意见的相似走向权利的相似。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2008年以来,中国更加自信地登上世界舞台,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然而,往往那些最反对欧美的国家乐于与中国日渐接近,体现“相似者”姿态,这里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有共同敌人的“相似者”,是所有相似者中最不相似的。这样的国家间关系,也就是最低级脆弱、距离文明最远的。

越文明的国家越相似。在文明国家的公民依靠其“权利”跨越国界,正在结合成“人类权利共同体”的历史机遇中,如果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个人继续没有权利,那么,人们除了祈求命运眷顾之外,无以为靠,就像野地里的动物一样,全靠命运。到那时,这部分被排除人类文明核心之外的,就真的只能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了。未来世界,人类或许由超越国家界限的相似共同体组成,难道真的要由美中分领“人类权利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在欧美正在构建高度文明的权利共同体之时,如果中国政权继续误判国际形势,继续排斥“权利”,将会与人类文明越来越不相似,也就越来越远离文明世界秩序的稳定内核,给国家人民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今天,中国别无选择,必须更加开放、更加放开,向最高文明标准看齐,不惜代价地改造自身,以最文明国度的“相似者”姿态,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21页。

[2]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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