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马尼拉——烟花巷里的龙门客栈（一）之money and honey

记录那些被结构碾碎、撕裂的声响；在人鼠之间，四处逃窜的生命。拾起，摔碎。

引子

午夜，坐在客栈的酒吧长廊里喝着San Miguel，我收到了一条信息：“姐，我已经到深圳了。有时间常联系。”没等我说话，老何就在我旁边乐呵，因为他也收到了相同的信息。我们一块坐着，都为小五松了一口气。下一个回国的，就该是老何了。

这个来自宁夏的小五刚19岁，从博彩公司逃跑的时候，不小心把用于工作的两部手机也带出来了。大概是因为太害怕，顾不及冷静下来，两手一甩就把手机扔了，然后逃到了这家“龙门客栈”。每天除了到马路对面的便利店买点面包，他几乎一直躲在房间里，不敢露脸。就算偶尔出来透个气，也会一直黏在老何身边。老何说“他带走的手机涉及公司的信息，很可能会被抓回去。”一旦被抓回去，他们有一万种办法折磨你。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危言耸听，听过些网络上流传的故事，也不尽然全信；直到我来到这里，听着故事到黎明破晓。

刚住进这家客栈的时候，我未撞见过这些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博彩(菠菜)公司的人，他们好像不存在一样。我每天一个人穿梭于马尼拉的各个角落，从Poblacion到帕塞，又从唐人街回到马卡蒂。但我遇到的所有当地人都会告诉我，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工作。我后来知道，他们所说的“工作”基本意味着两个意思，博彩和毒品。博彩公司的大厦一直灯火通明，从阿亚拉大道望过去，有些楼层一片一片地亮着灯。在里面工作的菜农们，像是夜里的幽灵，两点一线地往返于公司和宿舍。

写字楼外面的世界，常常灯红酒绿，在这个亚洲曼哈顿城里，丝毫不浪费一寸光阴。寸金寸土。白天，上班族穿着西装领带穿梭在红绿灯中间；可一到午夜，这里又换了营生。小姐姐们穿着超短裙，拉着白人老头在街上聊天；半工半读的高中生揣着兜里的Cialis，只盼着能多卖几盒。那是专门为贪心的老头儿准备的灵丹妙药，他们常常喜欢一次带三个小姐姐。而一盒Cialis，管够四天。“No money no honey”，保安大哥微笑地看着我，又望了望坐在客栈门口等待爱情和善意的年轻人，淡淡地说道。每天看着人来人往，他深谙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虽然只隔着一道墙，一条街，路上的车流和喇叭声，把世界撕开两半，似有回声，又像是天然的隔断。我不禁好奇，这些藏在大厦里面的人，他们是谁？为了honey而来，抑或money？他们又为何四处流窜，流落他乡？

money and honey

若不是我当时决定多逗留一会儿，跑到走廊上抽烟，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他们。我们中间所隔着的，不仅是客栈的房门，更是后来令我难过的所谓的社会区隔。他们顽固地相信，一个博士生永远不会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大概是因为我比他们更顽固，竟算交上了半个朋友，烟酒朋友。在马尼拉的那些夜里，我们一块抽烟、喝酒、泡夜店，然后各自离开这座城市。

来到马尼拉做博彩的人，有着各种不同的经历，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游戏中。有的人是主动来淘金的，但有的人是被朋友骗来的；有的人在国内欠了一堆贷款或赌债，博彩是他们翻身的最后一棵稻草，只能拼死一搏。而有的人，则是被中介公司的人忽悠来的。小五就是被“黑中介”骗来的，他也是后来才知道，欺骗是这里来钱的唯一活法。“黑中介拉一个人3000块，干满一个星期加1000，干满一个月还能拿到更多”，老何估摸地算了下，中介公司拉一个人来马尼拉可以轻松挣个七八千。这还没算上中介费和签证等麻烦事。

博彩公司和中介公司一般都会以游戏推广的名义招聘，或是人事助理、财务，但大家都清楚，最缺的就是推广，尤其是“狗推”。所谓的天推、地推、狗推是赌博游戏推广的三个阶层，说白了都是拉人来赌博的，只是渠道和手段不一样。天推指的是公司有客户资源，不需要自己找客源；地推则比较接地气一点，需要通过身边或当地资源去推广；而狗推呢，全靠一双手在网上码字，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寻找猎物。他们可以随时转换成白富美、高富帅等任何一种角色，网络就是他们的舞台。老严边给我这个“小白”上课，一边描述他异常无聊的工作生活：日复一日戴着不同的面具骗人赌博。但大部分的时候，他都在扮演可爱的女生跟一帮大老爷儿们调情，光这点就让他这个直男不断起鸡皮疙瘩。挣不挣钱先不论，良心过意得去过不去不说，扯淡的日常足以使他崩溃，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磨蚀。这些面具他们不定戴的习惯，戴习惯的，留下来便是；戴不习惯的，逃走便是，没那么多大道理可说。

“逃出来的全他妈是狗推”、“太恶心了”。老何没喝多，但说话有点上头，在旁边听着，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旁边的人都低着头，各自沉默。我们围坐在一块喝着酒，又把话题扯开，不久又扯回来。想谈，又不想谈。大家东一句西一句，混杂着各种叙事，可中间始终隔着太多的省略号。只是，每当有人怪罪黑中介和博彩公司的时候，老何又会跳出来说“怨不得别人，要怪就怪自己贪，活该。”大家又再次沉默。

老何是个河南人，以前是开半挂车的，拉点买卖，勉强一个月有五六千块的赚头。他总是穿着白色的短袖上衣，双手插在胸前，微微露出那中年发福的啤酒肚。大概是微胖的关系，总有点笑佛的自在感，笑起来的时候让人感到踏实。年轻时开着半挂车一直在外跑长途，整日不在家里，媳妇儿自然也没着落。如今三十多岁，身无分文，明天都不知道尿在哪儿，更别说娶媳妇儿了。可他还是看上了刚加入我们的一个女孩儿，却无端端把人家气走了，大概女孩儿无法理解老何所描述的那个黑暗的世界。女孩儿走后，老何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我说，“我想上她。”我不知作何回应，只好大笑，酒桌上的荷尔蒙混杂着彩色的LED灯，外面传来行人的嬉笑声，夜店的音乐声，一同飘荡在马尼拉的上空，然后渐渐散去。

大概是女孩儿突然离席勾起了某种遥远的共鸣，老何的防线终于破了，他开始想起来自己如何一步步地掉进了马尼拉的菠菜圈里，成为一个不合格的菜农，又为何急忙逃到了这里。正是这个无论如何也不愿加我微信的老何，在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跟我聊到了凌晨五点。“我不管你是不是记者，是不是来挖黑的，反正我都不管了。你要拍照也随便你，完了在文章里把我打上马赛克就行了。”我想女孩儿是真的触发了他脆弱的一面。

老何开了十几年的半挂车，从青年开到中年，没什么特别的，生活就一天天平淡地过去了。钱挣不多，但也饿不死，总算有口饭吃。有一天，他照例开着半挂车在公路上行驶，后面突然蹿出来一辆卡车，嘭的一声就撞上了他的车，幸好他及时停稳了车，没有因急刹造成侧翻。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死亡离自己那么近。老何原本以为这是一起意外的事件，但事故的真相突然令他坚信的某些东西瞬间崩塌了。撞他的那个人，原本车就蹭坏了，因为没买保险，又没能让前一个人为他买单，情急之下，只好在老何身上碰碰运气，想让老何付个全责。老何几乎把能想到的粗口都骂了一遍，可还是无法理解，是什么样的生活把人逼到要用生命的代价去换一口饭吃？

就这样，老何没再开过半挂车。他开始放弃以前的生活，想要发财。他开始觉得，只有发财了，生命才不会变得这么廉价，面对死亡时才不会这么地无力。人不能什么都没享受过就见棺材了，对吧？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进了传销组织，又出来了。再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了马尼拉。

到马尼拉的时候，老何才发现自己被朋友卖了。这个朋友可说是他的发小。他朋友不仅拿中介费，还一改和善的脸色，让他乖乖地上交了护照和手机，软硬兼施让他留下来。连原本保障的薪资，也变成了甜蜜的陷阱，“一个月下来撑死三四千块”，老何愤愤不平地说。说好的别墅宿舍，变成了拥挤黑暗的双架床，还是十六人间。本想着一走了之，可公司告知他来程的机票签证钱都得在工资里扣，完了还得赔付一笔钱。咬咬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干呗。

接受过公司培训后，他开始像模像样地工作，每天到探探、微信、甚至是同性恋平台上寻找目标猎物。据说，同性恋者更容易骗，因为很少人愿意理解他们。老何每天都在和不同的人聊天，可他就是下不去手，只好浑水摸鱼，含混过关。他感到人与人的信任过于脆弱，愿意相信内心的良知。但日复一日的消耗和公司制度的高压让他喘不过气。他说不上来。有一天，这种奇怪的感觉终于爆发了。骗他来的朋友在上班的时候，突然跳起来对着电脑大笑，喊道：“像你这么蠢的猪，不杀你杀谁。”原来，他朋友成功地让一个福建商人输了一百多万，被逼得想要跳楼，却还在苦苦哀求把钱还给他。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老何已经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他终于把交叉的双手解开，用手指着桌子说，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那时，老何终于觉得愈发地恶心，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什么时候也会这样把他卖了。

诶。老何说，回去还是开半挂车吧，一个月五六千，不折腾了。

余音：关于博彩行业生态的结构性叙事，《南方周末》有做详细的报道，文末附上链接。在这里，只想记录一群很难被看见的人，一群无法站在坚实的土地上的人，时刻都警惕着，怕走着走着，又掉进了某个洞里，无处安生。我把他们的故事也放进一个个洞里，打束微光，记录我们的相遇。

续集：《赌博默示录》、《逃离马尼拉》、《逃往何处去？》……

"将来某一天——咱们会把挣的钱凑起来，买座小房子，几亩地，一头牛，几头猪，然后，然后靠地过日子......“ ”还有兔子！" ——《人鼠之间》 约翰·斯坦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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