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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有人认为自由市场是万能的灵药?

最近看了一些matters的文章,虽然仍然存在着大量大陆和港台的对立和互相讽刺,但是这里几乎是我们能看到的最理性的华语社区了。可惜即便在这样的社区,理性也可能只是看似理性,有些爆款文章得出的结论却非常荒诞,不切实际。我们应该注意,理论和实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例如《对本次疫情的结构性反思:谣言、官僚与国家主义》这篇文章。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夹杂私货的理想主义文章。谈政治,却不说经济,论实事,却只讲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空谈。开头说政府应该缺乏媒体监督,应该放开一定程度上的言论管制,这里是很在理的。然后说武汉红十字会效率低下,应该民间团体慈善组织承包。说得很好听,可是请问,你又有什么办法去防止私人慈善组织挪用善款,或者利用慈善的名义偷税漏税?这本来就是私人慈善最大的顽疾,当年的李连杰的壹基金已经臭名昭著,你又凭什么敢说,红十字会不行,就让私人慈善组织上?

没有具体落实的解决办法,没有深入的见解,只有空洞的引经论典,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是不行的。私人慈善基金会想要偷税漏税或者转移账款还不容易?例如购买一套没有公允价值的资产,账面价值1千万,实际上可能价值只有100万。例如购买灾民用的帐篷,选择潜在的关联方进行交易,对外并不需要特殊的解释,即可给关联方企业输送利益。

现在有的自由派就会说了,你说的都是违反法律法规的事情,政府的存在就应该是市场的监管者,应该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会说这句话的人,一直都没有意识到:

监管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并不是你动动嘴巴敲敲键盘就能做的事情

当年我在四大会所工作的时候,一个普通上市企业的年报审计费用可以轻松达到几百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会遇到各种黑天鹅事件,例如獐子岛事件,例如康得新事件(直接导致国内最大会所瑞华的几乎倒台)。

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社会成本和人力物力,依然无法保证财报的严谨?

因为找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条会计分录中作的假账,实在是太难了。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合理性保证”,像是隐藏的关联方交易、生物资产、价格难以确认的资产(例如古董字画、专业性较高的机器设备、商誉)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确认其真实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慈善基金会很容易可以成为一个“暴利”的生意。并不是每一个慈善基金会都是像韩红这样的。如果社会上突然涌现出上千家私人慈善基金会,我们又需要多少成本去做审查?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建设红会的原因。因为:

有时候,监管的成本会大于政府直接参与所带来的效率受损。

况且红会工作人员的工资是由财政直接拨款,并不占据善款,但是私人慈善基金会却可以将其中的百分之三四十用于工资支出。

当然,我并不是说私人慈善不应该存在,只是在讨论红会的问题的时候,至少应该全面讨论,列出私人慈善存在问题的地方,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用所谓的“自由市场”,“民间力量”来解决一切的难题。

19年的P2P暴雷潮不就再一次说明了,仅仅依靠市场手段,没有政府引导,在某些领域很容易引起乱象。因为监管层很难去判定企业家到底是因为资金链断裂破产还是一开始就心存歹意。

除了需要强监管的行业以外,另一些需要政府强介入的就是重资产低回报行业和自然垄断性企业(例如铁路、电力等等)。

无论如何,一些行业需要政府介入的天性,导致政府向市场伸出了第一只手。当这一只手过于笨重的时候,就会抑制市场的发展,当这一只手过于轻巧的时候,就会无视市场的狂热。前者导致生产效力极度低下,后者导致市场过热或者失灵。(例如荷兰郁金香或者07年的金融危机)

总结来说,我认为政府在推动的国企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你可以抨击它过热或者过慢,但是抛出自由市场和民间团体来解决慈善募捐的问题,是蛮可笑的事情。红会效率是不高,但这也是因为在和平时期红会并不需要处理海量物流的能力。2月4日武汉红会就开始和A股最大的民营医药流通企业九州通合作,九州通专门负责商品货位库存管理,无权参与物资的分配和采购。但这样的新闻,却总归不如某些招人眼球或者拉仇恨的新闻那么惹人注意。


再说说这次疫情下的举国体制和民主体制。

我们都知道,gcd是很喜欢在国难的时候把镜头转向那些振奋的、举国体制的事情。这些天在网上的“火神山医院云监工”的事情实在有些让人不适。说好听点是鼓舞人心,说难听点是吃人血馒头。这就是举国体制的问题——个人的感受被淡化,一切以群体为重。更不要说武汉官员从一开始的隐瞒消息,打击造谣者却最后发现真正的谣言来自自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们的社会,确实缺失独立记者太久了。我们需要一股力量去平衡威权统治和人民的知情权。

而同一时刻,在香港发生的医生大罢工也同样彰显了民主体制的不利之处——战时动员力度不足。当然啦,这里肯定会被骂,说罢工才是有人权的反映,可问题在于,医生的人权是人权,病人的人权就不是人权了吗?一群人的权利增多,几乎必然代表着另一群人的权利减少。双赢的局面,总归是少数。

也有人说罢工是在要求封关。然而哪个内地人会在这个时候去香港旅游?通关的本来大多就是香港人,那么封关同样也是在侵害另一群香港人的权利。同时,封关带来的经济受损,由此带来的小型企业破产,同样也在侵害企业主的权益。对于政府而言,只能做一个平衡。通过加大过关检疫的力度,在情况还没有过分危急的时候在疫情和经济之间做出权衡,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该做的事情。要求政府在香港疫情仍然较为轻微的情况下采取极端举措,这其实也是民主社会的一种顽疾。


最后我想说点题外话。虽说并非威权体制和产业政策直接挂钩,不过当今世界出现的倾向确实是威权体制更容易发展产业政策。例如南韩朴正熙的军政和财阀,日本的1940年体制,台湾蒋经国统治下的80年代,李光耀的新加坡,都是在举国体制下进行的经济赶超。同样的道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也伴随着圈地运动的血腥,美国更是有着棉花种植园的黑奴历史。在如此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每种社会制度都有其劣势,也有其优势。那么我有时就在想,为何港台同胞依然对大陆的威权政治抱有如此的仇恨?

可能是因为体量吧。大陆的体量太大,以致于在社会发展不足够完全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力量威胁到港台。这出现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反而拥有了更强的力量。所以港台同胞开始嘲笑大陆人没有自由民主,大陆人则开始讽刺港台力量的弱小。

总的来说,还是希望能够互相理解。港台的同胞有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不能因为有“武统”的力量就蛮横威胁,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同时也希望港台的同胞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完美的体制,至少现在还没有。我们的体制都只是在各种利益中权衡罢了。而且实际上,作为个体而言,我们本来就没有选择身在威权体制或者生在民主体制的可能。

那么,如果这枚硬币是上帝掷出的话,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边站呢?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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