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room與讀者之間、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親密關係

• Beryl: ＃論內容付費時代，如何做一個理性的消費者 – 23:05
• Beryl: 在付費模式下，感覺讓會員有一個正確的期待其實蠻必要的。如果過分強調用戶因為付費就可以增加「主人翁感」，或者強調「我們」要一起成長之類的，很容易讓會員有過高的期待吧，也或者更多的表露出「贊助」的意願時。這是現在好多媒體在付費時愛用到的話語。– 22:58

看到這兩條留言，簡直希望抱住Beryl大腿。上哪裡去找這麼好的消費者！（摔）

這裏開啟了我另一個思路，從這裏切入，也許可以更逼近我們今天說到的「公共性」這個古典價值。

我很喜歡里爾克寫愛情的一句話，他寫在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中間的：Two solitudes protect and border and greet each other. （兩個寂寞相愛護，相區分，相敬重。）這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愛情。或者，不要用「愛情」來狹窄了它所定義的更廣闊的親密關係。

最健康的親密關係不外如是。兩者之間應該有相互尊敬、相互為對方開拓更大世界的可能。

記者和受訪者，編輯台與浮出水面的讀者，對我來說，理想中，應該有這樣的「親密關係」。

剛開始做記者時，我花了不少時間來摸索面對受訪者時的心態。這是個很奇妙的職業，可以讓你一步跨越所有界線，走到一個陌生人面前，命令他交出自己的故事，和心底最深刻、甚至傷痛的隱秘。對一個記者來說，最大的誤會就是，他願意這麼做，是因為你。當然不是，他這麼做，是因為你是媒體的代表，而什麼是媒體，媒體在這一刻就是「公眾」。除去娛樂等類型的報道不談，一個受訪人願意開口，是因為他希望對公眾交代，而一個記者應該去追問，也是同樣的理由。這是新聞業的古典信仰：公共利益。採訪行為是功利的。但是理應功於公利，而非私利。只有這樣，記者與受訪者才可能是平等的，兩者同樣為了公共利益付出committment，信任與交託，建基於此。

關於這一點，我最喜歡現在旅居北京的台灣紀錄片導演張釗維的一段話：

//被拍攝者因爲對導演的信任，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給鏡頭，而躲在鏡頭背後的導演，有多大能耐、多大勇氣可以承接這麼沉重又深刻的交付？當作品完成的一剎那，這樣的沉重與深刻，就解脫了嗎？……在拍攝中，我跟拍攝對象之間，有現實的拉扯，但也彼此摸索着一個超越這現實拉扯之上的共同想象。這個共同想象，或是基於對社會或文化發展的某種理念，或是對於生命態度的某種理解；如果沒有這些共同想象，那麼在拍攝過程中，彼此無法敞開，拍攝完成後，就會斷卻牽掛，各自回到生活常軌，彷彿一切都未曾發生。//

這篇文叫《紀錄片的山谷》 ，釗維用山谷來比喻這種自己與拍攝對象的「共同想象」，放在新聞領域，這也就是「公共性」。

同樣的，聯結編輯台與讀者的最健康的關係，也應該是這樣超越個人好惡的價值。付費是一個行為，但這個行為理應超越商品購買這件事本身，而更像是一種投票，除了為資訊本身付費之外，也為資訊背後的具有公共性的價值理念買單。不然就會如同@Isaac所說，背離了最初做這件事的初衷。若能共同構建出這樣的「山谷」（張釗維的比喻），編輯與讀者在其中的交流，就是抹去了私人好惡、個人恩怨的，而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逼近事實，理性辯論，求同存異，等等。也才能讓這關係，更加健康、長久、相互促進。

這樣具有超越性的親密關係，是我想象「開放編輯部」——某種意義上的公共場域的基礎。也是Matters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