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是我对这个社会最激烈的反抗。

“我不该害怕，我要让他们害怕我们”丨伊朗抗争女性的自白

2022 年 11 月 28 日

“我不该害怕，我要让他们害怕我们”丨伊朗抗争女性的自白

原创荡妇二号荡秋千的妇女2号 2022-11-28 09:26 发表于广西

这场抗争，始于一个女孩被杀害，现在已不止于此。

“现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首要的目标，那就是自由：说话自由、选择自由、自治自由。”

萨拉说：“在这里，只有一种声音被允许，一种规范被接受，而一个社会本不该如此。”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可失去。”戈娜对我说。

伊朗境内的这场全国抗议，已持续超过两个月。至今，已有超过1.5万人被当局逮捕，超300人被杀害[1]。伊朗医院以“抗议者违背政权”为由拒收伤者。

这周，我们采访了两位伊朗女性戈娜（Golnar）与萨拉（Sara）。戈娜的朋友已在抗争中被杀害，萨拉的朋友也失踪两周，后得知被逮捕入狱。当地许多人有着类似遭遇。现在，ta们中有人变卖了所有家产，罢工罢市，企图做最后一搏。

抗议的起因是9月16日，22岁伊朗女孩玛莎·艾米妮（Masha Amini）因“违反头巾法律”被警察逮捕后在医院去世。葬礼当天，就在艾米妮即将被下葬的瞬间，在场所有女性突然摘下头巾，抛向天空，喊出这场起义中最著名的WAR CRY：

“WOMEN！LIFE！FREEDOM！”（女性！生命！自由！）

此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军警很快开始枪炮镇压，街道上的居民打开家门，邀请抗议者进入家中躲藏。人们关闭商店和企业，用罢工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次我们要的是革命，不是改革。”戈娜说。在伊朗法律中，女性必须佩戴头巾，穿着宽松，道德警察有权对“不合规矩”的女性进行教育、罚款或监禁。萨拉曾有亲身经历，“我就被逮捕过，他们把我带去他们的办公室，用脚踢我，让我的父亲带‘恰当的衣服’过来，还让我写下保证书：‘以后一定会遵守伊斯兰教法’。”

现在，身处海外的萨拉和戈娜，摘下口罩，露出面容，每周上街游行，希望让世界听到她们的声音。

萨拉也曾担忧，“害怕被隐匿在欧洲各地的伊朗间谍拍照，暗中逮捕”。

但当她看到，国内的同胞，在抗争前线接连遇害，她克服了这种恐惧：

“我要让他们知道，萨拉，一个普通的伊朗女孩，在这里永远不会放弃，直到这个混账政权彻底垮台。”

以下是伊朗女孩戈娜和萨拉的自述。

海外，伊朗女性正在剪发抗议

丨图源编辑部记者

GORNAL 戈娜

26岁，伊朗北部人，现于南欧某国

就读硕士二年级，参加过多次伊朗

海外抗议活动

01. 人民已经失去了一切

我的朋友已经在抗争中牺牲了。伊朗的医院以“抗议者违背政权”为由拒绝收治伤者。

从前，当人们看到家人、朋友遇害时，就会退缩，但这次不是。赤手空拳的人民面对政府的枪械，仍然走上街头。很多人还关闭了自己的商店和公司，用罢工抗议。

政府以为“人们没有经济来源就会屈服”，但他们算错了，人们坚持到了现在。

伊朗人民走上街头 |图源网络

我在南欧读书，会每周上街游行。在海外坚持抗争的意义在于，让这里的民众也知道伊朗发生了什么。

当这里的政府支持伊朗政府的时候，民众会质疑，“为什么你们支持恐怖主义？”这是有用的。

据我所知，加拿大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德国政府似乎也是。当然，政治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政府可能和政府站在一起，但人民和人民会站在一起。

一开始，我会害怕在抗议中露脸。这里会有伊朗政府派来的间谍，他们拍照，然后偷偷逮捕示威者。但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我看着许多同胞在国内牺牲，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可失去。

我们要的是政权更迭，是革命，不是改革。

人民已经失去了一切，如果不能取得胜利，人民将彻底失去一切。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以做的，所以，必须胜利，我们也将会胜利。

我知道有些人（政府官员及其支持者）已经离开了伊朗，他们将会是这个政府的“最后一代”(the last generation)

02. 虚假报道与政治作秀

你不能相信伊朗媒体的任何报道。这次抗议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但你在伊朗电视台上看不到任何消息，（电视上说）“伊朗欣欣向荣，只有美国和欧洲问题频发”。我们曾在德国柏林有一次大型抗议活动，全欧洲的人都来参加了。伊朗电视台展示了一张现场的照片，然后说“这是德国人在抗议燃气价格上涨。”

伊朗境内从9月底开始，就已经被间断性切断网络，人们无法通过社交媒体交流，更无法向外传递信息。

但这阻止不了伊朗人民。这场抗议没有领导者（也并不需要通过网络组织行动），人们自发走上街头，前赴后继。

已经有很多伊朗记者被逮捕、杀害，伊朗政府只知道杀人。

伊朗足球队拒唱国歌，这是一场作秀。那天，官方暴力镇压了伊朗境内两座主要城市，杀了很多人。当局需要一些事件转移大家注意力。拒唱国歌甚至不是出于公众压力，而是政府指使。伊朗人讨厌他们（这些足球队员）。

事实上，在出发前一天，足球队还参加了当局为他们举办的出征仪式，接受总统的“赞扬和鼓励”，他们和政府走得很近，还曾公开说“伊朗人过得很好，（政府）在保护伊朗人”。

出征仪式报道丨图源伊朗官方媒体

真正支持抗议活动的运动员已经被迫害了。沃丽压·加福里（Voria Ghafouri）曾是伊朗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他今年没有出现在世界杯出征名单上——周四，他被逮捕了，罪名是“侮辱国家足球队，从事反政府宣传”。

（女攀岩运动员）埃尔纳兹·雷卡比（Elnaz Rekabi）在韩国参加攀岩国际赛事时，没有佩戴头巾和面纱（以支持伊朗人民的主张）。回国后，她被政府威胁，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道歉，声明“是无心之举”。

ta们是英雄（而不是那些虚伪的伊朗足球队）。还有那些在抗争中被杀害的人，ta们甚至没有被留下姓名。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注：沃丽压·加福里（Voria Ghafouri）是伊朗著名足球运动员，曾效力于伊朗国家队，一直公开反对“禁止妇女观看男足比赛”，他最近对艾米妮的家人表示同情，并公开要求政府停止暴力镇压伊朗西部库尔德斯坦地区；

埃尔纳兹·雷卡比（Elnaz Rekabi）是伊朗女性攀岩运动员，10月时曾未带头巾、露发参加世界比赛，后来在ins上声明道歉，被认为是遭到了伊朗政府的威胁

03. 争取所有人的自由

在伊朗，“如果你不是穆斯林就该去死”。然后政府真的因此杀人。

女人没有不戴头巾的自由，甚至没有唱歌的自由，（政府认为）“女人唱歌会激起腐败和挑起欲望”。

他们甚至企图建立“性别隔离”，不让女性和男性在一起工作，因为“男性看见女性会产生性兴奋”。

这场抗争始于一个女孩被杀害。但现在，抗争不再是为了女性，而是争取所有人的自由。

人们应当能够随心所欲地说话，能够自愿选择成为穆斯林，或是信仰其他宗教。

人民只是想要丨自由，这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SARA 萨拉

24岁，伊朗首都德黑兰人，现在南欧某国

就读“人权与多层治理”硕士一年级，曾在

伊朗被宗教警察逮捕

01. 人民不需要“英雄“

伊朗不该出现英雄了，每个人都是英雄。

抗争中，已经有很多人被政府杀害。我在伊朗的一个朋友也被逮捕，我们整整两周失去了他的消息，后来终于得知，他在监狱，连他父母也不被允许探视。

还有一位勇敢的人，他的家人在前几年被当局杀害，如今他散尽家财，团结所有可团结的力量（进行斗争）。这些人在海内、海外，在抗争前线，ta们都是英雄。

在摧毁巴列维王朝后，霍梅尼曾被称为“英雄”，被期待带领国家走向开放，那时候女性可以戴头巾也可以不戴，但他又建立起了新的神权统治。

我们意识到，人们不需要英雄，人民要靠人民自己。

注：霍梅尼是伊朗革命的主导者之一，一开始以“开明的伊斯兰势力”出现在公众视野，对巴列维王朝的垮台至关重要，但他掌权后背弃了革命，不仅未给予人民自由，反而按照其个人意愿建立了神权政治，他也是现政权的象征

伊朗的男人也与女人站在一起。政权间接地给了男人很多好处，极力让女人处在第二性和第二阶级的位置，政府认为，“拥有特权的男人不会保护女性。”但男人们来了，大声宣布支持伊朗女性的权利。

伊朗足球队不是英雄。拒绝唱国歌？这只是他们能做的最微小的事情。当已经有人流血，“沉默”也将有罪。在我看来，如此多无辜的人在伊朗被杀了，他们就不该再代表伊朗参加比赛。

伊朗男人与女人共同举牌抗议 |图源网络

02. 社会本不该如此

伊朗电视上从来不播放抗议（场面），媒体的话语永远是“只有极少数受到‘敌人’蛊惑的人在闹事。”“敌人”指美国或是某些敌对国家，以此将抗议描绘成“勾结境外势力”。

在这里，只有一种声音被允许，一种规范被接受，而一个社会本不该如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戴头巾本身，而是强制性的规则。

伊朗有一种特殊的警察叫宗教警察，他们整日在街上游荡，抓捕那些他们认为没有正确佩戴头巾的女性。我就被逮捕过，他们把我带去他们的办公室，用脚踢我，让我的父亲带“恰当的衣服”过来，还让我写下保证书：“以后一定会遵守伊斯兰教法”。

在伊朗，如果你不信伊斯兰教，政府可以杀了你——这是法律，依照“以真主之名”。但我们不想要伊斯兰教法，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国家：穆斯林、犹太人...不同信仰的人都能生活在这里。而宗教的教规，应该为个人所决定是否遵守（而不是政权或法律）。人们应该生活在一个能够接纳他们真实自我的社会（People should live in a society accept them as they are）。

现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首要的目标，那就是自由：说话自由、选择自由、自治自由（freedom of autonomy）。

我们在为权利而抗争，而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自由重于一切。

03. 抗争到底

当我还在伊朗的时候，我一直参加抗争，如今我出国了，更要参加抗争，因为对于国内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同胞而言，这是我能做的最容易的事。

我有责任走到街上。这能迫使外国政府看到我们，之前他们无视伊朗问题，与伊朗政府做交易，但现在（迫于舆论）他们再也不能这么做。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断绝与伊朗政府的外交关系。

我会想，“这次抗争到底能否达到预期的结果？”但我对这种设想怀有负罪感。我会对自己说：萨拉，你身上肩负着更多的责任，现在需要你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

我要和我的朋友以及同胞站在一起，我希望，下一代人能够彻底摆脱伊斯兰政权的统治，让伊朗重回美丽。

我会害怕那些伊朗间谍拍下我的照片。但当我看到我的朋友在伊朗被轻易杀害，我会觉得，我是抗争者中的一员，我不应该害怕，我要让他们害怕我们。

我要让他们知道：萨拉，一个普通的伊朗女孩，在这里永远不会放弃，直到这个混账政权彻底垮台。

编者后记

两个被采访的伊朗女生，一个朋友死在了街头，一个以前曾经被宗教警察逮捕，但仍然不做任何防范措施就参加了抗争。她们用非常明确、清晰的话语告诉我：

“我已经不在乎戴不戴口罩，因为我看着许多人在国内牺牲，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失去了，我已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