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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通過人格測試理解「我」嗎?

做了這份測試,我是不是就能和他人、和自己握手言和
兩年前起,疫情讓許多人的政治傾向和生活態度暴露無遺。
眾多對立的雙方互不讓步,互不妥協。格格不入的觀點,輕則導致好友的割席,重則演變為立場上的陣營。接著,討論滑向站位;然後,有些就成了鬥爭。
可是,認識人、了解人、理解人,是不應該被放棄的目標。
所以,面對紛爭,也需要從人的性格差異上去解釋矛盾,而不以抽象的好壞來彼此對立。
當我們看到一個人的性格如何產生,TA的觀點在其生活中的位置和發生邏輯,就很難那麼固執己見。這並不是說,要選擇沒有對錯的相對主義;而是把學理上的思辨爭論,歸因到利益、處事態度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先從性格的差異去解釋立場上的善惡,會帶來一些徹徹底底紮根於現實的理解能力。
這一心理步驟有助於我們鬆動觀念的疆界,代入那些曾經無法理解的人的邏輯、記憶和體驗。
那麼普通人應該如何快速又深入地理解另外一個人呢?正在社交媒體上流行的人格測試量表似乎是一種不錯的工具。以心理學界常常使用的“大五人格”量表為例,它把人格劃分為多個維度,宜人性、開放性、盡責性、神經質.......科學的維度就像性格地圖上的經緯線,每個人都可以在性格地圖的經緯上去錨定自我和探究他人,測算出我與你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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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今年3月底,我們開始寫長信去邀請國內人格心理學研究的教授、創業團隊,希望和他們聊聊人格和人格測試究竟是什麼、如何用它理解別人。但是一次次地被謝絕了,有時候人們可能太忙而沒有回复。

最後,依然是我們永遠的朋友——計算神經心理學研究者嚴嚴——願意來討論這些不現實的問題(笑)。

我們從MBTI這個不那麼嚴肅的測試開始了。 MBTI幾乎快成了一種流行的社交玩具,那麼它之於神經心理學研究者意味著什麼?

“認識自己”本是一個內化、沉默和考驗人覺知力的漫長征途。許多人使用臨床人格量表,意欲找到對這一古老神諭的答案。只需要幾十道題,“我是誰”、“別人是誰”就從幽暗的主觀世界映射在清晰的客觀頁面上了。

臨床人格測試,真的告訴了我們,“我是誰”、“別人是誰”的一切了嗎?

於是,我們開始了本期討論。

一份詳細的量表,可以是和他人、和自己握手言和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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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MBTI是流傳最廣的人格測試?

「熱門的心理學話題是商業運營的結果」

相較於免費的人格測試臨床問卷,MBTI是商業問卷,人們使用時會產生版權費,心理學家就可以靠蒐集和分析人格數據來盈利。

作為現代社會中的商品,若想大眾化且有收益,需要標準化、可複制化和可規模化。

因此,當我們使用其他專業臨床人格測試問卷(如卡特爾16PF人格測試),會感覺過程冗長無聊、結果繁複瑣碎、最後還需專業人士進行解釋。而商品般的MBTI,操作更簡潔、過程更乾淨、結果更類別化、也更能產生收益。

另一方面,大眾傳媒讓一件原本鮮為人知的事,更易變成爆款。現階段的微博熱搜基本都被人為控制,也給了商業推廣以實操空間。

「這個社會的情緒在向內看,心理學變得熱門,而人格測試比心理諮詢要來得方便輕鬆」

從整體的社會情緒看,近幾年中國出現了“心理學熱”,大家開始用西方的科學語言來討論自己的情感。人格測試、心理諮詢等等心理學研究手段隨之從學界進入產業界,成為了中國人理解自我時較為唾手可得的工具。

但是,心理諮詢可能會帶出我們不想知道的自我真相;而人格測試外化、唾手可得、易於測量,窺探自我卻毫無創痛感。

「MBTI是身份的鑰匙 」

MBTI好像一種魔力藥,人只需要做一些簡單的自我反省,就可以擁有一個具體的身份類別。單獨的人匯聚成像徵性的集體,我們獲得了身份的鑰匙,以此去找到他人。

在亞文化被壓制的中國,沒有語境去形成活躍又多樣化的群體;通過MBTI,我們會更容易找到能獲得安全感的圈子,快速匹配聊得來的對象。 MBTI在中國有獨特的社會含義。

心理學所說的“人格”,是指什麼?

當心理學學徒嚴嚴試圖去定義“人格”時,她一次次感受到了“人格”的定義中寄居的三次沖突:國內和國外的衝突、普通人經驗和心理學臨床的衝突,能量化的與不能被量化的衝突——

「國內和國外」

國內的心理學會劃分出人格心理學、記憶心理學和情緒心理學。但國外大學在課程設置上更為含混。

「當時我在牛津上的課叫Personalit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Psychological Disorders(人格、個體差異與心理障礙),如果在國內,可能這是三門分開的課程。

直到我去上課,才意識到這三個領域在講一件事——人和人之間有差異,而差異是有意義的。我們要研究的,是特殊於某一個人、在TA生活中長期不變的特質。這種特質既可以是人格,也可以是智力,又或者是情緒上的傾向。 」

「普通人經驗和心理學臨床」

每個人都是一個心理學家。每個人對於“什麼是智力、什麼是情緒、什麼是人格”都有自己的理解,因為這是在社會上生存的基本法則。心理學家對於人格的判定更多是臨床上的;但我覺得身邊很多人即使不學心理學,對他人的性格依然極具洞察力。

在經驗的基礎外,人格理論能讓我們對不熟悉的人格類別更敏感,由此更容易識別出特殊的行為模式。

比如,無需專業學習,我們就知道有內向和外向的人;但同時,犯罪心理學中的人物側寫 (profiling) ,就是基於外部的行為推知出高智商犯罪者性格和人口學的特徵——基於一個人是否從小經歷家庭暴力、是否無法建立親密關係、是否有強迫症和虐待動物等等行為,去推演其是否具備高智商犯罪的傾向。

人格系統會讓我們更清晰地明白,之前發現的別人有點怪怪的行為,原來是一種特殊的人格維度的體現。

「能量化的與不能被量化的」

心理學研究的是能被量化的人格特質,而非一個人完整的人格系統。以大五人格的模型來說,在情緒和心理疾病的研究中,我們關注神經質;在政治學研究中,我們關注開放性......

所有的心理學量表中都存在個人感覺和他人感覺的差異——我自己感受到的開放性,和別人發現的開放性是不一樣的。

這背後說明,能不能以第三人稱來客觀判定自己,本身就是一種人格特質。比如有人意識得到TA敘述自己時表現得有點自大;有些需要心理幫助的人,卻不明白自己需要幫助。

人格有好壞嗎?

「人格測試會捕捉到情境 (state) 和特質 (trait) 兩個部分。支配人行為的,除卻穩定而長期的人格,還有對環境做出的情境性的反應。這些反應偏離了穩定的人格特質,是根據情境、近期經歷變化的。

不同的情境會偏愛不同的人。比如美國文化可能更接受陽光、易激動的人;日本文化或許更接受溫和、有親和力又積極的人。人會適應情境,情境也會改變人。

除了國別帶來的情境差異,社會情境也在不斷改變。在一個確定的時期,對未來樂觀積極的人,會更容易做出開拓性成果;而在一個不確定的時期,謹慎、悲觀又保守的人,很早就為極端事件做好了預案,就會被稱讚很有遠見。比如《活出生命的意義》中,作者弗蘭克爾發現,能走出集中營的人,不是那些預期聖誕節後就能離開的人,而是一開始就預期離開之日遙遙無期的人。

如果情境改變,曾經是積極的特質,也有可能變為消極的特質。 」

 各種人格維度到底互相聯繫,還是各自分離?

小時候,我們喜歡用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去劃分兩類人。

還記得高中時候分文理科嗎?我們生活在類似的刻板印象裡,覺得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天然衝突,“文科生”“理科生”,屬於兩個世界。但我們現在發現,一個數學博士也可以熱愛詩歌;看似挑戰常識,但為什麼不可以呢?

「我們是不是落入一種思維的陷阱中?把人格的多個維度分成塊狀的,一塊是理性邏輯,另一塊是開放想像,然後把不同的人劃分到對立的格子裡。有沒有可能這些維度其實是在一起的呢?就比如我們描述一個醫療從業者喜歡研究人體的奧秘,描述一個做麵包的人動手能力強——我們誤以為他們是在做不相干的行為,所以是不一樣的人,但其實背後就是同一個特徵——這是一個喜歡多樣性,追求不同體驗的人。 」

如果按照人格並不會影響一個人的選擇,一個人可以具備多種人格維度,為什麼政治傾向上會根據人格差異出現一些統計學上的差異呢?比如2006年的一項研究¹表明,中左翼選民的友善和開放性高於中右翼選民,而精力和責任心較低。

「決定論永遠是一個規模的問題。涉及到大規模的人群時,統計學概率能預測出一種規模傾向;但是在小規模的個體選擇中,人擁有自由意志。政治統計關注的,是更多人選擇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這樣的“大勢”,所以就可以使用帶有決定論意味的統計規律。

這的確可以解釋,為何有時大數據基於人行為模式所推薦的東西中,也有我不感興趣的內容。因為公司並不需要準確判斷每一個人的喜好,只要70%的人會喜歡,就足夠盈利了。 」

人們崇拜偶像時,是尋找自己喜歡的人格

2016年美國大選,我們看到了不同的情緒在社交媒體上各有傳播路徑:憤怒的、恐慌的、威脅的、興奮的……

這些情緒就像探照燈的光,從舞台中央投進了陰暗的舞台角落。在聚光燈下的公眾人物和黑暗中的粉絲沿著情緒的軌跡,互相找到。

「我們現在在谷歌上搜拜登和特朗普,會發現雙方圖片上的表情是截然不同的。這是設計過的結果。

因為不同的人會偏愛不同情緒,所以政治人物精心設計自己的標誌面孔,去呈現特定的情緒形象,以滿足粉絲對統治者的期望。比如,拜登的圖片總是在微笑,因為支持民主黨的人更偏愛具有親和力、讓人愉悅的領導者;特朗普的圖片總是怒髮衝冠,或許因為支持他的粉絲更偏愛不太調節憤怒情緒、失控的領導者。 」

公眾人物可以偽裝和表演,但最後被ta吸引的,就是ta真實人格能吸引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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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我問嚴嚴:「你在做量化心理學研究時,為什麼總是攻擊自己的方法?」

她說:「要對自己的研究非常謹慎。因為沒有一蹴而就的研究:從發現現象,到設計實驗,再到最後分析數據,每一個過程有無數出錯的可能性。對過程出錯保持戒備心,"be aware of"自己的局限,我覺得是很好的研究品質。」

也就是說,她懷有對自己犯錯的戒備心。

這回到了我們想去了解人格系統的起因——如果我們總是帶著強烈的反感、內心的預設去交流,對話無非是對心理假設的循環論證;如果不以“別人是對的,我是錯的”為前提去嘗試思考,就錯過了接受影響、得到啟發的窗口。

邀約採訪陸續石沉大海後,我有一點沮喪。

書裡說,「不要在生活中去找尋,而是去感受生活發生了什麼。」 身邊能對人格議題發表看法的只有嚴嚴。

開始錄製前,我突然想起我們為什麼熟起來。

大學期間,她每天泡在圖書館和一些古老的學問與抽象的數字打交道。

她說,請不要把我看做一個書蠹,我所追求的無非是體驗,用他人的經驗填補自己的空白。

「即使我們不能擁有某種人生,手指描畫著另一種人生原本佔據的空格,手指便學會了一種盲文。²」

¹ Caprara, Gian Vittorio, et al.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Values, traits, and political choice." Political Psychology 27.1 (2006): 1-28.

² Winterson, Jeanette.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Random House, 2012.

寫在後面

如果你往前翻翻,會發現我們的核心議題是在過去兩三年中逐漸浮現的:人的情緒和心理如何作用於行動。這意味著,年輕人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從年輕飛揚的思緒裡,沉澱出自己要追踪的母題究竟是什麼。這也意味著,確定議題只是第一步,到交出成熟又深入的作品,還要經歷太多失敗、摸索和被拒絕。時至今日,我們還在探索如何寫故事、說故事,並未成功。

但世界要求我們最最最重要的是:學會運用摔倒後的勇氣。

一次接一次,一行接一行,一刻接一刻。

在成就感和挫敗感中,在坦然和羞恥中,心會滾成一顆石子一樣的肉,敘述者“我”的聲音也變大了。仔細聽,她的聲音,超出她自己想像的深沉、堅韌也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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