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 Lives Matter｜在英美，游行的人群正在推倒雕塑

5月25日，非洲裔乔治·弗洛伊德被美国警察跪压致死，在欧美多国引发了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游行。而自上周开始，英美等国不断传来报道，放置于许多城市中心的雕塑正被游行者们泼漆、去首、扔进河中。这个“推翻”举动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游行中，也激起了新的争论与思辨。 

支持者表示，挪走贩卖屠杀黑人的奴隶主雕塑是早在两百年前就该做的事，反对者的理由则更耐人寻味的多样，甚至彼此间并不兼容，或认为这是“暴民”在破坏“文物”，或认为推翻雕塑不过是西方国家隔靴搔痒式的假装正义，又或认为这些奴隶主毕竟曾为当地城市做了巨大贡献，怎么就被当代的受惠者“忘恩”痛打？

被推翻的雕塑

那么，首先的一个疑问是，那些被推倒的雕塑们都是谁，曾经又做过了什么。这儿挑三位举例。第一位，出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市的爱德华·科尔斯顿，曾在领导皇家非洲公司期间，凭借奴隶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他在其故乡开展了许多慈善事业，并曾于1710年至1713年担任该市的下议院议员。因其对布里斯托尔市巨大的资助，1895年，一座科尔斯顿的青铜全身雕塑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上被揭幕展出。2020年6月7日，这座雕塑被游行者用绳索拽倒，推入河中。

第二位，利奥波德二世国王于1865年至1909执政比利时，在此期间，其部队在刚果进行血腥殖民统治，手段残酷。例如，对于未完成任务的奴工，其妻儿的手脚将被斩去作为惩罚。据历史学家估计，大约有1000万刚果民众在他殖民期间被杀害。2020年6月9日，政府拆除了已被抗议者喷上红漆的国王雕像。

第三位，“美洲大陆发现者”哥伦布被游行者指责开启了殖民的新纪元，导致印第安人文明的毁灭。近日，其雕塑在美国多地被拆毁或去首。

这三位历史人物都曾为部分对象带来过巨大利益（如布里斯托尔市，比利时民众，欧洲移民者），但同时，他们的行为又与殖民、奴役、压迫等密不可分。那么，他们的雕塑应该被保留下来吗？

 一些民众认为，这些雕塑承载着记录历史的作用，将其销毁正是在让人们遗忘欧洲殖民的过去，反而不利于反思。对于这一观点，我们不妨看看这些雕塑摆放的位置，它们皆位于每一城市的市中心，其隐含意义是对这座雕塑人物的赞扬或崇拜。设想一下，作为一个游客来到一座陌生城市旅游，在其市中心看到一座高大威武的雕塑，第一反应一定是，这应该是一位正被人们纪念嘉奖的历史英雄，当地政府在倡导我们向其学习。作为一名游客，我或许不会打开手机查查其生平往事，而只是将这个自带光环的名字浅浅地留在脑中，这是对矗立于市中心雕塑的天然信任。

所以，这些雕塑应该被销毁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就像反对者所说的其中一部分理由，消失的雕塑也一并带走了其背后的历史，而黑奴贸易应是当代人牢记且反思的过去。为此，倾情建议与黑奴贩卖历史紧紧相连的欧美国家建造博物馆，取名如“殖民历史博物馆”“奴隶贸易历史博物馆”，将这些雕塑放置其中，再附上生平之事。博物馆，才是审视这些人物的最好归宿。

对于一些观察者而言，在这场游行中推翻几座雕塑，只是一种无聊的“出气”方式而已，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然而正如上文所言，为历史人物塑像的举动是执政者为民众书写（改写）历史、构建集体记忆的一种有效手段。正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巴士底监狱，巴黎市民前去攻占的目的并非解救其中的七名囚犯，而是摧毁这座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符号与象征，从不无辜与中立，它们是某种权力的表达手段。因此对于游行者而言，推翻与奴隶贩卖及血腥殖民相关人物的雕塑，这个激烈举动的本身就饱含着浓郁的象征意义。殖民反思的路途如任何平权活动一般道阻且长，这也只是其中的一步罢了。

所有历史雕塑都应该被推倒吗？

有一个疑虑是，按照这样的“清算”，所有历史人物难免都有些历史污点。丘吉尔的塑像已被人写上了“这是一个种族歧视者”，离美国国父华盛顿雕像被毁似乎也不远了，我们是否需对历史人物苛责至此。

对此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答方式，而最重要的前提是，或许没有一位先人是无任何道德污点的圣人，即如甘地，亦争议颇多。因此，在面对历史人物塑像时，若只因其部分行为不符合现代价值观而将其全面否定并破坏，那大约世界上也没有什么雕塑仍能幸存。那么，为什么市中心的科尔斯顿和利奥波德二世的雕塑应该被移除？这里衡量的标准并非是因其所为与现代价值观相悖，而是其殖民行为曾造成了无数血腥及死亡事件，这样的恶行早已无法用其当时的“功绩”——用贩卖黑奴的钱为当地捐赠大量物资和数座学校而抵消。

BBC制作人戴维·爱德蒙兹曾就此提出过两个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时，应观察其行为或观点是否具有时代特征，若答案肯定，那么或许不必太过苛责。此外，其不当行为程度应与他们的成就相比，如丘吉尔在这个衡量尺度上便是功大于过。那么新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些功过争议极大的人物呢？如哥伦布，如麦哲伦。

菲律宾麦克坦岛的双面碑，或许是回应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之一。其正面写道：“1521年4月27日，费尔南多·麦哲伦死于此地。他在与马克坦岛酋长拉普拉普的战士们交战中受伤身亡。麦哲伦船队的维多利亚号则在埃尔卡诺的指挥下，于1521年5月1日升帆驶离宿务港，并于1522年9月6日返抵西班牙港口，完成首次环球航海。”其反面则刻着“1521年4月27日，拉普拉普和他的战士们，在这里击溃了西班牙入侵者，杀死了他们的首领——费尔南多·麦哲伦。由此，拉普拉普成为击退欧洲人侵略的第一位菲律宾人。” 双面描述的都是麦哲伦，一位伟大的探险者，一位可耻的侵略者。

由此，每一座含有历史纠葛尤其如殖民奴役历史的雕塑都应经过细致考量后决定，究竟是被移除放入博物馆，还是放置于原处但在塑像前加上主人公较为完整的生平往事。

感同身受与绝对的“政治正确”？

英国于19世纪初立法禁止黑奴贸易，而科尔斯顿的雕塑仍在19世纪末被建造，至21世纪的今天方被推倒。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伊始，许多民众已开始呼吁移除此雕塑，但出于利益等考量，提议并未被当地政府接受，甚至更为温和的措施如在雕塑前加上其有关奴隶贸易的生平往事亦未被认可。此次的反歧视示威游行下，人们终将它推入了河里。

应该如何对待民众这样的自发行为？许多英国保守党政客对此表达了较为强烈的谴责，认为这违反了法律和秩序，是对民主秩序的破坏。例如在BBC的一场讨论会上，英国司法大臣Robert Buckland表示，警察正在对参与破坏行动的民众进行调查，但并未挑明将处以怎样的惩罚。在场的另一位女作家Bernardine Evaristo则反问道，当“加入科尔斯顿奴隶贸易相关的平生往事”这个温和建议都在过去一直被否决时，政客对民众的期待是什么。又或者，柏林墙的推翻亦违背了当时东德的法律，难道东德人民应该乖顺地听从吗？

这样的讨论，其实正是不同立场双方对历史与现实的不断思辨。反歧视的呼声从未停过，人类亦一步步见证着从种族隔离至《平权法案》的演变，黑人在法律意义上逐渐获得平等的地位，但根植于人们内心的歧视从未消失。听闻有人或嘲笑或质疑推翻塑像是西方人在“自掘坟墓”。从西方角度而言，若始终将曾经的奴隶主雕塑安然置于市中心不闻不问，才是对其价值观的最大嘲讽与否定。对历史人物所做殖民错事语焉不详，就是保护民族自豪感的最好方式吗？从非西方角度而言，作为同样多遭歧视的亚裔，或者任何在西方国家中的少数族裔，面对反歧视、反“白人至上”的浪潮时，不是正该高兴人们对歧视和殖民历史的进一步反思吗？

诚然，新共识的建立及对平权的追求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对塑像的重新定位只是其中的一小步。在这个过程中，亦会出现过度“政治正确”的事态，或许是不假思索的对所有有历史疑点的塑像的破坏，或许是对所有带有“Black”字符事物的过度苛刻检阅，让许多人开始迷茫在表达时究竟何种表述是恰当的。此外，游行引发的部分骚乱亦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但正是因为道阻且长，不断拉扯的两方观点才更能够阻止事态偏向一方的过度极端化。

集体记忆的塑造是一个多变的政治角斗场，而我们与历史、与社会的关系在解读与重新解读中不断前进。作为个人，面对歧视与不公正时，或许需要一些感同身受。但真的能做到感同身受吗。在疫情期间，亚裔遭受的不公歧视是否能得到别的群体的完全理解？譬如我们被一些政客、媒体或者普通民众喊作“中国病毒”时。同理，黑人所受到的歧视，能够被别的群体感同身受吗？譬如只以此次塑像事件举例，当他们走在街上，看到曾贩卖自己祖先的人被塑做高高的雕像立于市中心时，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两个问题的答案也许都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不曾遭遇相同的事。但即便做不到对他人遭遇的完全共情，亦不妨碍我们，不断去尝试这样做，因为所有被不公正对待的人，无论属于哪个群体，都渴望他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