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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的三十年砖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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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转型升级与农民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不仅在城市越来越没有创业空间,农民想依靠内生性的、低门槛的乡村工业谋生也越来越没有空间了。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张欢(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原文标题:《张欢丨冷却的砖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建材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和《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文件的出台,“十三五”期间砖瓦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因此地方政府也积极以能耗、环保、质量和安全等标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砖瓦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近年来,随着国家环保高压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大量农村砖瓦厂纷纷面临着生死考验。


本期,笔者分享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砖瓦行业的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老张,他的三十年砖瓦人生(1985-2016年)可谓中国砖瓦行业的一个历史缩影。老张砖瓦人生的前期为什么能够顺风顺水地一路爬坡,后期却又坎坎坷坷地以惨败剧终?农村工业的命运,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笔者希望通过展现改革开放以来老张的三十年砖瓦人生,透视农村砖瓦行业在国家政策与市场双重形塑下的波澜命运。


开启:从挖土工到小股东


1963年,老张出生于江西的一个张姓村庄。在集体化年代,老张家很穷,因为家里10口人,老人小孩多,只有2个壮劳力,经常吃不饱饭。老张父母除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之外,经常到沟渠田埂上去开荒,上山砍茅竹(一种造纸原材料)拉去卖,才勉强度日。


1979年,作为长子的老张,高中辍学回家务农,尤其是去县里搞副业之后,大家庭的吃饭问题才得以缓解。1981年熟人介绍到乡镇养路队干了一年半临时工,主要负责记账,也要随队外出修路补路。后来因为别的关系户挤掉了他的入编资格,老张又回村务农。1985年,老张在村子附近的原大队砖瓦厂(1968年大队兴办的集体企业)找到了挖土的活,由此开启了他的砖瓦人生,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1985年,老张只是砖瓦厂里面的一个挖土工人,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必须起床挖土。1989年左右,砖瓦厂负责人为提高生产效率,试图使砖瓦厂的生产方式由手工制砖转为机器制砖,但购买制砖机和变压器等固定资产需要大量资金,于是他就号召村里年轻人入股筹资,600元一股,结果共有28个股东。


老张当时只有200元,到处借钱才凑够入股资格,成为了28个股东之一。然而,砖瓦厂效益并不好,1992年走了一批股东。那一年,本来老张也不想干了,但在村耕种十几亩田地的妻子却极力劝阻,因此他留下来了。


1993年,砖厂因投资建新砖窑,股东们没有分到一分钱。直到当年腊月26晚,老张才拿到1000元准备过年,腊月27匆匆办了年货。1995年,由于砖瓦厂短期内无法见效,股东们又走了一批,也是在这一年,老张家借钱赊砖盖起了红砖房。1999年,砖瓦厂最后只剩3个股东,股东结构也由此稳定下来。老张坚持到了最后,成为最年轻的那个小股东。


坎坷:从兴盛到衰败


2000年以后,老张主要负责轮窑内的粘土砖烧制,这是个技术活,经常半夜多次起床察看火候、在什么位置添加多少煤渣、掌控何时熄火等。2005年,小县城发生了一场5.7级地震,庆幸地是这次地震没什么人员伤亡,但是农民的房子被震裂的却不少,灾后重建家园带来了一波农民建房潮,大量的农民都在翻建或新修房屋,也刚好赶上了国家大力倡导的新农村建设。


这无疑给砖瓦厂带来了意外商机,2006年砖厂的砖只要一出窑就销售一空,紧俏得很,大卡车排着长长的队伍。于是,老张与合伙人在这一年达到了砖瓦人生的高峰,老张挣了19万。2007年老张又借了2万元就进城买了房,但是房子却空了10年,这个似农非农的农民好像找不到什么理由住进城里去,直到孙子要上学的那一年他们家才开始城乡两头住。


2008年,因为政府提倡保护耕地,实行规范化管理,原大队砖厂被划入第一批关停的农村工企业,老张他们意外地失业了。但他们是尝过砖瓦行业甜头的人,那一年三个股东决定继续合作,在县郊又合伙承包了一个砖瓦厂。2010年因为三年合同到期,砖瓦厂被老板卖给了福建人。于是他们三个共同走过了25年砖瓦人生的老搭档就此彻底散伙了。


2011年,老张被聘为本镇一家砖瓦厂的技术员,采取固定年薪制。但是老板因其它业务却常常不在砖厂,无论是烧砖还是卖砖,老板都交给老板的一个亲戚股东和老张帮忙管理。那两年,老张就像对待自己的砖厂一样心力交瘁,但由于农村砖厂缺乏明确分工,很多工作都是人情或口头上的帮忙,没有规范化的财务管理系统,以至于那一年老张和老板之间发生了账目纠纷还差点闹上法庭,后来经过村干部的多次调解,两人终于消除了误会,为此老张大病一场,两家的人情往来也断了。


老张多年的砖瓦人生经验告诉他,只要合伙人可靠,砖瓦行业是不会亏本的。他观察到,政府只关停了第一批平原地区的砖瓦厂,而第二批丘陵地区的砖瓦厂却等了7~8年,政府迟迟没有行动,于是老张又决定在农村创业投资新砖厂。


2014年,他与原来熟识的一个煤老板一起在本县外乡的一个丘陵山村合伙承包了一家砖瓦厂。那个煤老板资本雄厚,而且极力倡导更新砖瓦厂的机械设备,全自动电脑操作,老张对这一切感到无所适从,这与原来自己烂熟的砖瓦厂运营模式差别太大。


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张最后被卷入了更大的投资浪潮里。原本只打算投资15万元左右,结果一切都不按照预定的轨道来,最后他的投资额追加至31万,原本是五五分成的合伙制,变成了三七分成制,人家煤老板可以垫很多资金,但老张除了房子等固定资产,这么多年的积蓄几乎被掏空了。


随着政府环保政策的进一步追紧,2016年老张他们的新砖瓦厂再次被要求整顿关停。这个机器焕然一新、本钱还没回笼的砖瓦厂很快就开不下去了,结果老张选择自动退出,因为如果还想继续维持,就得继续投入大量资金。老张感觉前途渺茫,相对保守的他已经向亲戚借了6万多元,不敢再借大量贷款搞投资,夫妻俩商议之后担心拖累子女,最后只得忍痛收手不干了。31万元就这样打水漂了,最后政府也赔付了15万元,老张股份不多只拿到了4万元。


2016年,这个老农民闯荡了30年的砖瓦人生就这样以惨败而彻底结束了。老张最后感慨到:我这前半辈子也算顺风顺水了,最后到底还是这一步棋走错了。2016年7月,老张开启了他的外出打工之旅,先后随本村老乡去上饶(2个月)、京津(2个月)等地打工。后又投资2万元赴广州购买油烟机清洗机,但因强力去污药水的腐蚀伤身而放弃。自2017年起,老张基本固定在杭州某市政工程队给老板打工,他终于在大城市圆了“打工梦”。


他对现在这种一个月几千元的稳定务工状态感到比较满足,一方面是基本完成了子女成家的刚性人生任务,重要的是家里还有几亩土地可以养老,打工实在不行就回家种地;另一方面是国家和市场深深地教育了他,因为老张明白,在农民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是大量买房而不是建房了,城市高层建筑又多采取框架结构,而老张所熟悉的传统粘土红砖烧制技术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以及砖瓦行业本身的现代转型;加之在国家环保越来越严格的政策背景下,与其对着干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他能够坦然地接受并放弃自己执着了三十年的砖瓦人生。


结构:从市场到国家


为什么老张的砖瓦人生前期一路爬坡、能够顺风顺水地赚到钱在城里买房子?为什么老张最后一步棋又会以惨败告终?在农民的解释里,他们可能会归因于祖宗保佑或家运不好。其实,这曲折的人生历程背后是有结构性原因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砖瓦厂及其所代表的内生性乡村工业之命运的主要因素,与国家、市场等现代化力量的形塑密切相关。


首先,与改革开放以来短缺型经济向过剩型经济转变有关。


在短缺经济时代,对于乡村工业而言,市场只要红砖烧制出来就会有人要。而在工业生产要素中,乡村劳动力是充足的,制砖烧砖土专家自大集体时期办企业就培养积累了一批,集体土地与原材料也是不缺的,最关键的在于缺乏资金与机器设备。


因此,当老张村庄附近的原大队企业连年亏损而承包给私人经营时,其实本村私人老板在八九十年代也还是资金不足的,但最后他们采取资金入股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实现了砖瓦厂早期的机器设备、新窑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


可以说,在短缺经济时代,如果能够较快地完成了前期资金设备投入,即使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不是很高,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不愁销路的,加之老张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在砖瓦厂运转最困难的创业时期也没有选择离开,由此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得以实现从挖土工到小股东的身份转变。因此,除了一些偶然因素与个人努力,老张前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个短缺经济时代。如果在一个相对过剩的市场经济阶段,像老张这一类的乡村创业者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其次,与打工经济兴起带来的市场就业机会和农民家庭资源积累有关。


基于前三十年的国家工业化进程,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实现了“工业产值达70%以上、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初步工业化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无疑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巨大的就业市场。


上世纪90年代砖瓦厂很多股东纷纷退出,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都成为了较早一批外出务工的农民,老张当时也多次被这些农民工劝退与其一起外出务工,但老张因为未能与妻子取得一致意见最终还是留守乡村,也因此一直有一个城市“打工梦”。


在打工经济背景下,很多农民在“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之下,提升了家庭经济水平,形成了一定的家庭资源积累,这无疑为世纪之交的农村所兴起的第一波建房潮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乡村砖瓦行业提供了巨大的消费能力。


与打工经济不同的是,在农业经济为主的年代,农业经济剩余相当有限,就在1979年老张的大家庭还面临着温饱问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乡村社会内部的市场就业机会不足,一个年轻人成家立业之后想要在农村建房那的确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老张清楚地记得,“1995年是一个转折,小家庭终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之后生活就渐渐地好起来了,房子没建起来之前日子都是艰难的,后来建房虽然欠了一些外债,但总是可以慢慢还的”。


再次,与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区域性市场向全国性市场转变有关。


在农民实现城市化以前,乡村砖瓦厂是嵌入乡村社会结构之中的一种产业形态,因为砖瓦这种性质的工业产品是直接面向农民的,广大的农民群体就是砖瓦行业的消费客户。


在乡土熟人社会网络之中,砖瓦厂可能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赊账,不过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宗债务,麻烦一点的事情是分散在千家万户的各种小债务。为了保证和维持第二年砖瓦厂的资金运转,老张每年春节之前都要趁着农民工返乡之际到处去收账催账,砖瓦厂的销售半径主要以附近一两个乡镇区域为主,但毕竟是熟人或半熟人社会网络,钉子户困难户实际上也是少数。


然而,随着农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民为了子女结婚或教育都选择进城买房,农村建房的数量越来越少,砖瓦行业也随即由乡村区域性市场向全国性市场转变,这一重大变化也就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砖瓦行业既有的生存空间与市场运转方式。


最大的变化是,砖瓦厂的客户由区域性的、分散的农户转变为城市规模化的房地产工地老板,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工程周期长、拖欠款项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像老张这样的中小型乡村砖瓦厂很容易就发生资金链条断裂,生存处境也就越来越艰难。


最后,与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系列国家政策密切相关。


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国家不断倡导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为此,地方政府也在积极落实相关政策文件,不断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积极对粘土砖厂等进行清理与整治。


乡村砖瓦行业本身的确面临不规范、高耗能等问题,越来越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产业升级要求,政府不断出台行业的规范化、制度化以及环保绿色等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出台的有关耕地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政策层出不穷,这无疑是影响乡村工业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对此,老张后来总结到,“砖瓦行业一定要紧跟国家政策的变化趋势”。


反思:中国乡村工业向何处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工业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到1997年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的时期;1997年到2008年乡镇企业改制后招商引资大规模发展的时期;2008年以后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时期。


但是在这种乡村工业化变迁形势下,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就率先启动了乡村工业化与在地城镇化进程,典型地区如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珠三角地区的“三来一补”企业以及浙江地区的家庭作坊式私人企业;而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工业因为不具有区位优势难以和东部发达地区竞争,再加上农民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市场逐渐萎缩,长期处于一种维持型的发展状态。


当前,东部发达地区乡村工业正在进行产业升级转型,这也许是中西部地区乡村工业化发展的新机遇。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开发程度,地租、劳动力成本、人口密度都比东部发达地区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越来越完善。这些优势,使得中西部地区可能依托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但是,我国严格的环保政策有可能使中西部地区丧失这一机遇,将这些机遇拱手让给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


总体而言,在产业升级转型与农民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不仅在城市越来越没有创业空间,农民想依靠内生性的、低门槛的乡村工业谋生也越来越没有空间了。


在中西部地区乡村市场逐渐走向瓦解的趋势下,这些地区的乡村工业在当前激烈的全国性市场甚至是全球市场竞争环境中该如何进行角色定位?乡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之间是什么关系?不同区域的乡村工业是什么关系?乡村工业对于当前整个国民经济战略而言又意味着什么?乡村工业或乡村产业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产业升级的政策究竟是要一刀切地激进落实,还是应该基于区域差异渐进有序地推进?这些都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张欢(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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