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以极端简化的思维来论述最近的politcal riot

其实学界近年对political riot的正当性论述倒不是按照“社会契约”的思路来的，而是借用正义战争理论，尤其是其中防卫性伤害（defensive harm）的概念。political riot和战争看似天差地别，其实却有很多共同点，包括政治性的目的、暴力的使用、平民的卷入。人们厌恶战争，但不是无限度地避免战争，战争因此有正义／非正义之分。同理，我们不希望看到political riot，但是无限度地避免和否定也不是最小化伤害、最大化正义的途径。这种盲目回避否定不仅无效，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脚。

在对参与者地动机和境遇有充分理解之前，旁观的公众容易视riot的参与者为疯狂、自私自利、趁火打劫，这种印象也通过众多的烧毁、劫掠公共财产和私人商铺的影像进一步固化。但political riot之所以被称之为political，是因为其政治目标非常明显，往往是社会少数群体争取权利、抗议自身遭受的长期的、系统性的不公正对待和压迫，本质上这是一种自卫。在这些压迫之下，参与者缺乏政治参与的途径，缺乏政治上的代表，缺乏教育、经济等多种资源，缺乏有效的发声渠道，以至于自发的集体暴力抗议，成为他们最后的手段，以此来发声、表达、吸引公众的注意，因此，这仍然是一种以交流为目的的行为。思考political riot不可能绕过这些结构性压迫，单独谈形式的暴力。

有人说，因为被压迫抗议是可以的，缺少资源和渠道不借助正规的政治参与渠道也是可以的，但是拒绝暴力应该是底线，civil disobedience应该是反抗的底线，少数群体应该以马丁路德金和甘地为榜样去抗争。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公民不服从的历史被主流话语劫持和改写，不服从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往往也有暴力抗争同时在发生，但是主流话语更强调cd的civility，而不是disobedience，暴力抗争被模糊掉被隐去，这种叙述方式略过了暴力抗争的意义，也成为了对后来异议者的新规训。甚至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对于civil disobedience的约束已经远远不止非暴力。二是civil disobedience作为社会抗争的最后手段，对其发生的社会条件有要求。以此为抗争底线的社会，需要“近乎正义”（罗尔斯）。参与者选择civil的方式，是因为他们仅仅反对部分不正义的法律，但对于法律整体、政治权威仍然是认可和尊重的态度，这意味着整个系统虽然出现了局部问题，但必须整体上值得尊重。但长期被作为二等公民对待，长期遭遇系统性的压迫、歧视、掠夺，有这样生活的少数群体还可能认为这个系统值得尊重吗？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也许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里，我们被一种高尚的精神所触动，我们感到他们模范的力量世代相传，但这种高尚不能替代其他“不高尚”的手段在争取社会正义过程中的必要性。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一些少数群体会走入退无可退的境地，不得不以我们审美上、道德情感上、切身利益上感到不适的方式进行自我防卫。不是所有的political riot都具有这种必要性，但我们目之所及的很多现实里，包括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自我防卫的必要性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不能直接否定它。

以上千字提供的是思考political riot的框架，这个框架下不同人对于不同的事件、不同事件中的参与者的评价仍然会是有差异的。这个框架的存在能推进多少共识我不知道，但是希望它可以避免极端简化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