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 | 香港难民小传

谈及来香港读书的原因，大部分大陆人会说，香港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同学所说的「国际化」，大概是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溷杂多元的人口与文化构成。

如果中环遍地的服务外籍的高端酒吧是全球化的其中一面，那麽每到週末塞爆公园和天桥的外籍庸工，深水埗街头从事小贩和搬运生意的南亚人，来香港寻求难民庇护却被困十年八年的人，则是人们不愿意纳入全球化叙述的另外一面。

香港的构成

难民不单单是一个晚近的现象，实际上香港「自古以来」便是收容被主流所排斥的人的地方。香港最早的原居民——蜑家人（又称水上人家）便是被历代朝廷所逼迫而迁移到海上的南方少数族裔。

自香港被割让为英国殖民地，这个化外之地又成为一代代中国人避走战祸和政治动乱的首选地。光是从⼆战结束到1949年，香港⼈⼝就由60万爆增到220万。前来避难的大陆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平头百姓又为香港的经济腾飞贡献了源源不断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今日香港70岁以上的人口中，有60%以上都是在大陆出生，足见香港社会的底色是逃避中原政治纷争的移民及其后代。

越南难民潮

自70年代起，香港实施【抵垒政策】（1974年到1980年期间，内地非法入境者若在偷渡到香港后能抵达市区，便可在香港居留），控制偷渡入境香港的大陆移民数量，同时期，因越共取得政权而投奔怒海的越南难民潮也冲击香港。根据联合国资料，1975—1986 年间，有 300 万人逃离越南成为难民。香港成为第二大收容地区，至2000年共收容过高达20万难民。

1979年，英国政府在日内瓦签署处理越南难民问题的国际公约，香港成为第一收容港，可以暂时接收越南难民。难民被安置在由惩教机构、戒毒所和军营改建的难民营中，等待西方国家甄别难民的资格，成功者可以移居第三国家，失败者则要被遣返。2000年香港关闭最后一个位于屯门的越南难民中心，并为最后未被遣返的1400名越南难民颁发身份证。

没有人主动选择成为难民

越南难民告一段落，新一批的难民又陆续来到香港。现在香港有约 40,000 名难民在港等候庇护申请。与大众印像中难民主要为非洲人不同，新的难民主要来自南亚或东南亚国家，佔总数约8成。

由于香港没有签署 《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因此没有设立任何难民权益和政府责任相关的法例，所有逃港者在这裡只能称为「寻求庇护者」，他们可以向港府提出免遣返申请，待入境处和联合国难民署审核、确认难民资格后，才能被考虑转送其他西方国家，因此香港对于难民来说只是中途站。

然而，与其说香港是一个中转站，不如说是一个吞噬青春的无底黑洞。香港的免遣返申请「成功率」不足1%，被拒绝的个案只能进入漫长的上诉和司法复核程序，在无尽的等待中虚度一年年光阴，有个案甚至等待了13年仍无结果。

有些难民最初并没有想过来香港，他们给了蛇头钱，原以为会被送到美国、欧洲，最后却被运到香港；有些怕被发现而买了多张不同目的地的机票，哪裡安全就去哪裡，结果到了香港。没有人主动选择逃离自己的国家成为难⺠，他们有些是因为其种族、信仰或性取向受到迫害，有些因为战争、暴力的胁迫而被迫离开。

研究全球化及非华裔议题的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指，有些「寻求庇护者」原本有学识和家产，在当地社会地位高，有些则是记者或异见人士，他们都是被政府打压才逃离家园。「他们落难来到香港这⼀个陌生地方，有⼀定的情绪和心理压力，不是外界想像得那样轻松。但香港⼈往往视他们为过境人士，不瞭解他们原来进退不得，要在香港⽣活这麽长的年月。」有些难⺠在香港相识而结合成家庭，但他们在香港出生的子女，却也被视为非法移⺠，被永久地困住。

难民不是罪犯

80年代的越南难民营曾经一度是开放的，船民可以外出工作。而如今的寻求庇护者在香港不能打工，连做义工也违法。在等候审核的漫长时间内，申请者每月只能依靠港府发放总值1,200元的超级市场食物券，与1,500元的租金津贴过活，还有少量往返入境处报到的交通费和日用品津贴。总共3,000多元的津贴，在香港这个高生活指数的城市生活，只能是杯水车薪。

不少媒体甚至政客会把「难民」污名化，认为他们逗留香港期间当非法劳工、为非作歹，甚至加入黑社会，是社会的毒瘤。

香港寻求庇护者及难民协会创办人、教大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伍凤嫦直斥，禁止申请人工作的政策非常不人道。根据她的调查，有七成免遣返声请人有抑鬱，当中最大原因是没有工作和收入，连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满⾜，结果令部份人铤而走险做黑工。她认为，声请人因为家乡不安全才会出走，禁止他们工作，并不能阻止他们来港；而且，让他们工作，便不须政府提供援助，反而可减少公帑⽀出。

香港寻求庇护者及难民协会主席Tariq Mehmood Raja认为，所谓申请人引起的治安问题，归根究柢是本港审批免遣返申请的制度存在问题：「等待十个月没有问题，但十多年什么都不能做的等待，你试想想，其实很难过。我会问为什麽审批时间要这么长呢？如果审批时间快一点，或者让他们每天工作三、四小时打发时间，或许对难民、对社会造成的问题都不会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