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时候你在哪里

就像对任何事情的讲述一样，当事人对六四的回忆其实也带着，我觉得，当事人自己的想象和判断。

六四的时候我还读小学，我清楚的记得我们那个城市有一个十字路口交通都中断了。我爸爸自行车带着我回家的时候，我看见一些穿着白衬衣头上涂着红色字的青年堵在路口，其中有一个青年的前面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这句话很顺口，很对仗，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后来听大人说，不准三个以上的人在街上一起走路。

几年之后，我的政治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他当时亲历的六四。他并没有去北京，他当时在山东的一个高校读书，他同宿舍的同学去了北京。他是用非常鄙夷的语调讲：你以为学生去抗议，他们是去做什么的呢？他们是去抢萝卜的！他的同学回到宿舍，每个人都带了大包大包的萝卜，因为有一些农民去支援学生，有的农民就带了一些萝卜去给学生吃。然后我老师的同学，据他说，就贪图这些萝卜，大包大包地背回了宿舍。

初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讨年级组长的欢心，这位老师亲自劝我不要考另外一个更好的高中，要考本校的高中。他说的是：一个女孩子，学得再好，走的那么远也没有用。

他对世界的看法很符合他口中的那个故事，不是吗？

我还认识另外一个当年也是大学生的青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非常青年才俊的高校教师。当时正是轰炸南使馆的事件。我作为青年学生，很激动地去美领馆外转了一圈，好像还眼含热泪，可能真的哭过。他说，哎呀，当年六四的时候，我也是上过街的，我挥过拳头，还挥过砖头。后来一看，哦吼，情况不对了。我记得我上街时穿的是花衬衫，那件衣服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穿过，我不敢穿。我才不敢跟人说我上过街，我也生怕别人认出我来。

后来我认识一些生于60年代的人，如果不是出于特殊的企图，他们不会跟小姑娘强调自己曾经是英雄，自己曾经忧国忧民。有几位曾经在国安的名单上，他们讲起这件事情总是在谈笑间，就是劫后余生的感觉。“国安每年找我们谈，后来就不谈了。因为发现我们都在埋头赚钱，他们就放心了。这些人嘛，肯定不会再捣乱了。”最显摆当年经历的那位先生，他每次会盯着你的眼睛，声情并茂地说：一走过南池子大街，我的眼泪就止不住。

2007年，我跟一些刚刚本科毕业的女孩合租。有一天，她们神神秘秘地问我：六四是什么意思？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站在我们卧室的门口，慢慢地试图跟她们讲清楚，但是我发现我声音颤抖得讲不下去。

人总是要死的。人总是要白死的，如果任由他们篡改和抹杀我们的记忆。这真让人伤心。如果这世界上，有人也让他们害怕，有另外的他们让这些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地撒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