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關痛癢：明清歷史中的「小事」研究

【按：本文為「香港史學後進倡議」舉辦之香港史學新秀年獎2020：香港本科及碩士生史學論壇(2020年8月29日) 所發表論文〈政治史、文化史與思想史的交匯：論中晚明至清初王陽明從祀孔廟之爭議、清人修《明史》與黃宗羲《明儒學案》之關係〉後記】

本文之初型為筆者於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儒學、經學與國家」一科所呈交的期末論文，原題為〈論黃宗羲、岡田武彥及錢明的王學分化表述〉。後來曾增訂為〈論黃宗羲、岡田武彥及錢明的王學分化表述— 兼論《明儒學案》對陽明後學儒者劃分與定位的爭議〉，曾於二零一九年六月的教育大學「第三屆大學生人文學術研討會」發表，探討清代以降的陽明後學分派議題。事後再看，發現《明儒學案》還有很多議題需要深究，例如四卷〈東林學案〉和六卷〈甘泉學案〉其實也有類似王學的分派議題，尤其〈東林學案〉之立有如立起「東林學派」之名，實則顧憲成、高攀龍等人論學主張各有不同，單以「東林」概括之有欠公允。且論文雖提及《明儒學案》之〈止修學案〉與五卷〈泰州學案〉不標以「王門」一事，卻未仔細深究箇中迷團：究竟李見羅與王心齋一系的講論對陽明學是改變或是背叛？而本文「《明儒學案》對王學的流布分化論述與反思」一節即在前著內容作修改，主要增加對部分學案序言的討論。唯本文字數有限，無法對岡田武彥及錢明的王學分化表述再作深刻論述，只能在餘論部分略提。

本文其餘內容則是筆者此時為是次研討會撰寫，希望在疫情期間嘗試再整理自己對明清思想史的思考，為理大本科學業作出一個總結。畢竟二零二零年的上旬筆者都忙於撰寫以明清詩學為主題的畢業論文，無法抽身重寫舊作，然而兩篇論文去在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所提出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不論是乾隆皇帝嚴詞批評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或是萬曆皇帝允許明代心學兩大名儒白沙陽明入祀孔廟，這些都看似歷史小事，如黃仁宇教授的《萬曆十五年》英文名稱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無關痛癢的1587」) 所言般，沒有影響整個政局走向，卻無形中影響後人對清代詩歌、明代儒學兩者發展脈絡的認識。王陽明的從祀，能使其和朱熹平起平坐，位居正統之位，令晚明王學發展至鼎盛，使《明史》館館臣不得不慎重處理王門後學；沈德潛再次修訂《國朝詩別裁集》，把受乾隆皇帝斥為「貳臣」的錢謙益與錢名世詩作剔除。兩者雖異，但相同之處在於明清時代政治力量常常不經意地涉足文學和思想的文化場域。

筆者更認為所謂的「政治力量」不能純粹歸納為帝王專制，文中提到的明儒當代從祀事例，往往費時頗長，薛瑄自逝世至從祀便歷經四次爭取、一百零五年的光陰。從近年學術研究可知，明人相較於清人對孔廟從祀之事尤其謹慎，既重著述亦重德行，不希望之後引起爭議，以罷祀儒者一舉作公開否定告終。有明一代，只有元儒吳澄在宣德三年入祀後於嘉靖九年罷祀，直至乾隆三年才得以復祀。

過去的孔廟研究以中央研究院黃進興院士和香港理工大學朱鴻林教授為代表，黃院士以宏觀切入審視歷代帝王對孔廟祭祀、從祀制度的改革，反映他們對儒學的取態；朱教授則首開微觀角度，分別以陽明與吳澄的從祀作例去分析明代政治與學術之間的關係。另外近代不少明人文集的出版，為研究明代學術提供不少便利，《明儒學案》不再居於壟斷地位，反而更多是作為入門書，供人參考，認識明代學術發展脈絡。它不可能不受到挑戰與質疑，尤其梨洲對江右王學的推許乃至以地域劃分為王學分化表述基礎似乎不甚準確，也就不奇怪為何不論中外，二十世紀的王學研究學人紛紛另辟門路，去解讀中晚明王學的發展。本文則只是一個結合學術思潮、文化趨向及政治決策去作分析明清歷史中的「小事」。

行文至此，謹向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化學系、應用社會科學系、護理學院的師友，以及來自不同院校的學友致謝，尤其是朱鴻林教授的啟發、張壽安教授的批評，乃至黃梓勇博士的評點。沒有你們的支持，這一路走來的路也不會容易，亦不能在一所以理工、醫療學科主導的大學欣賞到明清乃至近現代中國文史哲的明媚風光。

是為後記。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