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世紀」的到來？說《十字路口上的東亞區域整合》

【原文曾於2020年8月29日公開發表】

引言

       承蒙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羅金義博士的厚愛，在三月寫成〈民主覺醒之後 — 評馬來西亞政局紛爭〉一文後，能為王國璋博士《馬來西亞民主轉型：種族與宗教之困》和蔡怡竑博士《新棋局：絲路上的馬來西亞與中國》二書再另撰一篇書評。適逢蔡博士在城市大學出版社「東亞焦點」系列推出新著《十字路口上的東亞區域整合— 競爭還是合作？》，筆者亦希望乘機對此書所關注的課題稍加討論，作為一篇「非專業的導讀」。

       值得一提《十字路口上的東亞區域整合》乃是蔡博士建基於其澳門大學哲學博士論文〈東亞競爭式區域整合：經濟互賴和安全困境〉(Competing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Economic Interdependency and Security Dilemma)改寫而成，博士論文部分內容亦被收入《新棋局》中，故二書可以視為姊妹作。

區域整合：歷史角度的切入

       不難發現博士論文的題目已經勾勒出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 的特色為競爭式(competitive)，既有各國經濟合作(economic cooperation)所引起的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y)，亦有合作期間所衍生的困局(dilemma)。而區域整合的著名例子當數歐洲整合(European integ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結束時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三國的流亡政府簽訂「關稅同盟協議」，展開經濟合作。1951年比、荷、盧三國聯合西德、法國、意大利創立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1957年又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Community)。1965年整合三個共同體為一，是為歐洲共同體(歐共體，European Community)。1973年丹麥及英國加入歐共體，1981年希臘加入，1986年西班牙及葡萄牙加入。

       當我們回顧起這一段「歐盟前半生」，有幾點值得注意：一、英國不是共同體的始創者，縱然戰時英國首相邱吉爾有提出過類近的主張，卻一直不得入會，當中與和邱吉爾交好的戰後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反對不無關係。戴高樂認為英國戰後實力大減，令美國更易插手歐洲事務。所以英國入會申請一直要到戴高樂去世(1969年)才能實現，同樣亦埋下英國「疑歐」的遠因，以及英國和歐盟的不融洽。

       二、法國和德國的破天荒合作，此兩個鄰國自1871年的普法戰爭便種下世仇，二十世紀上半旬的歐洲地緣政治衝突大多圍繞兩國的仇怨，一九一四年的歐戰乃至一九三九年的世界大戰便是最好證明。但是經過大戰的沉痛教訓，戴高樂似乎意識到長期對抗不是辦法，只會引發另一場戰爭。（三大戰勝國都深刻反省，若然再次經濟處分戰敗的德國，只會重複戰間期希特拉在西歐不斷挑動對內仇恨和對外衝突，引起另一次戰事的覆轍）

       三、民主化政治制度乃入會的無形條件，希臘、西班牙及葡萄牙在二次大戰前後均成為了軍事獨裁政權。直到七十年代軍事政權逐一崩潰：葡萄牙強行維持殖民帝國，引發軍民怨憤，促成四二五革命，結束軍人專政；西班牙獨裁者「攝政王」佛朗哥之死為國家恢復君主立憲制度鋪路；希臘軍政府因未能處理好塞浦路斯問題迅速跨台，文人政府重新執政，建立共和政制。去到八十年代初，三國民主化基礎已定，歐共體才安心接受三國加入。這一點不同於美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的考量在於軍事防禦蘇聯西擴，國家政體無礙合作；歐共體則在於建設地域經濟合作，國家之間需要有較為相近的政治制度才可深化合作。

東亞的實踐：六十年代「東盟」的誕生與七十年代的走向

       東亞國家之間的區域整合則稍遜於歐洲，真正起步於六十年代初(1961年)馬來亞、泰國和菲律賓成立的東南亞聯盟，後來在1967年改造為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盟)，並加入了印尼及新加坡兩國。1984年汶萊脫離英國管治恢復獨立，即加入東盟，以上六國被稱為「東盟老成員」。

       相對歐共體以言，東盟早期的入會標準主要看重各國對共產主義的態度，而非民主的程度，例如作為始創成員國之一的泰國民選政府屢被軍人推翻，卻從未被停止會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亦長期一黨獨大。但早期五國均一致反對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尤其中國及越南的共產政權，特別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思潮與越南柬埔寨的戰爭，迫使東盟五國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以防共產主義在亞洲西擴。

       亦在七十年代起，東亞政治格局催生出微妙變化：中國與蘇聯從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與筆戰走向實際的軍事衝突，共產主義陣營出現裂縫，日本、美國乘機與大陸交好，藉以牽制蘇聯。東盟集團中除了印尼發生排華血腥衝突(九三零事件)令中印關係斷絕，馬來西亞首先在1974年與中國建交，翌年泰國與中國建交。汶萊則延至1991年泠戰告終時才與中國建交。

       新加坡的情況相較特別，當1965年被迫獨立後，它並未主動與早已播遷台北的中華民國或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接洽建交，原因在於鄰近的印尼反共排華情緒在六十年代末高漲，共產主義亦在新加坡獨立前後對其作出安全威脅。所以新加坡早期與台北、北京兩地有互動而不交好，1975年新加坡與台北簽訂合作協議，讓新加坡軍隊可在台灣國軍基地受訓；1978年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出訪東南亞三國，在新加坡與開國總理李光耀會談，表明大陸將更改其奉行的東南亞政策。

       大陸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後，外交方針變化甚大，由五十年代「一邊倒」走向六十年代「輸出革命」、「反帝反修」，同時外交狀況混亂，既出現中美復好的「乒乓外交」、重返聯合國、法國和日本先後與中國建交，亦有中越西沙海戰與中蘇決裂的、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與雅典事件此類外交「醜事」等。對東盟多國言，中共的「輸出革命」不停支援越南、老撾、馬來西亞、柬埔寨的亞洲等地共產黨，令越南、老撾先後變天，柬埔寨更是「紅色高棉」一度當政，發生一系列非人能道的慘劇。鄧小平復出不久，大陸出於自身經濟考慮，全盤否定了文革外交方針，放棄經濟支援外國共產黨，又避免意識形態壟斷外交政策。從而令「東盟」和中國緊張關係和緩下來。

冷戰以後的區域整合：歐盟東擴與東盟擴張

       1989至1991年，二次大戰所構的歐洲「鐵幕」終於崩潰，東歐各大共產政權因自身經濟危機和政治腐敗紛紛倒台：波蘭的和平政權轉移、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家、南斯拉夫內戰及羅馬尼亞的流血革命。共產主義的頭目蘇聯各大加盟共和國亦人心離散，先後脫離聯盟獨立，瓦解了這個跨洲際、多民族的國家。「鐵幕」的崩塌，以及亞洲地區「竹幕」的自我融解，為區域整合的擴大提供基礎。

       歐共體在1992年升級為歐洲聯盟，1995年歐洲三大中立國瑞典、芬蘭和奧地利一同加入歐盟，2004年歐盟首次「東擴」至東南歐，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馬爾他、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亞以及波羅的海三國入盟，2007年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加入，2013年克羅地亞入盟，時至今日，歐盟共有27個成員國(不包括今年初正式「脫歐」的英國)，歐盟的擴張仍然是一個地域政治課題。

       東盟則在1995年接受越南的加入，緬甸及老撾於1997年加入，柬埔寨在二十世紀結束前的1999年加入，形成「東盟十國」的格局。然而亦在同時亞洲金融風暴令東盟多國陷入經濟衰退，促使東盟尋求中國、日本、南韓的合作，衍生出「東盟十加三」及「東亞峰會」等跨國合作的機制。然而東盟因其定位所限，基本已無法如歐盟再擴張，如今只剩下2006年提出入會申請的東帝汶尚未成功加入。東盟嘗試跳出框架，尋求印度、巴基斯坦、蒙古等國的參與，強化亞洲整合的規模，是否成功仍有待觀察與評論。

十字路口的疑惑：中國世紀或是東亞世紀？奇跡之後或是奇跡過去？

       余永逸博士為《十字路口上的東亞區域整合》寫了一篇短評，剛在過去周日的《明報》刊登，題為〈中美角力下的東亞十字路口〉。筆者不妨這樣說，蔡博士這部新著其實是有「過時」之嫌，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之大實非眾人所料及，有誰想到馬來西亞的政壇年初上演一場走馬看花的鬧劇，更何況中國的外交關係因一一場疫情更是淪落到四面楚歌之境地，先是中國印度爆發1962年以來的邊境軍事衝突，中美、中英、中日、中歐關係因諸多問題陷入一個比1989年更差的低潮。東盟看似是一個旁觀者，實則站在十字路口作抉擇，它們是想要一個有如八、九十年代共同繁榮的「東亞奇跡」再現，或是中國威權主導亞洲市場的「中國世紀」，種種問題值得深思。

參考文獻

蔡怡竑：《新棋局：絲路上的馬來西亞與中國》(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蔡怡竑：《十字路口上的東亞區域整合— 競爭還是合作？》(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0年)。

羅金義﹙編﹚；《奇跡之後：東亞世紀的挑戰》(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4年)

余永逸：〈中美角力下的東亞十字路口〉，《明報》(2020年8月23日，星期日生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