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同盟或是兄弟？ 讀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

【原文曾於2021年6月21日公開發表】

引言：由「抗美援朝」七十周年紀念活動說起

去年十月下旬，中國就1950年派出人民志願軍入朝支援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抵抗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即所謂「抗美援朝」一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大會。身兼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了一篇論調頗為強硬的講話，在此節引部分講話內容：

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抵禦了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捍衛了新中國安全，保衛了中國人民和平生活，穩定了朝鮮半島局勢，維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

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永遠銘刻在人類和平、發展、進步的史冊上！

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站起來後屹立於世界東方的宣言書，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對中國和世界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經此一戰，中國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陳兵國門、進而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的圖謀，可謂「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帝國主義再也不敢作出武力進犯新中國的嘗試，新中國真正站穩了腳跟。這一戰，拼來了山河無恙、家國安寧，充分展示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的鋼鐵意志！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單向接受中共官方「抗美援朝」的正義之戰論述語調，先不論大多數人喜用「韓戰」或「朝鮮戰爭」這一類比較中立的名稱，而非立場鮮明的「抗美援朝」。另外對於這一場戰爭的意義，近年有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似乎挑戰或衝擊了這套行之有年的論述，如曾經三次出版的沈志華教授《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及新出版的常成教授《被劫持的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與韓戰》。

在紀念大會過後不久，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邀請貴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及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的沈志華主講「蘇聯社會主義的模式與終結」，網上直播期間有人舉報令講座被迫中斷，繼而轉移至另一平台才得以順利完成。事後有不少中國左派學者輪番攻擊沈氏對中蘇關係、朝鮮戰爭的觀點，不過沈志華似乎對此不太在乎，於本年二月應香港科技大學全球中國中心邀約主講全球中國人文講座系列第二講「毛澤東宣佈「一邊倒」：建國前後中共與美、蘇關係的變化」，更在隨後三月同一系列第七講為常成教授主講的「被劫持的戰爭：志願軍戰俘、台灣與朝鮮停戰談判」作評論人。

       本文主要討論的著作乃沈教授於2017年初次出版、2018年作增訂的《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下文簡稱《最後的「天朝」》) ，書中不止涉及1949年至1976年的中朝關係以及朝鮮戰爭，更有觸及中共建政以前的中朝兩國共產黨的交往，乃至鄧小平時代的中朝關係和中韓關係。而本文將集中在八、九十年代的中朝關係，即兩國如何由牢不可破的同盟走向社會主義兄弟，乃至分道揚鑣，即《最後的「天朝」》的〈尾聲〉篇，兼及毛澤東晚年的兩國關係，即第六章〈貌合神離：毛澤東對朝政策的困境(1966-1976)〉。

中朝不再是盟友？2018年增訂原稿的原因

       沈氏在增訂版起首寫了一篇〈說明〉，解釋自己為何在中文原稿出版僅一年便推出增訂版，他指原稿於2009年開始寫作，2015年完成初稿，及後進行一年修訂，於2016年分送中日韓三地出版社送審及翻譯，結果在大陸不能公開出版，同年9月率先出版日文版，2017年4月出版韓文版，最終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成功推出上、下兩冊的《最後的「天朝」》。

       但由於當時美國於南韓準備安置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引起中韓外交一段時間的低潮，令沈氏在公開發表其在《最後的「天朝」》的基本觀點和結論時，尤其「中朝同盟早於文革時動搖，於改革開放瓦解」一說引起不少反響，甚至有人斥其為「叛徒」「漢奸」。沈氏頂住壓力，化之為動力，檢視有關八十年代以降中朝關係的檔案史料，以求全面解答這個「意外」「惊人」的結論，嘗試利用中國外交部及中共中央聯絡部的內部刊物、日本與韓國不斷解密的外交檔案，務求梳理箇中歷史細節，於2018年推出一部單冊的《最後的「天朝」》增訂版。

貌合而神離：毛澤東晚年的中朝關係

       中朝之所以成為同盟，正如已故副總理及外長錢其琛在其《外交十記》所指早始於上世紀三十、四十年代，當時金日成等朝鮮共產黨人投身中國東北抗日戰事，繼而兩韓在1948年各自建國，中共亦於1949年成功取得政權，中朝兩國在中共建政後五日(1949年10月6日) 建交。翌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金日成的朝軍一度勢破如竹， 直至美國以聯合國名義出兵援助南韓反攻，令戰事變成了持久戰。金日成不得不求援於中蘇，中國遂於十月派遣人民志願軍入朝，整場戰事最終拉鋸三年，以一份《朝鮮停戰協定》才勉強告終，形成了一個「朝鮮問題」。

       一般雅稱歐美地區冷戰當中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對立為「鐵幕」，而亞洲地區相近狀況就被稱為「竹幕」，而其中一個分界線即是兩韓之間的「三八線」，《朝鮮停戰協定》則把兩韓分裂的現實以紙本形式暫時確定下來。在此「竹幕」下並不是所有共產╱社會主義國家都是蘇聯的衛星國，至少可以說六十年代的中共已經和蘇聯分道揚鑣，由九評蘇共的口舌論戰升溫至珍寶島的互相炮轟，也向外證實中蘇分裂，締造了七十年代中美關係緩和的契機。

       從第五章〈中蘇分裂：金日成開展等距外交(1960-1966)〉我們可以知道金日成治下的朝鮮，一直努力左右縫源，以求從中爭取最大利益。而中國也是對朝鮮非常容讓，包括默許乃至容忍在中國東北的朝鮮僑民在兩國邊境頻繁流動，不加管制，在處理兩國邊界議題上對朝鮮讓步，以至放棄長白山主峰及天池，甚至在貿易議題也是如此，不過此美好局面很快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而出現裂痕。

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一直是筆者其中一個研究興緻之所在，原因在於當時整個中國一片混亂，極左意識形態當道，期間卻屢屢發生有逆「常態」的外交大事：中美關係緩和、中國重返聯合國、中日復交。當然按照「常態」發生的大多是外交醜事，比如著名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王府井圍攻羅馬尼亞旅客事件、乃至焚毀蒙古駐華大使汽車事件。由於缺乏中國官方檔案(至少在2018年時，中國外交部公開檔案只去到文革爆發前的1965年) ，乃至朝鮮檔案，事情變得撲索迷離，研究上只能從報紙、其他國家公開檔案，乃至後人整理或回憶，務求重新梳理文革時期中國外交。

在文革前夕乃至整場運動一開始，中共領導人在接見外國共產黨來賓時反覆強調武裝奪取政權的重要及必要，甚至中共直接支援亞非拉共產黨反政府武裝鬥爭，謂之「輸出革命」。由於六十年代中國外交政策向「左」轉，輸出革命，宣傳中國模式╱經驗，大批駐外外交人員被召回國參加「破四舊」，加上在京紅衛兵先後攻擊三個東南亞國家使館。上述種種不但招來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剛獨立的東南亞國家反感，更引起朝鮮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同盟」國家的戒心。與此同時，伴隨著1967年1月上海「一月風暴」掀起的奪權潮，接踵而來是造反派紅衛兵對國務院不同部委奪權，外交部也是主要攻擊對象。外交部長、十大元帥之一陳毅因直接參與「二月逆流」而受批鬥，姬鵬飛、喬冠華兩位副部長也失去行動自由，作為國務院首腦的周恩來也無法操控(按：周於1949年至1958年曾兼任外長)，外交系統失控癱瘓，以致美國中情局在1966年的特別報告都對文革早期引起的動盪感到惊嘆：「兩年前根本沒有預測到，中國會變得像今天這樣孤立」。

沈志華因而指出中朝雙方於文革時期出現裂痕，首先雙方對美國、蘇聯的取態出現分歧，中國疑心朝鮮靠攏蘇聯，有「蘇聯修正主義」(蘇修)之嫌，朝鮮則對中國文革持有異議，且借題發揮對事大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展開批判。以至中朝各自在邊境開展廣播戰，向對方宣傳自己的政治口號，雙方交通亦經常發生糾紛，當然這大多均出於作為執行者的造反派紅衛兵。去到1968年中朝政治、經濟、文化交往均已經陷入低潮，只是勉強維持和平，不採取戰爭手段解決，雙方高層均保持克制，盡力維繫兩國外交(按：中方雖召回駐朝大使，但1967年6月朝鮮仍派遣玄峻極出任駐華大使)。

伴隨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革」) 的要員王力企圖借「八七講話」打擊陳毅的計劃失敗，周恩來重新主導文革中後期的中國外交，並借兩個外交意外恢復中朝政治軍事合作：一、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社會主義兩大國家公開衝突；二、同年4月朝鮮擊落美國偵察機。二事令東北亞局勢一下子急劇升溫，令雙方均意識到有必要爭取對方過來。9月3日，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去世，蘇聯、朝鮮領導人均取道北京前往河內參加其葬禮，並向北京表示有意與中方領導人會談。周恩來因而先後和崔庸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及柯西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展開機場會談。

有關中朝機場會談的流通文件不多，亦眾說紛紜，我們只能略知一二，但同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二十周年，崔庸健率領朝鮮代表團來賀，代表兩國復好的開端。1970年4月周恩來訪朝，乃文革爆發後中國領導人首次外訪，同年6月更共同紀念朝鮮戰爭二十周年，7月朝鮮人民軍參謀長吳振宇來訪，就請求中方軍事援助朝鮮作出商討，同時也為10月金日成秘密訪問鋪路。

接下來的1971年，國際關係格局出現大逆轉，可謂令中朝關係備受考慮，幾經周轉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秘密飛赴北京訪問，和周恩來直接會談，為總統尼克遜訪華作安排。二人第一次會談就觸及朝鮮問題和駐韓美軍撤離事宜，周恩來鮮明地要求美國撤軍，基辛格則回應希望中方留待在尼克遜訪問時就此事作磋商，亦指出美軍駐韓非其外交政策長遠目標，同時請北京牽制平壤以防金日成南攻。但若然從以下事件順序看，雖然朝美矛盾的確嚴重，卻不是中美會談的核心議題，美國是把自己從越南戰爭抽身看成第一要事，根本無意令朝鮮半島再現戰火。周恩來之後也是先赴河內，後赴平壤，向兩國領導人通報中美會談，也是突顯了其中主次。10月周恩來基辛格二人再度會談，周已經直接把越南、台灣問題放在朝鮮之前，而基辛格向周表明，美國有意和各方磋商一個全面解決朝鮮問題的和平方案，而非一個令南北韓再陷衝突的方案，且希望南北韓能如東西德般享受平等地位。

1971年中美、中朝外交事件

7月8日：基辛格自巴基斯坦秘密飛赴北京訪問

7月9至11日：周恩來、基辛格會談

7月13至14日：周恩來飛赴河內，向北越領導人就中美會談作交代

7月15日：周恩來飛赴平壤，向朝鮮領導人就中美會談作交代

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宣布尼克遜將於1972年5月或之前訪華

7月30日：朝鮮副總理金日訪問北京，就中美會談向中方作表態

8月18日至9月7日：朝鮮人民軍參謀長吳振宇訪問北京，期間雙方簽訂無償軍援協定

10月20至26日：基辛格公開飛赴北京訪問，就尼克遜訪問及中美聯合公報作協商

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原中華民國之席位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

11月1至3日：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

中美復和一系列事件之突然，不可不謂有如原子彈震動全球，尤其對莫斯科、東京、平壤乃至首爾四方，乃至北京自身，最終發生了林彪叛逃身亡的九一三事件。莫斯科不得不加速和華盛頓就限制軍備競賽談判，東京自民黨政權也就北京問題的爭論加劇，首爾也向北京釋出友好訊號。平壤也急於從北京取得最多資訊、最多利益，尤其知道中國取得聯合國席位之後便考慮對潛在的南北交談及提升朝鮮國際地位的益處。周恩來亦如上次和基辛格會談之後一樣，「先河內後平壤」向兩國共產黨領導人交代。

1972年中美、中朝、中日外交事件及南北韓交往事件

2月21至28日：尼克遜訪華，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期間雙方發布《上海公報》

3月4日：周恩來再赴河內，向北越領導人就《上海公報》作交代

3月7至8日：周恩來再赴平壤，向朝鮮領導人就《上海公報》作交代

7月4日：南北韓發布《聯合聲明》，宣布兩國統一三原則。

7月7日：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辭職，由通商產業大臣田中角榮接任。

8月22至25日：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

9月25至29日：田中角榮率團訪問北京，發表《中日聯合聲明》，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

10月30日：金日成再次秘密訪問北京

但如果深究中美《上海公報》內文，乃至中國在聯合國的行動，其實他們似乎不樂意為了朝鮮和美國有太大外交糾紛，在此不妨先引《上海公報》部分內容以便討論：

中國方面表示：堅決支持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作的努力，堅決支持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七點建議以及在今年二月對其中兩個關鍵問題的說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聯合聲明；堅決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鮮和平統一的八點方案和取消「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主張；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堅決主張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聯合國關係印巴問題的決議，立即把自己的軍隊全部撤回到本國境內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停火線的各自一方，堅決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維護獨立、主權的鬥爭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人民爭取自決權的鬥爭。

美國方面聲明：為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對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和消除衝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國將致力於建立公正而穩定的和平。這種和平是公正的，因為它滿足各國人民和各國爭取自由和進步的願望。這種和平是穩定的，因為它消除外來侵略的危險。美國支持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沒有外來壓力和干預的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美國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與國之間的聯繫，以便減少由於事故、錯誤估計或誤會而引起的對峙的危險，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各國應該互相尊重並願進行和平競賽，讓行動作出最後判斷。任何國家都不應自稱一貫正確，各國都要準備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檢查自己的態度。美國強調：應該允許印度支那各國人民在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命運；美國一貫的首要目標是談判解決；越南共和國和美國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點建議提供了實現這個目標的基礎；在談判得不到解決時，美國預計在符合印度支那每個國家自決這一目標的情況下從這個地區最終撤出所有美國軍隊。美國將保持其與大韓民國的密切聯繫和對它的支持；美國將支持大韓民國為謀求在朝鮮半島緩和緊張局勢和增加聯繫的努力。美國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好關係，並將繼續發展現存的緊密紐帶。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美國贊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停火繼續下去，並把全部軍事力量撤至本國境內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停火線的各自一方；美國支持南亞各國人民和平地、不受軍事威脅地建設自己的未來的權利，而不使這個地區成為大國競爭的目標。

可以從雙方「各說各話」中，中美顯然對1971年年底印巴戰爭更為在意，越南、朝鮮、日本均不是最重要。有趣的是中國沒有把金日成反覆強調的美國撤軍作為要求放入公報，美方聲明亦不提及撤軍，曾一度引起朝鮮反彈。故周恩來在再度赴朝加以說明，指出中方不想在公報提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亦順水推舟不提《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

中國顯然是務實，故先提出撤除 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建議，並在1972年下半年起就此和美、朝兩國交渉。基辛格也為此和周恩來、黃華(時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改革開放初期出任外長) 周旋商討，期望不在1972年的聯合國大會討論朝鮮問題，至少延至1973年才處理。(按：基辛格曾向黃華表示因11月總統選舉，希望延至選舉結果塵埃落定才討論朝鮮問題) 最終在1973年11月聯合國大會上，以折衷方案，解散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同時不處理美國撤軍問題。

而在1973年後，東北亞局勢陷入困局，先是南北韓的和談無法持續，朝鮮亦有意效法1950年方式解決僵局；周恩來亦因和基辛格的會談受到批判，以致他的外交主張無法有效執行；尼克遜因為水門事件而下台，基辛格也不得不改變乃至放慢和中國積極交往策略。

沈志華以下一段說話或許扼要解釋文革中後期中國在中美朝三方外交的「尷尬」：

「於是，在朝美關係仍然處於緊張對立狀態的情況下，中美關係的繼續發展就引出了一個大問題，即中國與朝鮮在對外政策和戰略利益方面開始出現嚴重分歧。從外交戰略的角度考量，中國已經與昔日的敵人握手言和，而朝鮮依然把美國作為最主要的對手；中國需要聯美抗蘇，而朝鮮必須聯蘇抗美；中國把美軍在朝鮮半島的存在視為一種穩定因素，而朝鮮卻把美軍撤離作為解決朝鮮問題的先決條件；中國希望朝鮮半島局勢穩定，解決問題要循序漸進，朝鮮則缺乏耐心，急於實現祖國的統一。中朝同盟之間外交戰略基礎的裂痕此時已經悄然出現。所以，儘管中國想方設法幫助朝鮮，但金日成對此是不會感到放心和滿足的。」

—   《最後的「天朝」》增訂版第648頁

全盤調整：作為後話的鄧小平時代中朝關係

《最後的「天朝」》一書的副題為「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伴隨毛澤東在1976年9月9日的離世(按：主持中國外交的周恩來亦於同年年初逝世) ，本書本來也可告一段落，沒有必要再提及或討論後毛澤東時代的中朝關係。但由於上述毛澤東晚期外交政策的變化，為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和外交政策的大幅調整作出鋪墊，令本來已現裂痕的中朝關係最終導致兩國分道揚鑣。

沈志華把《最後的「天朝」》的的〈尾聲〉篇題為「改革開放與中朝同盟基礎的瓦解」，指出中朝同盟關係的建立與破裂有五大基礎，即：

一、領袖個人因素

二、外交戰略基礎的選擇

三、意識形態的選擇

四、經濟基礎的分歧

五、地緣政治基礎的變化

正如上節所述，其中第二、三項在文革時期已經出現裂痕，在改革開放時代中國進一步改變自己的外交，1979年年初的中美建交即是中國外交戰略改變的成果，而之後中國與得到蘇聯撐腰的越南公開大打出手便是第二、三項共同的體現，更加劇中蘇對立的局面。另外由於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1978年11月鄧小平路過訪問當地時，向其表明由於文革前期中國外交「輸出革命」政策，東盟國家對中國的戒心遠勝於剛統一的越南。鄧小平在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主導權後，便馬上着手結束「輸出革命」，停止支持東南亞共產黨軍事行動，積極發展修補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外交。反觀之下，朝鮮對美政策一直立場鮮明而強硬，絲毫沒有鬆動的意願，始終視美國為頭號敵人，亦對世界革命甚為熱情，視援外乃自己義務，意識形態上更是出現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勢頭(當然中國也有如此嫌疑) ，提出主體思想、金日成主義 ，鼓吹起毛澤東晚年的「個人崇拜」(這也是八十年代中共一直批判) 風氣，更計劃起世襲統治。鄧小平也不同於毛澤東和周恩來，待金日成並不那般友好親密，朝鮮欠下中國及其他國家愈積愈多，負債纏身，中國已經決心和朝鮮算一算經濟賬，全面檢討援朝計劃，不能再像以往毛時代般無償援助對方。首四個因素，在冷戰中後期的七、八十年代逐一浮現，但最終令中朝同盟瓦解卻是第五個因素，即冷戰格局全面崩潰，中國和南韓建交。

兄弟關係的最終決裂？中韓建交的實現

       中國與南韓自韓戰結束的二十年間一直處於對立狀態，故一直沒有公開貿易。1973年6月23日，時任南韓總統朴正熙發表六二三宣言，提出南韓願與包括蘇聯、中國在內的所有外國展開平等互惠交往，1983年全斗煥更新了六二三宣言，提出兩韓應該如兩德一樣加入聯合國，且南韓將不反對盟國和北韓交往，並正式公開稱之為北方政策。民間貿易則採取間接方式經山東與南韓進行，而中韓經濟關係日漸提升，反之朝鮮為中國帶來是更多負累，中國也不得不修正對韓政策。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中國採取「置身事外」的消極政策看待兩韓問題，只是鼓勵兩韓會談以至朝美會談，且要求採取和平談判方式和美國撤軍。不過北韓屢次越軌行動，尤其是1983年11月發生仰光爆炸事件，北韓渉嫌派遣特工赴緬甸襲擊全斗煥，引起東南亞國家譁言，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適逢訪問日本，向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明中國希望朝鮮半島長期穩定，反對恐怖活動。這亦証實時任美國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1920-2021)的觀察，即中朝之間存在利益衝突：中國期望作為大後方的東北亞維持穩定，而金日成則希冀有生之年完成統一大業，不惜代價，甚至希望中國再度軍援朝鮮。

       到八十年代後期，中國可謂來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接受和默許美軍駐韓的既定事實，視之為半島長期穩定因素，而不強硬要求撤軍，這也防止北韓軍事政策失控，再次冒進南下。中韓也透過香港拓展交往，並且以乒乓外交為藍本開始兩國運動會外交：1986年中國派員参加漢城亞運會，韓國亦為1990年北京亞運會籌辦提供協助；1988年中國又派員参加漢城奧運會。而面對韓國盧泰愚主導的「北方政策」攻勢，中國亦加快提升和韓國的關係，先是迫使金日成同意中國與南韓互設貿易代辦處，繼而要求兩韓現實地同步加入聯合國。到了1992年上半年，中國最終決定不理會金日成多番反對，與南韓展開建交談判，在各自互相退讓後達成協議，於同年8月底宣布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南韓成功完成北方政策目標。(原本在建交談判時，中國曾提出交㕚承認方案，即中韓建交之的同時美國、日本與北韓建交，但北韓當時與日、美對話陷入僵局，且又不讓國際原子能機構派人檢查其核子設施，交㕚承認於韓方難以實施，即南韓無法在當時游說美日去承認北韓。於是韓方援引1990年與前蘇聯談判建交時，對方並沒有提出交叉承認要求，故希望中韓建交一事簡單以雙方議題處理)

後冷戰的三角格局轉化：由中蘇朝變成中朝韓

       有趣的是中韓建交談判，中國提出了「一個中國」原則，南韓卻很禮讓，不說甚麼「一個朝鮮」原則，更說1961年中朝訂立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無阻中韓建交。以至在後冷戰的地緣政治格局，韓國取代了蘇聯的地位，且積極爭取中國協助制衡北韓。而中國更多的是不樂見北韓在自己大後方胡作非為，製造核危機，故在很多時候對朝只作表面友好，卻要支持美國在聯合國提出的制裁決議。同時又見不得韓美軍事同盟過於親密，威脅自己，致力保住北韓作屏障。

從天朝成為兄弟？中朝關係發展的歷史反思

       所謂「天朝」，即是古代中國長期在東亞享有宗主國地位，皇帝接受四方外國進貢，同時皇帝對外國國王予以冊封的制度，當中明清兩代與朝鮮王朝的交往便是一典型例子。本來中朝各自建立共產政權，應是平起平坐，但朝鮮戰爭的爆發、朝鮮內外交困，令中國無心插聊地再為「天朝」，卻因朝鮮過分要求而努力割蓆降格至兄弟友好，非鐵血同盟。面對不確定的東北亞局勢，中、美、韓應宜緩和緊張局勢，尋求恢復六方會談之餘，亦應讓本來特朗普突破、非正規的朝美首腦高層接觸常態化，直接處理糾紛，讓停戰協定得以維繫。當然，最終理想是朝鮮半島的統一，能否以兩德統一作為藍本甚為令人困擾，要知道已故南韓總統金大中1997年當選前在英留學便是研究這課題。兩德因當年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德國問題牽涉其他國家。二戰結束前處理德國的「波茨坦協定」，在國際法視野此非正式和平條約，制訂時亦欠缺其中一個戰勝國法國的參與，延至1990年兩德統一前夕時四國和兩德才訂立《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鋪路達成統一。但兩韓既非二戰戰勝者，又非戰敗國，它的分裂是冷戰處理問題不當的結果，不能照搬無誤，且雙方不見得有共同統一意願(至少南韓的民意調查如此反映)。

參考文本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初版，2018年增訂版) 。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香港：Portico Publishing Company，2017年第三版修訂)。

沈志華：《冷戰在亞洲 : 沈志華演講錄》(新北：廣場出版，2018年) 。

沈志華：《朝鮮戰爭再探 : 中蘇朝的合作與分歧》(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Chang, D. C. (2020). 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預計今年面世，取名《被劫持的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與韓戰》，由常成教授本人和劉握宇博士合譯，將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