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生存攻略：讀陶晉生院士《宋代外交史》

【原文曾於2021年2月14日公開發表】

引言

       筆者近年其中一個學術關注放在現代東亞多邊關係的發展，尤其以現代中國外交及近年朝鮮半島危機為主。同時作為專攻隋唐、明清史的青年人，筆者對古代中國奉行的朝貢體制外交尤為留心。然而從古代走向近現代，唐宋和明清四朝在中國外交史佔有重要的地位：唐代君主承繼隋室傳統稱天可汗，以攻撫兼用的手段爭取四夷臣服；明代則曾北伐蒙古、西援朝鮮、南取安南；清代承繼明制後，四處拓展國土，在飽受外患壓力下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交部的前身。

       然而，宋代的外交、軍事卻對很多人言不足為道，大多人以宋遼澶淵之盟和宋金紹興和議為恥，特別是紹興和議的達成乃建立在岳飛的冤死與南宋「中興四將」的退場之上，備受後世批評。但單以一事評價和議之對錯，未免缺乏對宋代外交、軍事全局的理解，而且宋不同於唐，契丹、女真、黨項、蒙古等少數民族的先後崛起對宋室形成危機和考驗，如何與少數民族政權交往是宋廷現實要面對的議題。而就此議題，大家往往受宋金和戰的模式所影響，把整個宋代的外交政策簡單一分為二，以為不是主和就是主戰。

       台灣中央研究院陶晉生院士半世紀深研宋遼金元史，先後任教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大學及東吳大學，六十年代以宋金戰爭為題出版了《金海陵帝的侵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八十年代又出版以金朝民族為題的《女真史論》，以及就宋遼交往為題的《宋遼關係史研究》，2013年出版了一本宋史綜合參考教材《宋遼金史論叢》。去年在近九十高齡之際，向大家呈獻跨越兩宋三百多年的巨著《宋代外交史》，而筆者偶然機遇下，接觸到《宋代外交史》一書，同時便把陶院士其他宋史舊著略讀一遍，希望與大家在此分享一下，正所謂「借古鑑今」，或許對我們研究和理解今日國際關係有所啟發。

       《宋代外交史》一書共有十五章，討論的不但有上述提及的澶淵之盟及紹興和議，亦有靖康之禍、聯金伐遼與聯蒙滅金、雍熙北伐、開禧北伐、宋夏慶歷和約等宋代外交大事，既援引了《宋史》、《遼史》、《金史》三部正史，同時重視宋人文集的史料價值，加上使用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三部南宋時代的史學著作，兼及清人於《永樂大典》整理以成的《宋會要輯稿》，可謂在《宋遼關係史研究》此舊著基礎上加以開拓，宏觀地審視有宋一代外交的操作。

宋代「外交」的格局

       《宋代外交史》先以〈緒論〉為我們勾勒出整個宋代「外交」格局的形成與轉變，宋人固然受唐代大一統思維所影響，卻不得不面對晚唐五代的殘局，即：契丹與黨項的崛起，以及南北分裂，尤其後晉開國之君石敬塘放棄燕雲十六州以爭取契丹支持，導致後周乃至北宋的門戶大開。繼而在第二章〈宋遼外交關係的建立和衝突〉，指出宋太祖趙匡胤在初登大寶時，便著手考慮全國統一和契丹問題，於「雪夜訪趙普」後確定「先南後北」「先易後難」二策。此二策共通點在於先拋開十國中唯一一個地處北方的政權、定都太原且受契丹支援的北漢，不作處理，先集中火力攻伐南方多地割據政權。趙普之計於後世多為人所詬病，然而宋太祖不是不清楚北漢與契丹千絲萬縷的關係，當年他正是因後周與北漢的高平之戰才在政壇崛起，之後又跟後周世宗出征關南，兩戰都和契丹的支援和參戰有關。太祖不得不投鼠忌器，暫時容忍北漢的存在充作宋遼之間的緩衝。

       太祖開寶七年，契丹涿州剌史耶律琮致信宋廷雄州知州孫全興，展開宋遼關係史的官方交往第一頁，孫全興把信上呈太祖，太祖讓其修書回答示好。翌年三月，契丹派使者南來汴京奉書來聘，太祖派武臣郝崇信於兩國邊境迎接。七月太祖派郝崇信與文臣呂端出使契丹，八月契丹派耶律霸德等人使宋，由此建立宋遼兩國互相遣使來往的制度。同年底雙方訂立遣使互賀正旦，去到開寶九年宋遼互遣使臣賀對方皇帝的誕辰，賀正旦、誕辰使者成為宋遼關係的常規使者。

       開寶九年亦是宋遼關係的第一個轉折點，同年年底宋太祖去世，契丹曾派使者來吊慰及賀新君即位。不過太宗即位後便著手北伐，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宋廷平北漢，太宗打算乘勝追擊收復燕雲十六州。同年七月宋遼爆發第一次戰爭— 高梁河之戰，戰爭以宋軍慘敗，太宗本人中箭重傷，倉皇逃走，因此宋遼中斷短暫的交往，直至真宗即位後景德二年澶淵之盟的訂立。

澶淵之盟與慶曆和議：宋遼夏的三方角力

       終太宗在位之世，多番嘗試執行北伐收復燕雲十六州的計劃，但雍熙三年北伐的全面潰敗，令宋廷在對遼政策轉向主守、主和。真宗即位後，宋遼戰火再起，蕭太后偕同遼聖宗率大軍南伐，連連取勝，直逼汴京，企圖收復關南地區。第三章〈澶淵之盟〉即是討論宋廷如何應對，乃至宋遼雙方的交涉，從而達成有名的「澶淵之盟」(雙方所訂誓書為「澶淵誓書」)。

       相較於往日對「澶淵之盟」的討論及認識過多集中在宰相寇準的主戰觀點，以及建基於漢族民族中心對盟約的負面批評，陶晉生院士的討論則轉向皇帝宋真宗、受命出使至遼廷的宋使曹利用、降遼的宋將王繼忠三人對達成盟約的角色，更容納歐美、日本漢學家對澶淵之盟的評論，從中不難發現澶淵之盟、澶淵誓書只是解決外交問題，確定兩國的邊界，但沒有就貿易此類非官方交往作規範，亦沒有改變宋廷的軍事弱勢格局(即在缺乏燕雲十六州作為保障下，首都以北皆為平原地帶，宋室被迫在關南駐扎大量兵力防禦)。而宋廷向遼贈送歲幣一舉，為後人所爭議，究竟這筆錢是宋廷的「進貢」抑或是「軍事賠償」？但結果是換取了雙方百年的和平及保住關南地。另外在兩宋時代，早就不乏對澶淵之盟的爭議，在真宗、仁宗兩朝正面贊許盟約的聲音居多，去到神宗熙寧變法時負面之聲漸起，北宋末年至宋室渡江以後大多對澶淵之盟持正面的評價，元代以降負評之聲再起，幾乎和正評不相上下。令筆者好奇是為何在兩宋之交對澶淵之盟持正面的評價那麼高，不論主和的宋高宗、主戰的李綱，都以澶淵之盟作例，而且北宋之亡在於毀約伐遼，引狼入室，因此主戰主和者都異口同聲批評毀棄盟約聯金伐遼，以此為大失策。主戰者以澶淵之盟提醒宋廷需要加強自身軍事實力以達致能戰亦能和；主和者則以此為榜樣去佐證向金求和的政策。無論如何，渡江以後的宋金三次和議，在條款上沒有一個及得上「澶淵之盟」。

       第四章〈外交機構和外交禮節〉、第五章〈使節交聘〉及第六章〈外交文書、出使報告及出使詩〉三章則探討澶淵之盟以後宋代外交如何走向制度化，包括雙方互派使節的安排、外交文書的行文、使節需要遵守的儀節等，上述課題不是過去研究的重心，唯文章所限，故集中在宋遼、宋夏、宋金外交的爭議，筆者無力兼及介紹此三章的內容。

       值得一提澶淵之盟後並不是就此天下太平，伴隨黨項族的西夏崛起，形成宋、遼、西夏三方角力的格局，這就是第七章〈增幣交涉與宋遼夏三界交涉〉、第八章〈宋遼畫界糾紛〉及第九章〈宋與遼夏高麗的互動〉三章所討論的課題。宋仁宗在位中期起，宋夏爆發戰爭，遼朝從中漁人得利，爭得宋廷屈尊以增加歲幣延續和議。及至宋神宗時，宋夏雙方再起戰事，宋遼又就邊界畫界引發糾紛。這些議題往往在宋代外交史研究為人所忽略，其實它們和宋代兩次變法(慶曆變法與熙寧變法) 密不可分。正是宋夏戰爭引起的財政危機後遺症，迫使宋仁宗重新起用原因宋夏戰爭失利被貶的范仲淹、韓琦二人，推行改革，委任富弼使遼談判，且利用遼夏之間的矛盾為宋廷爭取利益，從而令宋夏慶曆和議之後西夏轉而向遼對峙。而熙寧變法期間宋遼畫界糾紛、宋夏戰事亦成為新舊兩黨爭議的外交問題，例如邊臣王韶在熙寧年間所取之地，在哲宗元佑年間的更化全盤放棄。

聯金伐遼與靖康之禍：北宋的自取滅亡

       進入哲宗、徽宗年代，北宋內政已經為新舊黨爭磨損，一時更化，一時紹述，百姓無所適從，但外交上卻是長期對西夏一意主戰。而對遼政策則因女真人在遼的東北大後方迅速崛起而生變，並且因為徽宗君臣的政策搖擺不定，引起更大禍端，即是靖康二年的「靖康之禍」。徽、欽二帝、后妃、百官、學者、宮女太監均被擄北境，汴京皇宮為金軍洗劫一空。以上均為第十章〈聯金滅遼和北宋滅亡〉所探討，陶院士在此章末後檢視整個悲劇，說：

……軍事方面，攻遼燕京失敗而被金人看到宋軍的弱點。在外交方面，聯金滅遼不一定是錯誤的政策，但是既然要執行此一政策，各方面都應配合，尤其當時金人並無進兵中原的意向，既然訂立條約，就應當像以前與遼朝所訂的條約一樣的遵守。但是當政者居然破壞剛訂立的條約，容納叛亡，給金人進兵的籍口。……北宋末年，新黨當政，於削弱西夏後，希冀聯合新興的女真，一舉消滅契丹，收復十六州。終於演出在國力不充實的情形下輕率從事軍事冒險的失敗悲劇。

引自《宋代外交史》頁237至238

          聯金伐遼不可不謂貪小失大之舉，尤其在缺乏對金朝全盤了解的情況下，徽宗君臣就妄想借力金朝完成祖宗未完之夢，而且先後毀約失信於遼、金，引起金軍成功滅遼後便直攻宋廷。宋軍更因未能成功攻遼，而令其弱點暴露，且又未能爭取燕雲軍民的支持。徽宗貪生怕死，把皇位讓予兒子欽宗，企圖由其收拾敗局。而欽宗對金政策左搖右擺，沒有明確方向，終令汴京及河南失陷敵手。

壯志未酬：宋金和戰與岳武穆之死

       靖康之難中宋太宗一系子孫遭一網打盡，只剩下早年被廢的哲宗皇后孟氏、宋仁宗遺下的年邁女兒秦魯國大長公主與人在河北招兵買馬的康王趙構三人，作為漏網之魚重振宋室。康王受孟皇后之命即位，是為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第十一章〈宋金和戰〉及第十二章〈南宋爭取對等〉討論自南宋建立以降四代皇帝(高宗、孝宗、光宗、寧宗) 在位期間兩國近百年的時戰時和狀態，特別是三次和議(即紹興和議、隆興和議及嘉定和議)的談判、條款及破裂。

       比較宋遼、宋金的交往，很容易明白大家為何視宋金交往為國恥：宋對遼的關係往往可佔上風，但宋對金卻要屈辱稱臣稱侄。加上為了達成紹興和議，高宗剝奪「中興四將」的兵權，處死岳飛；嘉定和議的實現則以處決開禧北伐的首謀韓侂冑及蘇師旦為前提。此等事情並不見於宋遼百年交往歷史，高宗處死岳飛可謂首開先例。

       陶院士的討論不僅在於秦檜歸國以後充當主和派的角色，固然是他提出「莫須有」之謀反罪處分岳飛。但陶院士指出亦不能忽視宋高宗的個人心理變化，是他以十二道金牌急召岳飛回臨安，應該說這個恐懼武將的心理可謂比北宋諸帝，乃至南宋其他皇帝更強烈。因為在南宋建立不足三年，便在杭州發生了宋朝唯一一次軍事政變— 苗劉兵變。高宗一度被迫退位，由孟太后短暫復出垂簾，所幸張浚、呂頤浩、韓世忠率軍勤王，擊潰叛軍，才使高宗復辟。自此高宗對武將甚為戒備，怕他們因手握重兵而坐大，尤其叛軍曾抬出遠在北方的「二聖」徽、欽二帝尚在為由，來挑戰高宗即位的合法性。高宗之後對父兄歸來一事十分不情願，只一心祈求母親韋太后南歸，結果徽宗客死五國城，欽宗則長期作為人質被扣留，至死不歸。

       而欽宗死訊傳至臨安，可謂令高宗鬆一口氣，或者更多是悲喜交加，也拉開了金朝海陵王完顏亮侵宋的序幕。但此時南宋近乎無將可點，老將劉錡抱病出征，幸得虞允文臨危不懼指揮采石海戰，擊敗金軍主力，同時促使南征金軍兵變殺死海陵王。宋金在互相膠著的戰況下簽下隆興和議，換取四十年的和平，兩國出現小治世乾淳之治與大定之治。直至韓侂冑擅政，在缺乏軍事預備下展開北伐，結果可想而知，不得不被迫求和，最後自己更身首異處，換取一紙和約。

聯蒙滅金與厓山殉國：興亡歷史離奇的重蹈覆轍

       嘉定和約後，蒙古在金朝大後方崛起，逐步上演百年前金朝初興時的故事，金廷亦備受壓迫，放棄中都及其以北地區，遷都汴京。蒙古的崛起，令南宋政權再次面對一系列抉擇，包括是否繼續向金給予歲幣與是否聯合蒙古對付金朝，這些都是第十三章〈聯蒙滅金與宋亡〉所討論。

       和約僅達成四年以後的寧宗嘉定四年，南宋派出的賀生辰使余嶸已經因為金朝兵荒馬亂且蒙古軍隊圍攻中都，因而無法抵達中都，相同的事情在兩年後嘉定六年再發生，連帶歲幣也無法運抵金境。當時余嶸折返回朝，向宋廷上奏蒙古軍圍困中都一事，宋方才得悉金朝出事，從而引發六年的外交政策辯論，直至嘉定十年金朝三路攻宋，宋金和平徹底撕裂為止，雙方轉入全面戰爭。金朝企圖從宋、夏取利而挑釁，形成三線作戰的困局，令蒙古漁人得利。蒙古在成吉思汗領導下消滅西夏，除掉金朝西部援手，又成功借道於南宋，宋蒙最後合攻河南，金朝君臣身死於蔡州孤城。

       很快宋蒙雙方由伙伴成為敵人，不過南宋對蒙政策相較昔日北宋對金政策並不高明，只是吸取教訓，不再投機取巧。蒙古壓境所引起的軍事壓力，遠超南宋想像，當戰爭爆發宋軍只是勉力在襄陽及四川盆地拖延，尤其宋廷內政日趨腐敗，對前線缺乏後援，又對蒙古使臣多加折磨，令自己再次在失當舉措下重演亡國歷史：宋恭帝和謝太后祖孫奉表投降，而宋端宗和宋帝昺南逃海上，最後以陸秀夫抱帝昺跳海殉國、文天祥引頸就義的壯烈犧牲，宣告兩宋三百年國運的告終。南宋能抗蒙四十餘年，相較於蒙古西征所滅諸國、西夏和金朝言乃一個奇跡。

結語：現實主義的古代實踐

       從《宋代外交史》我們可以感受到宋廷中央如何靈活展開外交，彷彿有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realism) 的影子，不論聯金伐遼、聯蒙滅金，乃至比兩者更早的聯夏制遼，宋廷一直游走於各方軍事強國以圖生存。同時對等外交的成熟及制度化為明清朝貢體系承襲，尤其在明清兩代和朝鮮王朝交往中更有所體現。

參考文本

陶晉生：《宋代外交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0年) 。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簡體字增訂版)( 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陶晉生：《對等：遼宋金時期外交的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0年) 。

陶晉生：《宋遼金史論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