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的形成和重塑：以《大學》文本在明代的際遇為例

【原文曾於2021年7月15日公開發表】

引言：《大學》的地位變遷

作為儒家「四書」之一的《大學》，不同於《論語》《孟子》，它最初並不是以獨立文本而面世，而是作為《禮記》的一部分流傳。《禮記》自身的傳播與影響至少遠遜於《論》《孟》，雖然三部經典均始見於西漢中葉(漢武帝明令尊儒前後)，最早可考的第一部著名《禮記》注釋書應是唐初孔穎達的《禮記正義》，此時東漢趙歧《孟子章句》、曹魏何晏《論語集解》、南朝皇侃《論語義疏》均已面世。當然《禮記》在明清時代得與《論》《孟》並立成為「十三經」之一，那是歷史的後話。

《大學》之獨立，不妨說是唐宋儒學之轉型的一個產物╱結果，伴隨着經學過渡至理學，經過約三百年的時間，最終以《大學章句》的面貌呈現於世人，並以官方力量鞏固了其注釋地位。然而本文不打算止步於南宋朱子(朱熹) 之《章句》，更在於嘗試揭開為人所忽略的思想史一面，即明代士人如何以提出新文本去挑戰既有的注釋。

兩宋時期《大學》文本更動：以程朱理學為中心

       現任教於台灣佛光大學歷史系的李紀祥教授在早年曾出版《兩宋以來大學改本研究》，其書第一章即回顧漢唐經學家鄭玄和孔穎達在注疏《禮記》時對〈大學〉篇文本解釋(按：《禮記》的〈大學〉篇即是下文所謂「古本大學」)，討論了後儒對古本大學的分章，以及古本的錯簡及闕文。

       北宋建立後，儒學重振，開始脫離漢唐訓詁學，催生了一個懷疑╱疑經的風氣，去到宋仁宗天聖初年朝廷已經把〈大學〉〈中庸〉〈儒行〉三篇單獨賜予新科進士或時任大臣。然後名臣司馬光編有《六家中庸大學解》，自著《大學廣義》，開啟了《大學》單行本的風氣。其後二程兄弟(按：即程頤、程灝) 才正式提出了改本，所謂「改本」在於考訂文字次序，務求深得經典之原意，程頤曾言：「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也」(語出《伊川語錄》) ，視〈大學〉為入德之門，乃聖人之書。而收錄於《二程全書》的《程氏解經說》分別有〈明道改本大學〉及〈伊川改本大學〉，在宋代理學的文本研究上往往為明清學人所忽略，如明代的《九經考異》和清人劉逢祿就把伊川改本和後來的朱子改本混為一談，沒有深究《二程全書》原典。(有關二程改本詳參《兩宋以來大學改本研究》頁44至47)

       二程各自的改本在思想史有其深刻影響，尤其於日後廣為流行的朱子《大學章句》，例如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訓為「明德新民」，便是遠出自伊川改本，源自《大學章句》。《大學》起首便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子對此注釋道：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二程改本雖然在文本排序上有異，但他們的排序之近似，為理學勾勒出「三綱八目」的宗旨，視之為《大學》結構核心。此後朱子講格物，陽明談致知，嶯山言誠意，均不離《大學》此一經典，另外這樣的排序也在無形之中為朱子分經訂傳開了先河。他們不約而同對古本「誠意」部分存疑，認為有所缺漏，均想方設法調動文字去理順和解釋「誠意」。他們似乎亦對格物、致知的釋文是否見於古本甚存疑惑。

       二程和朱子之間相隔百年，期間並不乏文人提出改本，但往往因朱子的改本在後世影響力過大而無法為人所留意，其中一個是生活於宋室南渡初期的高宗、孝宗時代的林之奇改本(相關討論可參照《兩宋以來大學改本研究》頁55至59，恕此處不詳論)。

       朱子改本在後世地位崇高，自從元仁宗「延祐復科」起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官方指定考試文本，一直到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 廢除科舉，近六百年間，程朱理學一直佔有國家官方正統地位，並透過文本傳播影響了朝鮮、日本、越南。《大學章句》可謂朱子嘔心瀝血之著作，據說其臨終之時仍在修訂〈誠意章〉。然而這部《章句》的最大爭議，在於朱子認為古本有缺，尤其缺去了「格物」「致知」二詞的解釋，故撰寫了以下的〈格致補傳〉，以求補全缺失之詮釋：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朱子此釋有「即物窮理」之意，也就明白王守仁(陽明，1472年至1529年) 為何要跑去格竹，然而正如周九泉先生所言，程朱式解釋混淆了「格物」「致知」，導致一個怪象：「誠意」「正心」「修身」等其他綱目都有獨立意思，為何「格物」「致知」是混為一談。直至王陽明龍場悟道，倡復古本《大學》，分拆「格物」「致知」：

先生(即陽明)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見於《傳習錄．上》)

(陽明)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同悌字)，見孺子入井自然知側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傳習錄．上》)

明代《大學》文本偽造：豐坊與《大學》石經

       時間進入明代(1368年至1644年)，在討論明代出現的《大學》不同文本前，姑且先引黃宗羲(梨洲)在《明儒學案》的〈姚江學案〉序言的一番說法，或許讓我們對明初儒學發展有一初步認識：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敬軒、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為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

       明初理學在元明官方將儒學制度化下，依循朱子學的思想一路發展，固然出現方孝孺(字希直，後人稱正學先生)、曹端(月川)、吳與弼(康齋)、胡居仁(敬齋)、薛瑄(敬軒)這些名儒，卻未嘗出現一名超越朱子的大儒。以至上文援引明末東林名儒高攀龍(景逸) 對薛瑄、呂柟二人的批評，認為閱讀他們的語錄沒有甚麽得着。

由於我們可以大概能推斷，明初理學在太祖、成祖兩代人的合力下，以出版《四書大全》及《五經大全》的官方欽定朱子注釋，作為考試依據固定下來。上述諸儒也依循朱子學說而行，更有方孝孺血灑刑場以奉所學的「殉道之儒」。《明儒學案．師說》言：

「考先生(按：方孝孺)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若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為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

這篇〈師說〉據考或許未必出自梨洲手筆，而是其師劉宗周(蕺山，1578年至1645年)對方氏殉節的感嘆(歷史的巧合是：蕺山自己也在南明弘光朝廷滅亡時絕食殉國，拒不降清。) 也說明了明初理學更多在於工夫實踐，以致上述諸儒大多為行道之儒。

學術界眼中的「中晚明時代」，大多以明武宗的正德年間為始的，而這時代出現政治改革、思想震蕩、經濟轉型等多方面社會變遷，出現了王陽明(梨洲在《明儒學案》有時以「姚江」代指之)這一位能與朱子並肩的大儒並非偶然。而思想震蕩的其中一個表現在於儒者對流行的《大學》文本檢討，第一是提出新文本，第二是以既有文本對朱子文本作出挑戰。

可能大家會說，第一項和第二項本質不一樣嗎？提出新文本不正是對朱子文本作出挑戰？王陽明其實只以恢復古本《大學》的原貌一舉來對朱子文本作出挑戰，並沒有提出新文本。關於陽明和他的一眾後學如何看待《大學》文本，下節會詳論。這節筆者會先處理第一類的儒者，其中代表為豐坊(號南禺外史，1492年至1563年)和石經《大學》。

豐坊乃嘉靖二年(1523年)進士，其父豐熙乃弘治十二年(1499年)殿試榜眼(王陽明乃同榜二甲進士)，曾在明世宗入京即位後起用為翰林學士。嘉靖三年，當時已歷時四年的「大禮議」進入一個高潮：世宗宣布尊封自己親生父母，放棄原本只稱「本生皇考」╱「本生聖母」，遭到大臣反對，並於宮門跪諫抗議，當中便有豐氏父子二人。最終跪諫失敗，世宗藉此清洗朝中反對者，豐熙首當其衝，被發配至福建鎮海衞，於嘉靖十六年(1537年)死於戍所。而豐坊仕途不順，屢遭挫折，嘉靖八年(1529年)棄官而去，但仍死心不息地求進。在父親死後一年，即嘉靖十七年(1538年)，豐坊主動赴京上書提出讓興獻帝稱宗祔廟，使世宗決定讓父親升祔太廟，為其上廟號「睿宗」。豐坊此舉固然討好了世宗，卻引起了諸臣的反感，不論他們當年是否支持世宗議禮主張，大家均認為豐坊不孝，不宜起用。結果直到死時，豐坊都沒有得到重新起用。

與此同時，豐坊一直偽造古典，如朝鮮《尚書》、日本《尚書》等，石經《大學》自然也是其中傑作。那麼他是怎樣「發現」這部古典？豐坊跟浙江地區著名收藏家王文祿作一番解釋，或者更多的是謊言：原來在唐初孔穎達編《五經正義》時，《禮記》是完整，只是文本順序錯亂。北宋靖康之變，中國北方連同傳世文獻大多陷入金人手中，南宋理學雖然昌盛，朱子、張南軒、陸象山等學者也無法得以接觸這些文獻，因此朱子才會「錯分」《大學》為經一章、傳十章。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王汎森教授曾在〈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一文評論豐坊這個石經《大學》文本起源故事：

這一段故事謊中藏謊，(豐坊)將他自己偽作的石經不偏不倚的擺在歷史的拼圖中，與任何所知的歷史幾乎都不相矛盾，只是在那些沒有材料可以證佐或沒有材料可以否證的空隙之間搭建自己的系譜。他非常聰明地既攻擊朱熹也抵擋王陽明：由於朱子不能讀石經拓片，故錯分《大學》為經一傳十，可是王陽明也不全對，因為十三經中《禮記》的文本順序顛倒，故王陽明尊十三經本中禮記《大學》為古本，也還是錯的。他攻擊朱熹並不足奇，但他同時也抵擋陽明，其實是為自己鋪路。因為他的《大學》在文字上幾乎與陽明的古本《大學》相同，但他挪動了文字順序。順序上的改動使得他的石經本文義連貫語氣暢順，而文義不聯語氣不暢正是許多人對《大學》共有的批評。

       〈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頁12

一如王教授所言，豐坊對中晚明理學爭論了解頗清，因為他提出石經本前，王陽明逝世前的時日已就《大學》古本和當時朱子學代表人物羅欽順、陳獻章第一代傳人湛若水等人互相討論過，流傳下來的部分書信收入《傳習錄》的中卷。可惜陽明於嘉靖七年逝世後，整個圍繞《大學》文本的辯論便無疾而終。豐氏利用自己家中萬卷樓藏書萬貫的優勢，加上明代奇文秘籍屢見的時代特色，更令其偽造古典以原典出現更見說服力，足以吸引時人並抗衡朱、王。有趣的是豐氏說這本石經始出於曹魏政和年間，故名之「政和石經」，而明眼人一眼便知其中漏洞，曹魏在齊王曹芳在位使用過「正始」年號，高貴鄉公曹髦在位時則有「正元」年號，卻無「政和」或「正和」年號。當然歷史上曾有君主使用「政和」年號，那是北宋時期宋徽宗的年號。而中國的石經發展史甚為清晰，有曹魏時期的「正始石經」，唐代的「開成石經」，兩宋有「嘉佑石經」和「紹興石經」，卻沒有一部刻於徽宗政和年間。

奇特現象：中晚明思想界對《大學》石經的接受與排拒

李紀祥和王汎森兩位老師都不約而同發現，自從《大學》石經誕生後，在晚明動搖了一批王門後學對《大學》議題的取態，例如耿定向(天台)和管志道(東溟)師徒。天台在晚明思想史有兩大亮眼位：一、他是第一位奏請明廷將王陽明從祀孔廟的大臣，而當時只是隆慶元年，明廷剛恢復陽明生前榮譽，並補賜諡號「文成」，對從祀陽明與否尚無定案，但卻掀起隆慶、萬曆年間王學爭取正統地位的歷程；二、他和晚明著名狂士李贄的學術論爭，乃晚明王學發展的一大公案。而東溟則以思想偏向釋老，而受人批評為「狂襌」，清廷的《四庫全書總目》曾言：「志道之學，出於羅汝芳，原本先乖，末流彌甚，放蕩恣肆，顯倡禪宗，較泰州龍溪為尤甚。其《答王塘南書》謂孔顏真是即心是佛，即經世是出世，與文殊之旨、普賢之行，兩不相違。其宗旨可見矣。雖為儒言，實則佛教。」

耿、管師徒二人對這部偽造的《大學》石經抱持正面接受態度，這令人驚訝，但必須指出他們不是孤例。之所以令人驚訝，《大學》石經並不完全支持陽明，《大學》石經的主張較側重「誠意」、「修身」兩大概念，但文本上仍可證佐良知之學。值得一提晚明王學中人有不少人重「意」、重「身」，以致在清初黃梨洲眼中視之為離經叛祖，其中代表人物即是泰州學派的王艮(心齋) 和李材(見羅)。《明儒學案》以見羅其主張止於至善及修身，有異於其師鄒東廓，故不列入〈江右王門學案〉，將其獨立成〈止修學案〉；泰州學派則位處〈止修學案〉之後，以〈泰州學案〉名之，但「泰州學派」現代定義，和梨洲當時評價差異甚大。天台、東溟，甚至師從王畿(龍溪) 的周汝登(海門)，也成在梨洲的設計下也成了「泰州學派」。

於筆者眼中，可能更有趣的是唐伯元(仁卿) 的例子，其學術立場顯然與陽明對立，當萬曆十三年陽明風光從祀孔廟不久，唐氏竟然獨上一疏：「不宜從祀，《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為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黨，好為人師，後人效之，不為狗成，則從鬼化矣。」(引自《明儒學案》之〈甘泉學案六〉) 此疏引起言官們反攻，且此疏直接得罪了首輔申時行，招致唐氏被貶。從學術系譜角度言，唐氏乃湛甘泉的再傳(甘泉傳學於呂懷，呂懷再傳於唐伯元)，王湛二人都屬於廣義的「明代心學」陣營，令此疏充滿著一個吊詭，即唐氏如何看待湛甘泉一系的學術思想，甚至甘泉之師、和陽明同時入祀的陳白沙。另外唐氏奏請頒行《大學》石經於全國學校，更令筆者不解，難道他不知道這是豐坊的偽造作品？且如果唐氏若同情朱子學，他該知道頒行石經對朱子學的衝擊不下於陽明恢復古本《大學》之舉。

由上述例子可看，中晚明思想界因王學崛起而一分為二，對《大學》的取態更趨多元，特別因為《大學》石經的橫空出世，朱學和王學內部對此各有意見，有如耿天台、管東溟等王學支持者對石經的欣然接受，也有周海門對石經的批評，同時亦有偏向朱學的唐伯元的石經之力捧，不足為奇。

結論：「變動不居」的經典？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劉勇教授為其明代《大學》改本之著作，起名為「變動不居的經典」，問題來了，如上所述《大學》一書在明代變化之劇烈，不下於唐宋，該如何理解《大學》的「變動不居」？筆者希望在此指出，陽明恢復古本、乃至其從祀孔廟，最終其實並沒有改變官方的學術立場。直到清代，朱子學仍舊為欽定學術，朱子改本乃所有士人入仕之門檻，古本的復出和石經的「發現」，並無動搖改本地位。與此同時，《大學》內文是否有缺，一直困擾着明代士人。

參考文本

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88年) 。

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北京：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 。

王汎森：〈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新史學》六卷五期(1995年12月)，頁1至19。

有關「格物」「致知」歷代詮釋，非本文重心，有興趣者詳参以下文章：

何澤恆：〈大學格物別解〉，《漢學研究》第18卷第2期(2000年)，頁1-34。

周九泉：〈格物──跨越兩千年的「大辯論」〉，《香港01—哲學版》(2018年6月13日) 。

羅顥熹：〈別具一格：王心齋的「淮南格物」與「明哲保身」之關係〉，《香港01—哲學版》(2018年6月14日) 。

羅顥熹：〈「致知」探微— 兼談王陽明「致良知」說起源〉，《香港01—哲學版》(2018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