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光
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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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秘的历史

在有某种窥秘癖的人看来,历史迄今展示给世人的,或许都不是其本来面目;它那深藏的神秘真相,几乎无人知晓,以致吸引着无数历史探秘者。如果有人告诉你,其实历史大体上就是它已显露的那个样子,此外并无太多隐秘可寻,你或许会大失所望。

朝战的真相

一场已过去60多年的战争,似乎仍然欠一部权威的朝鲜战争史,足以消除人们心中的所有疑问;似乎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争执、悬念与猜测,大家都在期待着某个盖满灰尘、最终将被揭开的文件箱,其中的秘密档案将使所有的疑问一扫而光!

为什么不这样期待呢?待解的问题多多啊。

战争是不是金日成打响的?如果是,李承晚不同样可能是吗?反正两人都早就摆好了架势,就像擂台上的两个拳击手,谁能看得清究竟是哪个打出第一拳?

朝战中,中朝两方的哥俩好是真实的吗?一方传说彭德怀掀了金日成的耳光,另一方传说金日成当面教彭德怀如何用步枪打飞机。哪种说法更真实一些?

在志愿军总部的毛岸英被炸死,与毛彭之间的宿怨有关系吗?

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我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标准答案;更不知道其答案是否被保存在某个神秘的文件箱里。我只知道,在客观理性的学者圈内,对许多问题已有了清晰一致的共识。只是,学者的看法还远远没有传达到一般人的耳中;或者,即使听了学者的解释之后,人们还是坚决不相信。

从美苏两家的解密文件看来,金日成蓄意挑起了战争,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今天,即使中朝两方也不会正面反驳这一点。在全世界的学者圈内,也没听说过任何争论;至于街头巷尾的民间说法,或许百年之后也不会完,那不起任何作用。在战前,南北双方肯定都在紧张备战,就正如今天中美双方都在紧张备战一样。而且,也没有人能肯定,李承晚就从未想过在某一天抢先打过三八线。但事实上,抢先打过三八线的是金日成,其他假设与猜测就完全失去了意义,除非你是一个没有逻辑概念的人。任何人都得明白,在国际法庭上或任何国际论坛上,人们只关心事实;至于猜测,就留到茶余饭后吧。

涉及金日成与彭德怀两人的传说,可谓车载斗量;有了那个以自大狂著称的红太阳家族的需要,今后类似的传说还会层出不穷,它们根本不会进入任何理性研究者的关注范围之内,只是在民间聊博一笑而已。这些东西,就不必去查秘密档案了。从彭德怀的火爆性格与金日成的妄自尊大来看,两人关系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但个人关系并不等同于国家关系;中朝哥俩究竟如何,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上的互相需要程度。只要金日成离不开中国的保护,他即使被掀了耳光——这种可能性极小——也会选择忍着,甚至露出更灿烂的笑脸。比较客观理性的结论是,无论战争中还是战后,中朝都有利益高度攸关的“友谊”,但绝不会亲密,就如同所有同类体制的国家必然有的那样。

认为毛彭之间有宿怨,太言过其实了。在到1959年为止的32年中,彭都是毛特别依仗的人;毛岂肯将兵权付托给一个不能完全信任的人?当然不能排除彭有失敬的时候。像彭这种个性的人,即使对上帝也不会太客气,但并无坏心眼。这一点毛完全清楚;否则,就不可能将儿子付托给他。谁知老天爷不长眼,让毛岸英罹难。应当说,彭对小毛的保护还是到位的,但他却没有本事预测到美机的行踪。从根本上说,在开战之初,毛彭两人对现代战争的残酷性都远远估计不足,错将朝鲜战场当成内战战场了。否则,岂敢将毛岸英送往朝鲜?经过朝战之后,美国佬的本事如何,彭德怀当然清楚了;但毛似乎依然若明若暗,还是以不变的“纸老虎”理论制定国策。

此外,我想不起还有什么非要去查看秘密档案的重大疑问。

庐山会议的真相

与在全世界媒体密切注视下进行的朝战不同,1970年的庐山会议是当时完全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会议。毛愈到晚年,就愈钟情于秘密行事,几乎成了一种嗜好,即使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也仍然以严守秘密为乐。他在总结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的成功时竟说:这次会议的主要优点就是保密得好!他哪里知道,在当代文明世界,对自己的人民保密,并无光彩可言,是政治家们很忌讳的事情。

正因为庐山会议是秘密会议,在后人的想象中,自然其未知的秘密就特多;这样,寻求真相的热情也就更高。最大的秘密大概是:在庐山谁在反对毛?他们究竟意欲何为?人们似乎也在等待着,哪一天公开的内部文件会揭开这一秘密。

实际上,你不必去等待什么解密的内部文件了,今天就可以告诉你大致不差的答案:

在庐山,没有任何人反对毛!

反对毛的最大嫌犯当然是林彪。但林彪恰恰不可能反对毛,理由是他没有这样做的动机。林彪已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只要他自己不制造一个让毛说得上的理由,毛是不太可能冒险废掉他的;但如果林彪公然反毛,那就是送给毛的最好的理由了。林彪肯定不喜欢甚至极其厌恶毛身边的那些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等;或许,也不会很喜欢毛本人。但林是聪明人,况且是见过40年党内斗争腥风血雨的人,完全知道自己该如何出牌。在那个时候,他绝对无意动毛的一根毫毛;他岂不清楚,那无异于自杀?但他确实想除掉张、姚这些人,至少要将他们挤向边缘,使其不足为患。而要做到这一点,恰恰需要毛的支持,而不是反对毛。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精心布局、指望一举成功的,就是这件事。平心而论,如果做成此事,林彪也算为国人积了一点功德。然而他失败了,他没预料到毛对张姚的支持竟坚不可摧。

如果林彪能解除嫌疑,林彪手下那帮人,如黄吴叶李邱之辈,就更不值一提了。

反对毛的第二大嫌犯是陈伯达,但这一嫌疑更无理由。要不是文革中毛让他红了一阵子,陈伯达简直不算一个人物。不错,陈多少能摇几下笔杆,在一个没有什么理论家的国度,居然戴上了理论家的桂冠。他作为毛的老资格秘书,也是一份不可低估的资本。但毛与江都不太喜欢他,在张姚的反衬之下尤其如此。陈的致命弱点在于,正如“老夫子”这一雅号所表明的,他毕竟迂腐了一点,这就不像张姚那样左得可爱,总有某些东西拐不过弯来。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表现动摇,一度附和彭德怀,给毛留下不快记忆。也不会在协助林彪准备“九大”报告时,居然提出要发展生产,而没有意识到,当时毛对于生产是一丝兴趣也没有的。凡此种种,都使毛认定陈伯达已经不算自己人了。而在1969年前后陈与林的可疑接近,更使毛不能容忍。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最后一次发挥理论家的作用,就是从经典著作中摘取一些论天才的文句,用以证明毛是古今中外最大的天才。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成了他反毛的证据!毛的逻辑是:他主张废弃国家主席一职,而林彪似乎出于私心考虑主张保留该职,且假意支持毛担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的“天才论”则配合了林彪的提议,这不就成了反毛的证据?这些歪歪扭扭的逻辑谁能预先猜透呢?老谋深算如周恩来、康生、汪东兴等人也没有猜透,倒是没事,因为毛知道这些人与林彪没牵连;但陈伯达就跑不掉了。

庐山会议上那个天大的秘密,说穿了也不过如此。那么,还有什么更大的秘可揭呢?

“九一三”的真相

现代中国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大概要算发生于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或即“九一三事件”。关于九一三事件,巨量的官方文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著作、相关人员的回忆作品、形形色色的野史轶闻,可以说满屋满仓。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觉得,该事件的神秘面纱依然没有揭开;人们依然在期待着,某一天早上起来会突然听到:关于九一三事件内幕的材料终于解密了,这一现代史上最神秘的事件终于真相大白了!

无论是学者研究还是民间传说,九一三事件都确实有一些未解之谜。人们最关注的核心秘密莫过于:林彪乘机出逃意欲何为?这一中心问题又包含若干子问题。

首先,林彪对于以其子林立果为首的少壮派军人的密谋知情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林立果等人的计划都是简陋、粗燥、幼稚的,不仅毫无成功希望,而且若真的实行,将陷整个林彪集团于万劫不复。如果林彪早就知道而不果断干预,那他就不是那个曾领兵百万的精明统帅了。

其次,林彪是自愿还是被挟持上飞机的?无论林彪对少壮派军人们的计划了解到什么程度,到9月12日,他对于自己面临形势之险恶,应当十分清楚;凭他对毛的了解——在这一点上他绝对无与伦比——他对于留下来的下场也绝不会抱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就用得上他在战争中用过无数次的办法:36计走为上计。因此,完全不必排除林彪自愿出逃这种可能性。林彪旧部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似乎违背林彪的民族主义信仰。但为什么不能假定:林彪有更强的政治信仰,他相信在政治上自己最终会赢呢?那样一来,岂不民族主义也顾了吗?如果林彪不乐意走,谁敢而且有能力挟持他呢?即使有这种可能,通过解密某个文件来揭开这一秘密的希望也是微乎其微的。

还有,飞机为什么会神秘地失事呢?对此,官方早就公布了调查结论,40多年来该结论并无改变。没有人能肯定事实确实如此;但今天也没有很强的理由推翻该结论。我的理由是:其一,基本事实与中国驻蒙使馆工作人员当时的记述一致,而当时使馆并不知道事件背景,不存在修改记录的政治动机。其二,事件牵涉中蒙苏三国,且中苏正在交恶之时,以苏联克格勃的高超技术,掌握现场之后一定有十分准确的判断,中国单方面公布某种虚假结论是绝不可能的。其三,苏联剧变之后,内部信息高度公开,如果俄方掌握了九一三事件的任何人所不知的内幕,也必定会以某种方式透露出来;它没有为中国人保密的义务。鉴于此,至少目前只能取信现有的官方结论。

因此,就上述诸方面而言,我看不出,关于九一三事件还有多少进一步揭秘的余地。

真相就在此

关注真相,是人类的一大嗜好。这一嗜好并不坏,正是它推动人们去认清历史与现实。

但什么是真相?别以为我在开玩笑,难道真相是什么还需解释?恰恰需要解释!例如,九一三事件的真相,不就是该事件所涉及的真实事实之全部吗?对不起,如果这样理解,就永远别指望揭示其真相了。因为一件事情一旦已成为过去,一旦已脱离与它的直接接触,至少一部分相关信息就永远无法恢复了。例如,你到哪里去准确探明,坐在三叉戟飞机上的林彪究竟在想些什么?你不认为这应当是真相中的真相吗?

因此,我们只能降低对真相的完全性要求。而且,也必须适度降低真实性的要求。因为随着历史现场的退隐,许多证据将随之消失,唯一可作事件的权威见证人也在消失。

因此,关于真相的任何判断都将带有不可避免的或然性。

能够接受且具有现实性的历史真相,其合理界定看来应当是:

历史真相是对于历史事件的某种事后解释,它不矛盾于所有经过检定的已知事实。

如果你经艰苦探寻之后,得到了这样一个解释,不妨对世界大声宣布:我发现真相了!只是,你可别只等着人们喝彩;也得等待着好事者的质疑。在任何质疑面前坚不可摧的真相固然很好,但为质疑所修正的真相或许更好。想必你已瞪大眼睛:真相还能修改?你终究会明白,接受这一点将更明智。

如果接受对真相的上述理解,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是:第一,不要指望去收集全部历史事实,那根本不可能;第二,在现有事实基础上的逻辑分析同样重要;第三,没必要迷信什么密档,它既未必完全可靠,也未必绝对必需。

如果你拥有充分的事实材料,而且不乏训练有素的分析能力,那么就不必等待什么神秘人物去给你揭示真相了,真相多半就在你的面前,伸手可触,就看你如何伸手了。如果所有有眼力的人,都能抓住展现在眼前的真相,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那么神秘莫测;极而言之,或许人类的历史将无秘可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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