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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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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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罹难的杰出外交家、著名的体制内开明派人士吴建民先生,在逝世前不久的几次大受欢迎的演讲中,颇为动情地痛陈了我们错失的历史机遇:郑和下西洋之后没有继续开拓海外,错失了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机会;明清时代,没有及时利用西学东来,错失了承接西方近代科学的机会;晚清国难当头之际,没有仿效明治维新,错失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机会;如此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失误,我们岂不早就成了头号世界强国?抚今追昔,能不令人扼腕!但仔细思量之后,又不免疑惑:这些机会真的可用吗?

换言之,我们本来可以圆几次不幸破碎的强国之梦吗?


海洋大国之梦

198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电视片《河殇》,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蓝色文明与黄土文明的概念,认为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更具有开放性与进取心,以致率先走上了工业化之路;而黄土文明,即我们的传统文明,则更倾向于保守,长期龟縮在一块大陆上,固守着落后的农耕社会,严重落伍于近代的工业化潮流。简言之:

固守黄土地、无意面向海洋,造成了我们的落伍。

但明王朝的一项惊世骇俗的决定,却差点让以上结论变成无稽之谈。由农民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在许多方面都保守至极,在那个被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的、向文明世界边缘进军的全球运动中,安然地置身事外,白白地丧失了许多发展机会。但那个用武力夺了侄儿江山的永乐帝(1403—1424年在位),却一反常态,突发奇想,居然命太监郑和率领一支庞大舰队,七下西洋(1405—1433),航程直达东非海岸,让全世界目睹了中华帝国的巨大航海潜力。

我不知道永乐帝是否做过海洋大国之梦。与近在咫尺的蒙古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永乐,其目光必定始终朝向北方,他不太可能真正面向海洋,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还没有先例。即使永乐一度有过海洋大国之梦,在郑和的使命结束之后,这个梦也就碎了。

与海洋大国擦肩而过这件事,只能通过郑和下西洋前前后后的历史来解释。

首先,派遣郑和下西洋这一异想天开之举意欲何为,至今都是一个谜。是开拓新航路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抱负;是开辟海外殖民地吗?七次航行都没有寸土之功;是发展海外贸易吗?中国宫廷自古以来都轻视商业,连海内贸易都无兴趣;是去海外广结邦交吗?古代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只是在京城中坐等万国来朝。至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永乐帝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找到传说中亡命天涯的建文帝!即便如此,朝廷也绝不会公开这一秘密使命。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似乎就成了千古之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绝不会是为了圆什么“海洋大国之梦”。

其次,郑和七次航海风尘仆仆,活动频频,唯独没有为建成海洋大国做任何重要事情。在沿途,郑和忙于晓谕各国君主,宣传天朝皇帝的恩德,以重礼赠送番邦以示恩典,册封番邦君主以确立天朝的宗主权;展示带去的种种珍品以彰显天朝的国势与文化优势,等等。如果志在成为海洋大国,那么他至少还要选定海外基地、派驻海外使节、输送海外移民、开辟海外贸易的经常渠道、发掘海外资源的长期供给地……。没有迹象表明,他对这些事情感兴趣。总之,丝毫没有证据表明,郑和下西洋是朝向海洋大国发展的开山之举。

再者,郑和下西洋的尾声更显示不出:其远征成果将用于筹建海洋大国。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之后,竟然凿沉所有大船,而且严禁民间出海,也严禁民间建造大型海船。这样,郑和的西洋之行竟成了绝响。此后,在天朝眼中,西洋各地又回归原来状态,成了陌生的化外异域。因此,就开辟海外活动领域而言,郑和的成就无异于零!

这是永乐或者郑和的过错吗?如果换一个皇帝或航海家,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在永乐、郑和以及当时朝野看来,天朝万物皆备,无求于外人,更无求于海外;天朝乃礼仪之邦、教化之地,不屑于与外夷番邦往来;土地才是人文所系,海洋岂关社稷朝纲?对于海洋,天朝有一种不言自明的陌生、恐惧乃至厌弃,何谈面向海洋!这些不是永乐与郑和的个人缺陷,而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民族的民族性。有了这样的民族性,“海洋大国”就与之无缘了。

不是错过了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而是根本不曾有此宏愿!

科技强国之梦

即使不做海洋大国,也不妨做科技大国啊。在明清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次机会。

从明代起,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同时带来了使中国人大开眼界的西方近代科技。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第一个成功地实现了与汉学的沟通,甚至与高度西化的中国士人徐光启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们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与利玛窦先后来华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且在协助中国修历上显示出西方历法的优势,逐渐在官方的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中取得显赫地位。这一局面继续到清代。西方传教士一度在清廷占据可观地位,他们以传授西方近代科学获得了宫廷的信任,就连康熙帝也亲自学习西方数学,还主编了御制的《数理精蕴》一书。这种由皇室牵头学习西方科学的局面,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但好景不长。随着清朝当局与西方宗教势力矛盾的加深,随着大规模传教活动的消退乃至几乎中止,西学东来的趋势嘎然而止。部分先进士人所接受的某些西方科学技术,不仅没有结出可以播种繁衍的果实,而且自身也很快归于湮灭。于是,学习西方科技的活动,还在远未形成势头之前,就被扼杀了。所有的士人依然沉浸在背诵八股文的泥淖中,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样,如果真有过科技强国之梦,那也成了泡影。

那么,能指责当时的朝野错失良机吗?这就要看中国科技发展之路有什么内在逻辑,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在明清时代,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科技吗?许多人认为,尽管近代中国科技一度落后,但中国古代科技并非不如人:我们有举世皆知的四大发明;我们的科技曾经领先于世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那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催生或者强化了上述看法。不错,见过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望远镜、天文仪器的人,确实开了眼界。但其中的很多人却依然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东西不过是“奇技淫巧”,无益于社稷民生。至于西学中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之类,且不说大多数士人闻所未闻,即使略知一二的人,也多半认为它们空谈玄理,不切当世之用。这样一来,无论朝野都没有必须学习西方科技的认知与热情。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清末。

由此可见,那时根本就不存在“科技强国之梦”这样的东西。

或许更微妙的问题是:如果当时充分利用了那次机会,我们能否提前一两百年跨入科技强国的行列,使“科技强国之梦”成真?

很可能大多数人会持肯定看法。但我要说,绝对没有这种可能!而这涉及对我们的文化传统与思维定势的根本认知。

中国人当然是一个高度智慧的民族。不幸的是,我们的智慧太专注于为人之道了。就发展科学技术而言,我们却有三个重大缺陷。其一,我们的文化未能提供某种明确的、程式化的思维规则,即如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那种逻辑方法。缺少逻辑方法,就不可能建立近代形式的科学理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具有高度计算技巧的民族,一个能算出圆周率并解某些5次方程的民族,竟然没有最初步的抽象数学理论。其二,我们在传统上太轻视工商业了,以致将任何技术与有技术的人,都视为手艺与匠人,这种偏见一直维持到现代史的前夜。其三,由孔夫子教导出来的读书人太鄙视观察自然与亲涉实务了,更谈不上培根所倡导的那种实验精神。

只要如上的缺陷不消除,即使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流星闯入沉寂的夜空,那也只是瞬间的闪光稍纵即逝,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而在明清时代,根本谈不上消除上述三大缺陷。

那时做不到的事情,后来当然能做到,但这已是20世纪的事了。

维新之梦

断然否认实现“海洋大国之梦”与“科技强国之梦”的可能,已经使许多人沉不住气了。要进而否定圆“维新之梦”的可能性,就更难了。况且,一个样板就在旁边:日本的“明治维新”不是很成功吗?人家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

真不幸,我的回答仍然是“不能”!当然,我的理由并不是光绪的维新(即戊戌变法)失败了;失败的事情也可以不失败啊。

不妨先看看戊戌变法何以失败。变法始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历时103天,称为百日维新。变法从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广泛方面,例如开放言路,允许报纸指陈利弊;精简机构,撤销詹事府等6衙门,任用新人;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业;创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义学、社学一律兼习中西学,废八股,兴西学;改用西法练兵,筹设武备大学堂,等等。如此大幅度的变革,守旧官僚何曾梦想过?况且人事变动频频,仅京师一地,裁撤官员近万人,岂不引起恐慌?各路受损官员的怨恨、抗议齐集慈禧,而慈禧实际握有全权,光绪及其支持者焉得不危?光绪的那一大堆诏令,至多还在传送途中,甚至还在堂府的办公桌上,来不及发生任何效力,就已经成了废纸。

通常认为,光绪仁弱无权,但又急切冒进,行事仓促,而举措莽撞,树敌太多,所用非人,招致朝野普遍反对,致使变法失败。简言之,人事不力、策略不当是变法失败的原因。

因此,一个自然的推理就是:倘若皇帝更强悍一些,能用一批干练大臣,并能妥善筹划,百日维新就可能成功,中国就不致错失一次宝贵机会。

当时确能挽回这样一次维新机会吗?我的观察是:不能!

根本的理由是,维新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当时朝野的状况差距实在太大。完全可以说,维新的阻力大如泰山,而用来冲破这一阻力的改革力量,恰似一只螳臂;以螳臂来推动泰山,当然绝无希望可言。

中西两种完全异质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已各自运行几千年了。有着自己特殊历史的中华文明具有巨大的惯性,也具有依赖于它生存的庞大社会基础。对于构成旧制度基础的广大官员及站在其后的士人来说,西法、西学岂止陌生而已,实际上完全是异端邪说!没有任何人能在短时间内说服他们接受新法、新学,岂止弱势的光绪不能,即使是强势的慈禧也不能!如果给他们以利益,他们或许还可以违心默许;现在维新却实实在在地损害其利益:削其权力、撤其官职、断其官运,这就绝不可接受了。

因此,1898年注定要成为维新梦碎之年。不是中国错过了维新的良机,而是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谓维新的机会,就是维新得以成功的各项条件具备的时机。至少,以下条件是不可缺少的:

1) 主流社会阶层广泛认可维新的目标;

2) 该阶层的利益得到适度维护或补偿;

3) 主导维新的权力中枢具有足够的掌控力。

在1898年前后的中国,主流的社会阶层就是官僚系统以及作为其后备军的广大士人。这个阶层在1898年时基本上是不认可维新目标的,救亡图存的压力也没有大到迫使他们接受维新目标;谋划中的维新对他们的利益也没有什么保障;维新集团根本不具备足够的掌控力。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维新的机会。

但到20世纪初,尤其是科举废除之后,这个阶层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许多人开始认可维新目标,且愈来愈大的救亡图存压力也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其次,他们也意识到,在政局变动之后他们将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那些进入咨议局的人士则已有了自己的新的舞台。此时,慈禧等人也被迫顺应时势。于是,维新的时机终于显现,朝廷也难得地真正有所作为。可惜,慈禧故去后的摄政当局,却既不能也不愿承担起维新重任,局面又为之一变。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维新的机会就随之最后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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