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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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的基因

在现代科学概念中,要举出一个人人都挂在嘴边、却又似乎没人能说清楚的例子,大概非“基因”莫属。你能准确地告诉我基因是什么吗?但如果有人奚落你“连基因都不懂”,或许你又会坚决否认:“基因这样众所周知的东西,我如何不懂?”

至于“社会基因”,情况就更复杂些,它的使用还停留在某种“隐喻”阶段,更谈不上什么严格的定义。不过,总得有一个出发点,不妨就认定下面这个定义:

一个社会的某种要素称为基因,如果它在社会的独立演进中能长期保持稳定,除消、涨、显、隐的变化之外,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在用语上,社会基因、文化基因等词语,不妨不加区别。

在外观上,社会基因可能表现为风尚、气质、惯例等等。在一个非独立发展的社会中,基因可能因外族征服、民族融合、宗教侵入等而改变;也可能在某种强大压力下隐匿其外在表现,却并未消失,只是成了一种隐性基因,或者称为潜伏的基因。潜伏的基因极容易被忽略,但它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长久地存在着,不时表现出来,强有力地决定着基本的民族性格,是最值得重视的东西。



古代的例子

无需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战国时代的秦国绝对独具一格,大大不同于关东六国。要解释这种区别的深层原因,刚刚提到的基因概念就派上用场了。

正是秦国或者秦人,有十分独特的基因。其主要者有:尚武、顺从、粗朴等等。正是那些以天下无敌的武力扫荡了六国的秦人,具有顺从基因,初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当然,秦人绝不会在战场上顺从其敌人,也未必顺从其周边的竞争者;只是彻底地顺从于任何已经支配他们的人,包括国君、长官、一旦被俘之后的敌方监管等等。秦人的顺从非常实在、完全且绝不因利害的计较而轻易改变。总之,这种顺从简直可爱极了。你可曾从历史文献上看到过,秦国的本土人在什么时候造反过?按理说,秦国苛政猛于虎,造反的理由多多。秦朝覆亡之后,原来的秦人很可能被杀得差不多了,但似乎不能排除,总有一些秦人幸存下来,潜居于关内外。汉代之初,社会并不安宁,反叛事件层出不穷。但你可曾听说过,有什么秦人造反的记载?应当说,被征服的秦人对于其新主人的顺从,实在无懈可击。有了如此出色的表现,还能说,秦人的顺从基因不货真价实?

为什么以彪悍著称的秦人有顺从基因呢?秦国发祥于西部边陲地带,逐渐从游牧生活进至农耕社会,其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严酷,在列国时代,是集权化与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这样的经历中发育出顺从基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这样好基因的民族,实在好统治啊。但一旦在战场上厮杀,人们眼中的秦人就似乎是虎狼之种了。此时,他们的顺从成了潜伏的基因。

对于关东六国,如果要举出一个基因,大体上为六国所共有而不为秦国所有,那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崇尚;为表述简单起见,不妨就称之为自由基因。在一个似乎最不看重自由的国度,居然还有自由基因,而且古已有之,岂不是天外奇谈?但事实就是如此。

首先,不妨回顾一下东方六国——齐、楚、韩、赵、魏、燕——的历史。它们或者完全从土著部落发展起来,如楚国;或者由周朝诸贵族在其封地发展起来。这些国家所在的关东之地,曾经百族混居,小国林立,从未经历过什么大一统局面,其中的小家族甚至个人,都有一定发展空间,私人经商、办学、游说、游侠、养士等等,都有久远的历史与浓厚的气氛。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各显神通的百家人士,包括孔孟、老聃、墨翟、荀卿、范蠡、张仪、苏秦、韩非、吕不韦、荆轲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果没有适度的自由气氛与自由空间,这样的局面绝无可能。这一切就不为秦国所具有。你可曾听说,秦国产生过什么学者、学派、说客、游侠、奇士?也不要忽略,东部六国包括殷商旧地,殷人具有远远高于征服了它的周人的文化,而且颇重商业,这些都是培育自由的土壤。

一旦华夏归于一统,六国原有的自由空间就不复存在,从此个人自由也成了一种珍稀资源。但并不能说,原有的自由基因已经彻底消失,它只是成了潜伏的基因。此后两千年,“百代都行秦政制”,即使一般还不像秦代那样严酷,潜伏的自由基因也很难出头。经长达两千年的潜伏之后,今天自由基因已经显著地弱化了。但它毕竟还没有完全消失,终究将有苏醒之日,这不能不说是华夏之幸。

西方的例子

略知西方历史的人,都能看出西方人特别注重进取、征讨、探索、崇尚规则,这些可看作有别于东方的主要文明基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崇尚规则,尤其是崇尚法治,这已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最主要的元素;为表述方便起见,下面称之为法治基因。

法治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包含多种要素。例如,法治必定包含平等的元素: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定要求所有人,或者至少一定范围内的人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一旦这种平等丧失,法治也将荡然无存。因人设法的那种“法治”,绝对不是法治!其次,法治的实行需要一个常设的、非人格化的司法主体(法院、法庭等)。秦始皇圣心独断,或行政首长判案的那种“法治”,也不能称作法治。鉴于法治异常复杂且又十分精致,它并不能从任何土壤中发育出来,必然与较高的文明相伴随。

欧洲的法治基因最初生长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人们对于古希腊文明赞赏有加,但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产生于一块极度严酷的土地上。希腊陆地破碎,海岛众多,资源贫乏,不可能建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富裕社会。它从远古时代起就高度依赖于商业,而有成效的商业只能建立在某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环境中,而这一切恰恰需要某种法治来维护。

可见,古希腊人的法治基因,是古代商业社会的产物或者遗留。

那么,西欧人的法治基因又从何而来呢?

西欧的生存环境固然与希腊人不尽相同,但也是高度类似的。西欧大陆并不过分广阔,而海岸十分破碎,港湾遍布。从远古时代起,西欧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就远胜于陆上交通。正因为海上交通发达,当时遍布欧洲大陆的原始森林、河湖泥沼,并不成为各民族交往的严重障碍。因此,西欧人对商业的高度依赖、频繁的商业活动、浓厚的商业精神,有久远的历史传统。这就不难理解,法治基因在整个西欧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在古罗马,法治的源流并不迟于古希腊,而其发达程度,则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法学界,始终尊古罗马法学为其鼻祖,绝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也不妨说,欧洲的法治基因正是古希腊、古罗马法治基因的继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西方古代世界的灭亡,伴随着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迁徙,尤其是日耳曼“野蛮人”从四面八方向罗马帝国境内的大迁徙。这一大迁徙的过程,也是欧洲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相融合的过程。在这样的融合中,古希腊、古罗马的的文明基因,包括法治基因在内,自然成为其他民族文明基因的一部分。

“具有法治基因”与“建成法治社会”,当然不是一回事。就是古希腊社会与古罗马社会,也算不上真正的法治社会;在黑暗中摸索的欧洲中世纪,就更不用说了。但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的法治基因何在呢?当然绝不会消失,而是潜伏下来了。唯因其没有消失,一旦人类迎来了近代的曙光,法治基因很快就苏醒过来,并支配了近代法治社会的构建。如果连这样一个潜伏的法治基因都不存在——例如开辟新大陆之前的印第安社会就是如此——近代法治社会还能从天而降吗?

东方的例子

如同生物基因一样,社会基因当然也有优劣之分。上述的自由基因与法治基因,无疑应当进入人类社会的优质基因库。至于“顺从”基因,其优劣如何,或许人们看法分歧巨大,且置而不论。

不太可能有争论的坏基因并不缺乏,专制基因就是明显的一个。那么谁拥有专制基因呢?就不必讲客气了,你我身上就有!祖上传下来的嘛,无可奈何啊。

何谓专制基因?这应该谁都知道,似乎不需要什么解释。但要准确表述也不容易。大概说来,专制基因是人类的一种倾向,它诱使个人(或一群人)将自己的意志以非法定的方式强加于他人。注意,仅仅是“强加于人”未必就是专制;警察在抓捕罪犯时,肯定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但这是依“法定的方式”进行。可见,在对专制基因的界定中,“以非法定的方式”这一修饰词不可去掉。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专制基因存于所有民族,且可追溯到人类的远古祖先,甚至动物社会。猴王或其他什么王对动物群体的专制,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不过,也不能说,不同民族身上的专制基因完全没有区别。专制也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不愿意后于他人,在专制基因这一点上当然也不例外。真不必谦虚,我们拥有世界上少有的、货真价实的专制基因。就说专制基因是东方的特产,也无大错。

既然如已指明的,专制基因起于远古,就不存在追踪其起源时代的问题。但不妨检视一下专制基因明显展示的时代,这有助于认识它的特质、程度与表现形式。

说到专制基因,不能不提到王朝专制主义;而为此又不能不提到秦始皇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当然不是秦始皇的发明,他必定继承了早就存在于他之前的某种专制基因。指出这一点,并不抹杀秦始皇的功劳:正是他开创了中国的王朝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绵延两千年之久,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最多姿多彩的巨剧,其丰富美艳的程度,超过了人类大多数的想象。今天,作为一种专制主义文化的继承者,我们完全是以一种颇为得意的心情,来谈论那段光辉历史的,常常忘记了将它与专制二字联系起来。

每当我们看到出现在银幕上的帝王将相,看到人们疯狂地呼喊皇恩浩荡,看到激动人心的山呼万岁场面,就会情不自禁地感慨于雄图伟业的振奋人心,不能不欣赏那些奠定了万世帝业的千古英雄。谈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我们心中那千古一帝的高大形象,可还沾染了一点点罪恶的血腥?在我们心中可还有对于历代帝王身后累累白骨的一点点联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专制王朝,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形象,竟然与它所携带的专制基因几乎脱离得干干净净,那个终究主宰了这一切的专制基因,在人们心中该埋藏得有多深、有多稳固啊!

在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一百余年之后的今天,再郑重其事地谈论王朝专制主义,不免有点时代倒错之感。无论山呼万岁的呼喊似乎还隆隆在耳,无论一片三跪九拜的穆穆朝堂似乎还历历在目,人们也不能不翻过历史的那一页,专制王朝毕竟已成为过去;无论还有多少遗老遗少活在今天,都不能再演一幕原汁原味的帝制活剧了。

今天唯一值得关心的只是一件事:专制基因今何在?回答肯定而干脆:它依然存活于社会意识的“心中”,也存活于我们每个人——包括你我他——心中。这一结果,应当使帝王崇拜者们深感满意:专制基因毕竟没有消失!如果不是这样,何至于有那样多的人期待救世主降世?如果不是这样,何至于现代帝王庙中依然会那样香烟袅袅?如果不是这样,何至于还有什么“白头山家族”一类的神话继续流传?凡此种种,岂不让人忘了今夕何夕?

但这一切终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今天已是文明世界!因此,专制基因不再能保持原有的生存状态了,它只能潜伏着,恐怕还会长久地潜伏下去,直至其真正淡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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