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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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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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辉煌经历却要回首往事,沉思默想或许尚可,付诸文字就不免有些小题大作。但有一种经历——参与内斗的经历,却有认真回顾的特殊价值,它是我们的后代应当知道的。过去的那些岁月风风火火,当代人既陌生又不能理解。倘亲身经历者无一字交代,那么许多东西就只有成为考古对象了。

我的中学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革后的那几年,是真正喜气洋洋的日子;几乎每天都有点好消息传来,小日子也略有改善。

但人们赶着要做的事情也不少,每天都行色匆匆。其中最不能忘怀的一件事,今天说来实在不是滋味,真有点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你能想得到,我们那时急于干什么吗?老同学、老同事之间忙于互相赔礼道歉

想当年,响应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伤天害理的内斗——,战场就在教室里、集体宿舍内、办公室中……。你以为真的像金庸小说里所写的一样,斗争双方摆开阵势,然后披挂上马,互通姓名之后,再不失风度地干几个回合?没有的事!完全是互放暗箭、打冷拳,一片混战而已。

其结果可想而知,本来融洽无间的老同学、老同事,旦夕之间就结下仇怨无数,有些甚至不共戴天,好像前辈子就掘了人家的祖坟。程度轻一点的,也少不了撕破脸皮,揭过疮疤;昔日情谊,荡然无存。人际关系被无端地破坏到这种地步,要想尽弃前嫌,岂是一日之功?不过,一句真诚的“对不起”,还是多少化解了一些积怨,至少表面上握手言欢了。真想不到,“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句文绉绉的套语,竟然用在草根身上了。

阶级斗争竟然是这么个斗法,且不说我们的后代将一无所知,就是我们自己,当初也是万万想不到的。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都受过“战斗的洗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辉”经历。别人斗得如何,毕竟隔了一层,难以详述;对自己的经历,就有清晰的记忆。写将出来,岂不成了“战斗历程”?只是无光彩可言罢了。

我也算老战士了,阶级斗争的战斗经历从初中开始,那时还挂着红领巾呢。一次有刻骨铭心印象的经历是,在一个礼堂内观看老师们斗右派同事。被斗者是一个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出来的年轻人,没有听人说过他如何就成了右派。

他低头站在台上,想必已恐惧万分。老师们逐个上台作批判发言,他们说了些什么,一概没留下什么印象;仅仅记住了我们的语文教师,一个温文尔雅、很受尊敬的老先生,他数落那右派的罪行,是“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也写不尽的。

老师们看来没耐心慢慢批判下去,很快就进入了“全武行”,几乎所有教师同时冲上台去,抓住能顺便抓到的任何东西:扫把、木条、竹竿之类,朝右派身上暴打下去,就是那个已年近六旬的老先生也没有闲着,只是实在插不进手罢了。

由于事起突兀,场面混乱,完全看不清被打者的反应,只记得他似乎抱头满地打滚。往下的事情就不必说了,只知道不久后那个右派就被打发到什么地方去了。出手最狠的那几个教师,没过多久自己也成了右派。我猜想,他们就是想免当右派才出手最狠的,只是白费劲了。

两年之后,我偶尔看到了那个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先生,他面容苍老,神情黯然,我竟无话可说。

初次上阵,我既未动口,也未动手,毫无光彩可言。或许跟着喊了口号,因此还得算其中的一个战士,只不过是最没战斗力罢了。

后来就轮到自己挨批判了。那时还是未成年人,还不到给定右派的年龄,但那种恐怖,也是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给贴的标签是“白专”。只是过了一些年之后我才知道,陈景润就是因为“白专”而受批判。

不明底细的年轻人想必以为“白专”是什么重大罪行,其实不过是太爱读书,成绩有点冒尖而已。那个年代,我学到的最大本事,就是做检讨,千方百计用最刻毒的语言痛骂自己,直骂得自己再没半点人样而止。当然,我也绝不会放过机会批判别人,包括平时最好的朋友。否则,怎么能表现出革命性呢?

我的大学

进入大学,况且是以录取率仅仅17%的比率升入大学,不能不有一份似乎突然“升天”的欣喜。但这种心情没有维持多久,随之而来的是一丝隐忧:现在已是成年人了,再没有对少年人的那种宽待,犯了事是要戴帽子的。那年头,仅仅小心并不足以担保不犯事。

很快就有事实证明,我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我在大学中的第一次犯事,出在交友上。那时我与班上一位同学格外投缘,很快就成了亲密朋友,几乎每天都要一起散步,相谈甚欢。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成了问题。

首先书记找我谈:难道就要好成那样?我百思不得其解,仔细回忆自己是否在一起散步时,说错了什么话。那时我有点天真浪漫、雄心勃勃,觉得自己在专业上还能有所作为。散步时主要就是谈专业,意识不到有什么犯忌。哪里知道,那个时代在专业上对学生根本没有任何期待,唯一关心的是学生是否热心阶级斗争。而我那时的书呆子表现,哪里有什么阶级斗争热情?而这就是罪中之罪了。

书记见和我谈无效,就找那位同学谈,直接警告他:不得再和某某接近!此后几年,我们虽然仍有往来,但只能到荒郊野外秘密进行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毕业的时候。

那时一间寝室住8人以上,同学们在一起哪能没有远近亲疏?恰恰其中的一个班长颇有一些瑕疵,不为众人所喜。我那时也是班干部,与那个班长合作共事其实并无过节。问题是,我与其他人相处也不错,这就使那个班长心中不快,总疑心我们在合伙作弄他。我也不知道他去告了什么状,反正后来竟当成了一件大事。

只是在毕业之后,才偶然在一个材料上发现,我们那个寝室的问题已上纲为“反动小集团”了!这还不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活材料,政教部门是求之不得呢,哪里能够轻易放过!平心而论,我那时天真质朴,完全是中规中矩,从不曾有过什么违纪行为。但大学几年中却动辄得咎,总在挨整,根本不明就里。只是后来才搞清,原来警惕性高的负责者视我为“反动小集团头目”了。

那个年代的逻辑是:如果我是头,即使连芝麻都算不上,而你反对我,你就是反动分子!大学时的那位班长一定就是这样想的。问题是,就是认可他的逻辑,他也错怪我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反对他的意思。文革之后,这位班长因私德上的过失被调出了研究院;后来就彻底从同学的视野中消失了。对于他,我完全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除了心胸略显偏狭之外,此人其实是很能干事的人,做什么都有一股狂热劲,工作上没说的。但在荒唐年代,狂热劲很可能铸成大错;此人所为,不能不说是前车之鉴。

真正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还是那位书记。文革之后,我的一位亲戚在与这位书记攀谈时问他:“某某某到底什么事情?你们对他也做得太过了吧!”他倒也很坦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这个人太不会转弯,就不能有一个合作的态度,那个时候还能不吃亏?”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当时不足够灵活,配合好书记的工作。我的天哪,即使磨练了一辈子的今天,我也没有学会那种圆通的人生技巧啊。

我的社会

经历了中学与大学之后,我就更是一名阶级斗争的老战士了。然而,我的愚顽不灵依然如故,还是不能“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谈不上有什么警惕性,这就既难避开陷阱,又难免于犯事。果不其然,工作不久就犯事了。

今天说起来,当年那事情也十分好笑。自学生时代起,我就十分佩服有本事的人。在大学里,就有经常访问一些知名老教授的习惯。工作之地是个小地方,算个人物的只有两位。其中之一是从设计院下放的高级工程师,有这种头衔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岂能不去见识一下?可不比今天“高级工程师满街走”,那时这个等级的人算是凤毛麟角。至于他是什么老右,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另一个被人称为“技术权威”,只是被闲着,因为据说当过某个国民党将领的司机。但那个将领早已起义且当了副省长,而与他一道起义的司机,反而成了“残渣余孽”,这种逻辑,我岂能理解?因此也没当回事。总之,我颇乐意与这两个人打交道,压根儿就没去考虑避嫌的问题。

在明眼人看来,这样做当然是犯忌了。更要命的是,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我居然在与这两位先生谈话时聊到了文革,全然忘记了这可是禁区:文革是绝不容许随意评头品足的!这一来就不再是小问题,而是真正犯大事了。那时正是军管时期,军代表认为是严重问题,我还逃得了?如果我不那么愚顽,稍多一点机巧,至少还能缓解一下事态;我完全可以说:由于学习不够,觉悟不高,对文革认识模糊,没有坚定不移地遵循文革路线,如此这般,不就是一个认识问题吗?而我的选择却是:哪壶不开提哪一壶,居然在军代表面前据实承认,我真的不赞成文革,认为这样下去国家将成问题。在那个年代,这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就是杀头也不算冤枉。今天依然活着,实在得感谢上苍了。

我的命运

我一个人算什么?在茫茫人海中简直与蝼蚁无异。但正是千千万万个“我”组成了社会,因而我的故事就具有了社会意义,而我的命运就不再是与他人无关的事情。

我的命运其实很不错——至今活着且衣食无忧。不过,在这一层意义上的命运,不是我现在所要关心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命运,才真正具有社会学的价值,它恰好是我在当下挥之不去的思考。

我的命运或者劫数就在于,在历史的一个诡异时期,我身不由己地扮演了双重角色:战士与被斗者;或更准确地说,是整人者与被整者。不是我个人有什么特殊,我深信我们那一代人大多都如此,这一定会使历史书写者倍感兴趣。

首先我是战士。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被作为战士精心培养,被鼓励去仇恨阶级敌人,被动员去批评、监督右派。在右派教师上课的时候——这是罕见的情况,很快就从学校赶走了几乎所有右派——我们被交待与警告,不得给右派以通常的礼遇。

在大学里,通过明说或暗示,要求我们远离那些不被信任的老教授,并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作为战士的我被武装起来,派上火线发起冲锋:我的武器就是纸笔墨砚,火线就是大批判的第一线,冲锋就是给平时最接近的教师写大字报,揭发他们的问题,竭尽全力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

我的进攻对象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教师,曾在我身上倾注特别的心血。我不仅写大字报揭发了他,而且画了漫画——那不过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事情。我当时就体会到自己的荒谬,分明地觉得自己不再是人类,已经成了被驱动的机器人。

这种感觉未必能使我免除滥伤无辜的责任,还是明显地减少了我的负罪感。或许正因为如此,被害者并未视我为真正的凶手。冬去春来之后,我特地去拜访了那位教师,回首往事,也不过彼此相视大笑而已。

作为被整者,我是其他战士的对象,我则是前方的靶子。战士们射来的子弹虽然不致人于死,内心之痛楚则是千真万确的,尤其当子弹来自至爱友朋的时候。不过,总的来说,我所承受的火力远未达到口号中所要求的那种猛烈程度,这就使我的脑子还不致被击昏,还有能力想象:这种攻击或许只是逢场作戏。我不相信,开火者会有攻击我的强烈动机;那时我既与世无争,又尽职尽责。当时的一个负责官员就坦率而真诚地对我说:像你这种工作表现好而有思想问题的人,不批判怎么行呢?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啊,我猜度他领会了毛思想的真谛。知道了这个底,你说阶级斗争不可怕还是更可怕呢?

上述两种身份中的任何一种,都不需要什么特别资格,每个人都可以承担;事实上,千千万万的人都如同我一样,同时扮演了这两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命运其实也是当时有类似经历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因而归根到底也是民族的命运。如果说,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终究有很不同的命运,那就是,其中许多人今天已经醒来,而另一些人则依然酣睡如故。对于酣睡者来说,无论对民族还是个人的苦楚,都不会有丝毫感觉,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幸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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