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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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圣战

文革似乎不再是能激发兴趣的话题。但一旦有人说“文革旨在铲除官僚阶级”,那么,作为文革亲历者,你就很难一声不吭。文革前是否存在一个官僚阶级?官僚阶级是否应当完全铲除?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或许大有讨论余地。只有一点完全不必含糊:文革根本未曾想、没有也不可能铲除官僚阶级!否则,文革就真是一场圣战了。

文革前的官僚阶级

文革刚刚结束时,一位从不激进的老先生对我说:中国就是一个干部的国家!我当时颇有几分惊愕,但细想一下之后,实在无法置疑。说中国是干部的国家,当然不意味着国民人人都是干部,或者大多数人是干部;只是意味着,在中国干部占绝对支配地位,在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诸方面都无可争辩地占据优势。实际上,国家就是他们的,他们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

话说到这一层,需要表达的事实已经完全清楚,并不需要套用官僚阶级一词,更不需要受什么《新阶级》(前南斯拉夫政要吉拉斯著)的启发。但也不可否认,对于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现象的恰当描述与分析,“阶级”概念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这并非只是马克思的意见,在基佐、韦伯等思想家中也有普遍共识。只是,将“干部”称为“官僚阶级”,在观感上可能产生令人震惊的效果,后者无疑是一个很刺激的词,在中国的习惯语境下尤其如此。

如果不考虑“观感”因素,那么不妨据实承认,以“官僚阶级”指称“干部”,实在恰到好处。干部当然就是官,没有哪一级干部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官”,否则,流行的“官方”一词就没意义了。可能认为“官僚”一词略带贬意;实际上它是一个中性词,完全不必神经过敏。同样,“阶级”也是一个中性词,它只是表达一个其构成与利益都清晰可辨的群体,而干部显然正是一个这样的群体。在中国,“阶级”一词格外刺耳,乃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记忆与氛围,让人们深感恐惧之故。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干部”是否为“官僚阶级”,而是这个阶级的表现如何,在文革前人们如何看待官僚阶级。

实事求是地说,在文革前,大多数中国人对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自古以来,老百姓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和参与意识都极低,而且对衙门深怀恐惧,总是本能地回避与官场有关的一切。在被大力宣扬为“官民融合”的新时代,这种状态并无改变,实际上过之无不及。极左年代的超强势管治,更大大提升了人们对政治的恐惧感。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去想:官僚阶级如何如何。

但还是有少数敏感于社会现实的人,强烈地感觉到,官僚阶级的实际表现与新时代的理想严重背离。在某些时期,例如“大鸣大放运动”中,人们以最温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疑虑,而其结果则是,出现了一批批的政治受难者,最大的一批就是1957年的55万右派。这一类悲剧的频频发生,恰恰以一种特殊方式证明了:中国的官僚阶级不仅存在,而且表现极端强势,或者不如更准确地说是极端暴虐。

在文革前,对于官僚阶级的认识十分朦胧,而且仅流行于极小的范围内。恰恰是文革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认识。经历文革之后,“文革前官僚阶级就存在且表现不佳”,这种认识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确认,实际上已成为许多人的常识。民众认识上的这种提升,或许正是文革的主要成就。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对文革的正面肯定,那不过是歪打正着而已。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文革前的官僚阶级的以下表现都千真万确:

垄断全部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且以专横的方式行使其空前强势的权力,专横的程度超过历代执政者。心安理得地享受物质特权,与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差距,并不小于今天。一个月工资200—400的高干,与“工分日值”不过几毛甚至几分的农民,其差距几何,已远远超出了任何常识的想象力。如果不是这样,大跃进期间何至千万人饿毙?以空前暴戾的方式对待老百姓。调集数以亿计的男女老幼挖煤、开矿、开河,在短时间内修筑成千上万的土高炉……,只是为实现那个异想天开的乌托邦!说什么人们热情似火干劲冲天,任何来自民间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神话;老百姓的苦难,完全不下于给隋炀帝修运河的先民。大跃进胡闹的大部分劳动都白费了,只是几乎砍光了全国的森林,毁灭了无数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对于如此肆无忌惮的官僚阶级,文革前的老百姓没有表现出哪怕是最轻微的抗议,这既是出于恐惧,也是世世代代养成的顺从。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不乏莺歌燕舞,让今天的五毛煞有介事地演绎出“热情燃烧的岁月”,以误导缺乏了解的年轻人。

文革中的官僚阶级

文革中还有官僚阶级?不是被文革烈火烧光了吗?这就是稚童语言了。难道文革中竟没了掌权者,或者掌权者真的全成了圣人?

首先,文革乱世尤其需要掌控者。文革中的掌权者主要包括如下三部分人:

崛起的新贵 其中包括红得发紫的江青、毛远新、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陈永贵、吴桂贤等。这些人要么沾亲带故,要么是为发动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左棍。陈永贵、吴桂贤等不过是为毛别出心裁的用人理念配景而已。新贵们红极一时,灸手可热,控制了中央文革,而这实际上就等于控制了权力中枢。

部分老干部 其中包括被认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元勋,如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还包括结合进领导班子的中央与地方干部,例如纪登奎、华国锋、韦国清、吴德、马天水等。

军队干部 其中深度卷入文革的,是被吸收到中央或地方政权机构的军人,主要是林彪的各级老部下,如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这些人一度权势显赫,但相当多的人做了林彪事件的牺牲品。913事件之后,军队势力基本上退出了文职官僚系统。主要由以上这些人,构成了文革中的官僚阶级。

此外,文革官僚队伍中还包括少量造反派代表。但他们从未被授予真正的权力,仅仅作为诠释毛的文革理念的一种摆设,而且经历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被排除出去,其中许多人下场悲惨,饱尝铁窗风味,只有一度被毛选作接班人的王洪文,是唯一的例外。因此,这一部分人对文革中的官僚阶级不构成任何真正的影响。

余下的关键问题是,文革中的官僚阶级表现如何?与文革前相比,是否有本质区别?

就垄断权力与虐待民众而言,肯定远远超过文革前,这是任何经历过文革且无偏见的人不会否认的。可能有争议的是在特权问题上。一些无良文人对文革权势者涂了不少脂粉,例如说江青节俭、自律;说王洪文拿原来的低工资,陈永贵只拿补贴不拿工资;说张春桥、姚文元等如何清廉,甚至开会时自备茶水费,等等。这些也未必全非事实,权贵们是长于表演的。当然表象之下的真实情况远远不是这样。只是因为信息的高度封闭,局外人很难了解真相。但仅仅从那些典型事例即可看出,新贵们的胃口绝不低于旧人,实际上更无顾忌。像林立果选妃子、江青命令服务员跪着给她调试房间温度、王洪文在中南海打鸟飙车、康生仗势侵占故宫文物等等,在今天的哪个衙内阔少看来,都是十分荒唐的事情。至于对女知青的广泛性侵、无处不在的开后门——毛本人就承认“我无非是送了几个女孩子去北大”——利用权力调看禁书禁片等等,在文革中只能算寻常小事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新贵们不这样干,才真成了世间怪事。首先,大多数文革新贵正是因为素质很差、无法无天才抢到上升机会。最主要的是,新贵们几乎权力无边,有权不用,简直如同违背宇宙定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条铁律,真是找到了最合用的地方!

对官僚阶级的圣战

那么,文革的大刀,是否向官僚阶级的头上砍去呢?

文革中与文革后的左派文人们,就是这样鼓噪的。文革旨在反修防修、铲除官僚主义与贪污腐败、铲除各种特权与不公、实现普遍平等的理想——总之,文革就是要对官僚阶级宣战,并务必彻底歼灭之!这种美如福音的高调已经唱烂了,文革发动者就已唱得够多。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否则中国早就成为人间伊甸园了。

且看在文革圣战的凌厉攻势面前,官僚阶级如何了。

就在文革初期的短短的几个月内,大多数老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都被打倒了,这可都是领袖的股肱之臣啊。这种自断羽翼的事情,确实古今中外都无先例,其气魄之空前,岂能不震惊全世界!正是这一壮举,使得“文革讨伐官僚阶级”之说,几乎成了定论,而且至今都让一些天真的人,其快意直透五脏六腑。

最大的历史误会实在莫过于此。首先,几乎没有一个被打倒的官儿是以贪腐罪行遭清算的。老干部的倒霉,理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即政治上不够忠诚。且不说这一罪名如何荒唐透顶,与贪腐怎么也沾不上边。尤其是那些因牵连彭德怀案、思想右倾、搞“三自一包”、物质刺激等等而被打倒的人,恰好是党内有良知的佼佼者。其次,被打倒的大部分干部,尤其是中下层干部,很快就被解放或者被搁于安全位置。这一点特别证实了:“打倒一大片”不过是配合打倒刘少奇的苦肉计,这幕戏该如何演,大概一开始就筹划好了,蒙在鼓里的只是那些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小将。当然,为使戏演得更逼真一点,不免有一些无辜的官员迟迟得不到解放,真的成了牺牲品。这一类人的命运,就如同江西时期的“AB团”、延安时期的“失足者”一样,不过为锻造“***思想”增加几件祭品而已。

总之,由文革的遗老遗少幻想、鼓吹的那个“打倒官僚阶级的运动”,既没有被领袖预先设想过,也没有被认真策划过,更没有真正发生过。在中国,确实发生过一场几乎以所有干部为对象的政治运动,那就是刘少奇具体操盘、且投入了极大精力的四清运动。指责四清运动“形左实右”、认定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亲自出来纠偏的,正是伟大领袖。说领袖有意用文革来打倒官僚阶级,只能是“恶毒的诬陷”,绝对不合政治逻辑。

至于“文革中的官僚阶级”,正是文革赖以进行并达到预定目标的骨干队伍,更不可能成为文革的讨伐对象。

这样,如果界定文革为“对官僚阶级的圣战”,那么这样的文革根本就不曾发生过!

文革后的官僚阶级

谈论“文革后的官僚阶级”,对于本文议题似乎不太有意义。不过,对文革之后中国社会的演进路径的观察,有助于看清在文革中扑朔迷离的那些谜案。

后文革年代的主要变化是什么?是主流舆论所宣称的“大国崛起”,还是左派所谴责的“两极分化”?这些判断都不无道理,但未必是最本质性的东西。实际上,

后文革年代最影响深远的变化是官僚阶级的崛起。

怎么文革后才崛起呢?难道文革前没有过官僚阶级?这就需要澄清一下:此处如此表述,意在强调,官僚阶级经过文革的冲击,文革之后再度崛起,其权势、财富、统治技术、气度与野心,都达到以往根本无法比拟的鼎盛阶段。

邓时代与毛时代当然有很不同的景象。不过,这只能说明邓与毛有很不同的治国理念;绝不意味着,邓实现了什么改朝换代。在基本队伍上,邓时代的官僚阶级还是毛时代的那些人,被清洗的“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在毛时代不过是一些叫得很响的小爬虫而已,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并不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后来官僚阶级固然被迅速更新,补充了大量更有文化的新人,但其基本格局与精神传承,却没有任何重大变化。

简言之,文革前官僚阶级的真正继承者,正是由邓奠基的“文革后官僚阶级”,而不是毛在文革中匠心独具地创建的那个不伦不类的混合物。

但要强调的是,从根本上说,邓的建树并不违背毛的初衷,只是摒除了一些过于异想天开的乌托邦幻想而已。邓与毛都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全面管治的、没有杂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能实现官僚阶级的独占统治。邓看清了这一点,并身体力行地实行之,同时兼顾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此不排除使用某些资本主义的方法;毛似乎看得不是很清楚,尤其忽略了官僚阶级对财富的向往与追求。

在这种意义上,毛失败了,而邓却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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