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ould just say fair＂——《孤城淚》（Les Misérables）

《孤城淚》（Les Misérables，dir: Ladj Ly，2019）

    數年前看《流離者之歌》（Dheepan，2015），對巴黎邊緣社區的陰暗一面（那類似昔日九龍城寨的三不管世界，政府管治乏力，貧窮戶與非法移民佔了多數，相類於法國版「鄉事勢力」、「黑幫毒梟」、「墮落警員」互相包庇的一層層壓搾式暴力管治，還有少數族裔及其宗教長期受歧視排擠等問題），都留有深刻印象，令人搖頭歎息。導演歐迪亞（Jacques Audiard）往社會深處的挖探詰問，成功贏得康城影展金棕櫚獎，但他大半篇幅都以寫實與抒情並重的方式敘事，結局卻採取稍近於類型片式的鎗戰英雄處理，難民主角一家最後成功離開「城寨」移民到「和平」的英國，用心雖好，卻難免削弱了影片面對現實的批判力量。

    後來看艾利耶（Hélier Cisterne）導演的《逆青春》（Vandal，2013），那可說是杜魯福經典《四百擊》（The 400 Blows，1959）的當代版本，主角是阿拉伯裔的法籍少年， 同樣受到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的問題，滿腔憤怒與壓抑無處宣洩，轉到街頭以「塗鴉」結伴自命為 “ORK＂，意為「殺人鯨」，他們在牆上塗的往往是 “ATTACK＂一類口號，有嗜血、叛逆、成群結隊破壞的意味在，但戲中一眾少年始終敵不過現實的殘酷，影片控訴力不弱，但反抗的力量僅限於一時，留下的只有迷惘的疑惑。

《孤城淚》結局之震撼，在於其義無反顧，毫無保留，以童稚之身，向當地的鄉事勢力、黑幫毒梟、墮落警員同時算帳，然而拍到最後的開放式終幕，卻又將問題拋回給觀眾，少年擲彈不擲彈、警員開鎗不開鎗，既要「拉闊畫面去看」以了解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也是「電光火石間」的人性的考驗。《孤城淚》的厲害處當然不單在於結局的控訴力量，從一開場法國奪得世界盃舉國歡騰說起，導演已將城鄉（少年們要到巴黎市中心至少一小時鐵路地程）、貧富（誰能在酒吧看球賽，誰能付得起正版球衣？）、種族（如所謂的「全民歡呼」到底是怎樣的「全民」？誰撐摩迪、誰愛麥巴比？甚麼時候才會被視為國家英雄「自己人」？）等議題，通過少年們的目光以全景式描述探討，至於更具話題性的三警探之黑白賢愚，導演更明顯地指向必然的制度腐敗問題，這都比上述影片更正面面對真實，視野更加廣闊。

《孤城淚》之所以能拍出這麼具體的社會實況，導演出身該區，見盡各方勢力如何橫行交纏，深明制度不公與不周怎樣禍及人民，自是主因；故事取材自 2005 年法國轟動的騷亂事件，導演曾親身拍過實時紀錄，後來在 2017 年改編成短片，贏得好評後再發展為長片，中間經歷了十多年時間沉澱，也令本片更加豐富升華。短片版同樣由相同的三位演員飾演三警，故事基本上就是長片版之濃縮（只欠最後震撼的十多分鐘），但短片版白人警員執勤時酗酒，另一位也是煙不離手，到了長片版導演刪走了這些個人設定，顯有意更聚焦於制度問題而非個人性格，不過在短片版中，新手入伍的警員竟然才是鎗傷少年者，是非善惡更加複雜，不像長片版賦予新手更局外自清的角色（當然他身在體制仍難免陷入其中）。從長版短片的差異可見，導演對如何描寫警察的處境與心態實在很有心思，不是一味貶斥。事實上，在導演眼中，一切事情都是一環扣一環，不會矯情地轉移視線或避重就輕，始終將之歸到整個社會的共業看，例如觀眾可見到紀錄與傳播「真相」是多麼重要的改革力量（航拍技術、互聯網、社區聯繫等等都很重要），但有趣是故事中航拍到法警施暴者是個好奇貪玩平日偷拍異性更衣的黑人少年，少年被遭偷拍的飛女們逮到罪證後，卻被要脅交出可對付其他飛女的片段——電影中幾乎所有角色都不是清白無辜，但導演的詰問正是為何會出現產生這般黑白模糊的社會土壤？

因此，雖然香港人看《孤城淚》也許深有共鳴，但正如中田〈《孤城淚》：誰是壞的莊稼人？〉一文寫到，觀眾不宜只從社會運動的抗爭一方或只針對個別單位看，例如片中雖諷刺惡警的 “Respect? People around here just fear you＂，但「電影沒有一面倒將警察的形象視為邪惡的一派」，而是「讓觀眾（警察、總統、當地居民）想原因、想各人的身份（包括職業、家庭、種族）的矛盾與衝突」。是的，導演自言 “I wouldn't say I was sympathetic - I would just say fair＂，他一再借故事強調，警員遭受的壓力與濫權問題永遠都是雙生兒，故更應批評者，是制度上包庇他們自命「我就是法律」（故事中白人警員敢同時向各勢力人士大喊此話也太肆無忌憚），總是以「永不道歉，永遠正確」的態度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而不是去檢討問題、承認責任、改善做法），才是令好人變壞人、忠良變惡棍，又或群眾犯禁求達義，產生無數罪案、慘劇、仇恨乃至冤獄的成因。至於再拉闊來看，就必須緊扣法國的政經結構、種族政策、福利制度等等問題，才能看到全象，即使要對應香港情況，也應全方面檢視，而非只為最後十五分鐘的火併而興奮。導演不因弱小而同情（故事中其實也沒有真正弱小怕事者），然而也深明責任在於應承擔更多的「大人」。也許這個「悲慘世界」，從大文豪雨果的動蕩年代到當今日益荒謬的撕裂社會，本質上並沒有多少變化，不過我們仍然不應放棄思考、放棄改變，何況看導演如何拍出尋真、發聲、團結、反抗的現代方式，從《孤星淚》到《孤城淚》，人民也已進化了許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