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raceChan
HoraceChan

「香港粵語片研究會」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員。著有《誰是金庸小說武功第一人?》。

爭議聲中再看那濕遍眼眶的雨和淚——《熱帶雨》

《熱帶雨》(Wet Season,陳哲藝導演,2019)

    《熱帶雨》是陳哲藝導演新作,榮獲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在新加坡與台灣都頗獲好評,不久前在香港上畫,可惜映期不長,觀眾不多,但仍不乏迴響,只是好壞參半,認為不如導演前作《爸媽不在家》(Ilo Ilo,2013)者甚眾。對於幾位演員的表現,大家都無甚挑剔,但針對影片的性別意識,批評聲音卻是不小,而後段的性侵戲更引起頗大非議。這些批評不無道理,但似乎有拉扁抹平了戲中複雜的情感之嫌,有誤解角色心理的可能。以下嘗試就幾個關鍵的議題,從電影的情節和對白入手,看看《熱帶雨》的角色心裡,有著可怎樣閱讀的可能。

一、關於「生育」

    如果說《熱帶雨》從一開始已藉打排卵針戲圍繞著「生育」的主題發展,視之為全片核心之一,認為導演從來沒有質疑過女主角阿玲由始至終不能外於家庭與生育的處境,只能困於持家與母親兩個身份,即使最後看似陽光明媚的回鄉結局,也逃不出傳統華人家庭的思想,顯示導演思維有很大局限,其實,我們首先應問的是阿玲的生育慾望與想法到底是怎樣的。《熱帶雨》寫的無疑是相對傳統的華人家庭,「宜室宜家」的想像/壓力自然對阿玲有所影響,但是故事其實並沒有太強調這一點。主角的長輩根本沒表達過「繼後香燈」一類的慾望(家翁早已失語),阿玲需要長期照顧家翁,確是綑綁困身,限制了她的自由,但阿玲與家翁關係甚好(不是無從選擇相依為命,或缺錢僱人只能如此,而且阿玲對家翁的感情到後來甚至比丈夫更好),照顧出於關愛,若說這是「委身」略嫌太過,有評論認為家翁死前的「笑」字提點是在「教化」媳婦,其實也下了很重的價值判斷(這樣的「安慰」、「開解」未必合現今觀眾之耳,但不見得就是高高在上的「教化」)。中段丈夫家人即使曾以略為不屑的語氣,諷刺沒生過小孩的阿玲不懂抱嬰兒,但也沒強烈的催促、壓迫意味,阿玲的反應和隨之而來的一陣雨,都像是一種惘然,出於內在的愁悶而非對外在人事的憎厭。回看《爸媽不在家》中段有場家族聚餐戲,眾人表面融洽背後互道不滿,導演還透過酒樓侍應的話(「這家人真的很麻煩」)去評價角色,對比起來,《熱帶雨》其實更為含蓄,情感沒那麼外露。

    更關鍵的情節,是結尾夫妻二人辦離婚手續後,阿玲對丈夫說︰「本來還以為你想生個女兒呢。」這當然包含了對丈夫出軌的譏諷(而且第三者已有兒子,但沒明確證據表示是否私生子,筆者傾向不是),但情感上阿玲不是在怨懟,而是慨嘆,當中透露出重要的信息︰他倆當初希望生個女兒,是出於自己的渴望,至少不是為了滿足所謂「生慈菇掟」的傳統華人家庭的長輩壓力或想像,甚至在家翁身故後的「爭產」過程中,長子嫡孫之類問題也根本不佔位置。事實上,阿玲懷念的是當初兩人努力人工造人後,丈夫會抱著疲累回來的她睡覺,那充滿愛意與溫馨的感覺。華人結婚生育的觀念背後固然難脫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在故事中有其單純的夫妻之愛的部分,當中有其幸福與困難處,若因為角色後來的婚姻失敗,就只從負面角度批評,就失去對角色情感的敏感度了。

    筆者親身認識幾對努力生育經年不果甚至曾多次流產的夫婦朋友,當中有任職教師的、有生於很傳統的家庭的,也有思想較自由者,我可從她們身上感受不到(只)困身於持家與母親兩個身份的問題(若說阿玲只有這兩個身份,也忽視了阿玲在事業上的理想和責任感。她那在正職以外私補的女同事反而更受社會規範所困)。對這幾對夫婦朋友來說,更內在的困惑,其實是那沉重的「責任感」(是不是因為我身心出了問題,所以才懷不了孕?)、「不甘感」(為何人人都可以,我偏偏不可以?)、「大限感」(如果我在某歲數前生不出來,是否再沒機會了?)、「無力感」(我們的時間、金錢、努力會否付諸東流?)。這些情感,很微妙,很纏身,有真情處、有可憐處、有扭曲處,外人難以理解,但這正是文藝創作所著力處。阿玲忍痛打針的苦臉、不時惘然若失的神情,要理解其心理狀態、體會這角色的處境,應不妨先從上述幾「感」說起,而非只從家庭結構、主體意識上批評。

    這樣說,阿玲最後再次驗孕,導演沒有直拍演員的表情,而是以拍攝飯廳的空鏡,背景傳出廁所的笑聲的方式處理,觀眾可怎樣理解,其實有很大詮釋空間。有些評論,例如林松輝〈宜室宜家,鄉關何價──《熱帶雨》的性別意識及其他〉一文認為這是「恍若喜極而泣的哭聲」,原因是因為她雖然「懷着不名譽的胎兒」,但是「終於即將為人母」。事實真是這樣嗎?我不肯定導演有沒有親自解答過,但從情節的發展看來,阿玲是否已懷孕,根本無從確定,可以是開放式結局。說她「喜極而泣」,更貼切應是理解為她經歷那麼多苦痛後的「哭笑不得」。如果她真的懷孕了,一次非自願經歷,竟達成了多年的追求,卻完全不符本來的盼望,這更似是慨嘆造化弄人的「失笑」、「苦笑」,而非愉悅。個人的看法,則是阿玲並未懷孕(因此結尾也沒交代她是否打算生下來之類),驗孕後的長笑,是笑自己這機械性的動作(她每個月也要檢驗是否順利排卵和是否成孕),終於可以停止了——她固然擔心會否因被偉倫性侵而懷孕,但她更在意的是長年累月的疲憊感。她是笑自己的人生「可笑」,但最終得到解放了。

二、關於「師生戀」與「性侵」

    不少宣傳都以「師生戀」作為本片賣點,這當然是誤導,值得批評,而末段的「性侵」,就更是影片受抨擊批判的主要環節。關於前者,阿玲與偉倫無疑有超越師生關係的男女情愫在,但用「戀」字概括,予人或浪漫、或轟烈、或禁忌的想像,就簡化了當中的微妙情感。不過,權且就以「師生戀」框架去概括這故事,《熱帶雨》的處理與相類的作品,到底有何不同?

    家明在《明報》連續兩星期撰文,一篇名為〈《熱帶雨》(一):時間站在年輕人一邊〉,一篇叫〈《熱帶雨》(二):安身立命何處?〉,都寫得精彩,後者曾以張堅庭編劇、陳欣健導演的《文仔的肥皂泡》(Charlie's Bubble,1981)與《熱帶雨》比較,認為前者才是「正正式式的男性凝視、少男遐想,甚至剝削,骨子裏很男人中心」,後者是「沒齒難忘的成長(苦痛)體驗」,不認為影片的性別意識特別有問題。如果我們另舉近作為例,譚惠貞導演的《以青春的名義》(In Your Dreams,2017)也許是更貼切的對照。同樣是高中男生與成熟女老師的故事,兩部電影都有相對通俗的情節部分。男主角家庭有缺憾(子行缺乏母愛,偉倫是「爸媽不在家」)、女方經濟穩定但丈夫出軌,而發展到最後,男女主角一場床事(但兩片的氣氛和結果大異),逾越了界線,使得雙方必須終止來往。

    在敘事角度上,《以青春》偏向男主角為主要視點,《熱帶雨》則以女主角為核心,可是前者較少人有以性別意識的角度批判,後者卻不乏指控。吾友賴勇衡〈《熱帶雨》:有人不喜歡成龍嗎?〉一文相對持平,但也強調偉倫的「慾望是『毒雄風』(toxic masculinity)之產物,不懂尊重女性」,著眼處主要是末段「偉倫的過犯」,但若著眼前段,導演是怎樣處理的呢?

    青春少男讀男校,話題常離不開初戀經歷、女星秘聞、打機攻略、葷腔笑話等等,對女教師或間有不良遐想,這在前半段的偉倫身上都沒有發生。楊德昌《牯嶺街殺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1991)常常提到追女仔(他們那年代稱為 miss),在《熱帶雨》也幾乎不見(而陳哲藝在戲中明顯有向《牯》致敬的段落),班中男生只是比較粗鄙反叛,老師留堂補課,一有機會就逃去,反映的是新加坡社會與教育對中文科的蔑視,多於對女老師(毒雄風常認為是弱質女流)的不屑。偉倫確實曾偷拍過老師背影,但關心的她是若有所思的孤單神情,不是猥褻的角度(倒是女朋友看第一場戲就小聲跟我說︰「女主角的衣衫薄得甚為透視」,我沒留意到,偉倫似乎也沒留意到。這或許可以「天氣熱」解釋,不過阿玲的衣飾確與戲中其他女老師風格頗為不同,是否暗示了她長期獨守空房的內在慾望,就任觀眾想像了)。惡俗青春片常有偷看女老師裙底一類玩鬧情節,《熱帶雨》也沒有。

    也就是說,《熱帶雨》處理這場師生感情,其實力求避開過往少男片的套路,很用心地一步一步建立兩人的關係,同時像家明所說「陰差陽錯」、「一切皆命運使然」,情理兼備,其萌芽發展,不只是出於偉倫情竇初開暗戀老師的原始慾望,而是包括了缺乏母愛/戀母情結、貼心的補課照顧、難忘的禁果時刻(榴槤)、發現對方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移情、曾深入對方家庭超出一般關係的理解,當然更包括偉倫種種懵懂的誤會,不是單純「毒雄風」發作。在《以青春》,前段子行因為同學言語間輕薄老師,與同學大打出手,當時子行與老師的感情尚未深厚;在《熱帶雨》,同樣的情節卻放在「性侵」之後,偉倫一廂情願以為已和老師成為一對之時。同樣是為展現雄風、為了保護心中重要的人、為了敬愛對象不被沾污,前者的處理常見於一般師生戀故事,其實只是頭腦發熱的盲目男子氣,後者刻意放到後段,想突顯的更似是偉倫對「伴侶」的愛護,當然那仍是絕不成熟的錯誤理解,卻可出陳哲藝試圖講的「師生戀」,實與過往的同類故事不同,有更深刻的情愫在。

    那麼我們應怎樣看待最後的「性侵」?林松輝認為「這個師生關係如果可以稱作『戀』,這個『戀』一直都是單向、想像和誤解的,與阿玲無關,她僅僅是一個處於發育期的男生意淫及性侵的對象」,說偉倫「誤解」,話倒沒錯,但若說完全「單向」,倒也不完整,林文將阿玲的所有關心視為出於偶然與順道的「合情合理」,推斷「沒有任何鋪排顯示阿玲對偉倫有超乎教育職責的舉動或心理」,但阿玲一開始對偉倫沒有感覺,不等於沒有在過程中萌生絲毫的男女情愫,如果強調「教育職責」,專業的老師更應在尷尬時刻避開嫌疑(在中小學任職的前線老師,一定深明此理),一次是偶然,兩次是順便,接二連三,即使未能講實是男女戀情,但很可能有超乎教育職責的情感在。我們看電影,在批判意識形態之前,更應多體會人情世故。

    家明敘述那爭議的性愛場面,強調其「不唯美、沒有慢動作,燈光是硬綁綁的。……性戲進行時,氣氛異常寧靜,沒有配樂,鏡頭離他們很近。空間充斥沉重的呼吸聲、顫抖的呻吟聲。……要我們實時見證彆扭的魚水之歡,它突然而來,倏地又一下子結束」,家明沒有抨擊這場戲的性別意識,透過分析電影語言,指出了這場戲是彆扭而沉重的,當中情感甚為複雜,很謹慎地沒有獨斷地為兩人的行為下價值判斷。在林文的描述中,卻說女主角「先是掙扎抗拒,繼而半推半就」,「在過程當中阿玲頹然放棄掙扎,甚至在偉倫插入後似乎享受其過程」,後文更推論她「放棄抗拒偉倫的性侵,固然可以是因為久旱逢甘霖的性慾滿足,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在她無從意識的層面(這也是為甚麼我們需要對於意識形態的解讀),這個理應具有羞辱成份的行為,有機會為她冠上覬覦已久的母性光環。也即是說,這個性侵的代價是值得的」,「她戀的從來不是男性的身體而只是男性的精液」,繪聲繪影,加諸很多個人想像。既是「頹然放棄」又是「半推半就」更是「覬覦已久」(「覬覦」這貶義詞如何推導出來?),這種「意識形態的解讀」真不知反映了何種意識形態。當然,這樣子只以兩篇文章作對照,無疑以偏概全,也不夠公平,但正如最近鬧得火熱的《幻愛》論爭,也見到類似現象,批評者的口吻與姿態,值得我們留意。

    偉倫和阿玲在當時到底在想甚麼?偉倫當時脫光上身,阿玲照顧著他,也許令偉倫誤以為這是一般情侶「乾柴烈火」、「情到濃時」的時刻,越過了界線,強勢主導變成了離譜侵犯,其背後的意識,林文認為是「男性對自己的性慾以及性權力的合理化甚至擴張,以男性的性權力凌駕女性的身體權」,「在他無從意識的層面,他早已吸收汲取了男性性權的思維」,繼而聯繫到「米兔」(MeToo)運動分析,故此「偉倫在片中的角色,不只是一個荷爾蒙過於旺盛的青春期男生而已」。不過,正如上文所述,導演刻意避開少男片的套路,偉倫其實與其他荷爾蒙過於旺盛的青春期男生有同也有異,像大家都留意到他房中貼滿成龍海報,必受其「毒雄風」的一定影響(當然偉倫不一定是學了成龍「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誤」那一套),但換個角度想,他房中並沒有多少同齡青少年都喜愛的女星、動漫之類商品(這一代可能會是韓國少女組合?),他受流行文化中的父權意識的影響未必如想像中深(他的課餘時間幾乎都在練武,無暇旁騖)——這些流行文化商品,往往才是「毒雄風」的傳播媒介,如濕身抹身後有「浪漫」床戲就是許多偶像劇甚至色情片的常見套路。此處我的意思是,從偉倫的過犯延伸討論到「米兔」運動,本身乃是好事,但一口咬定偉倫這角色就是反映了甚麼甚麼的批評方式,很多時只是批評者強行加諸的議題,反削減了觀眾理解角色的可能。

    從劇本創作的角度看,這場性侵戲真正的關鍵,是導演寫以暴力偷嚐禁果的少男突然停下一問:「我哪裏做錯了?」本來阿玲正在強烈反抗,這句對白講了出來,無論說的聽的都很錯愕,這是了解導演用心的關鍵,甚至可能是明白全片意旨的重心,不能忽略。在偉倫的角度看,他一心以為這是情到濃時的時刻,卻見阿玲猛烈反抗,「哪裏做錯了」是很懵懂的反應,問的是「難道現在不是時候嗎?」甚至是「我的姿勢、步驟出錯了嗎?」其實很是直率單純。當然無論如何,他沒有考慮對方的感受,絕對是錯誤的,這點也不必多言。至於阿玲聽後不再反抗,固然有體力不支的原因,但考慮導演賦予這句對白的時機重量,她之後的反應顯然不是甚麼「久旱逢甘霖」或「覬覦已久」,而是這突兀的一問,可以解讀為擊中了阿玲自己的疑竇——我哪裏做錯了?我想做個盡責的教師,有錯嗎?我想生兒育女,有錯嗎?我想做個被愛的妻子,有錯嗎?我想做個稱職的媳婦,有錯嗎?我想得到母親和弟弟的尊重,有錯嗎?我關懷眼前這個孩子,有錯嗎?……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她,卻連抒發的機會都沒有,她只是默默地承受著撐下去。她是不再掙扎,卻不一定是放棄了尊嚴,只是和偉倫一樣,處於「不懂反應」的錢幣兩面。倘若「性侵」是這一連串問題的無言悲果,則導演在此正是在批判壓在阿玲身上的父權,而非像批評者般視之為導演無意識地認同、宣示毒男風。電影的責任是提問,而不是解答,這句對白若得不到適當重視,阿玲的堅忍力量/可憐處境就易被誤解、曲解。上一部有同樣的女性力量的電影,可數到錢翔編導的《迴光奏鳴曲》(Exit,2014)了。

    那麼,最後不少觀眾挪揄為「愛的抱抱」的結局,真的反映了偉倫沒有「反省」嗎?反省,可以是親口衷心的道歉,可以是接受法律的懲罰,偉倫沒有直認過錯,只哭著說「我的心很痛,真的很痛」,雖未必非常清楚問題所在(他始終年紀尚輕,也缺乏成年人同行、指導人生),但也不能不說是沉痛的自省,不應僅僅指是因為幻愛破滅的失望。長期接觸青少年的老師和社工們一定明白。阿玲一句「是這樣的……」也不等於導演為性侵「粉飾太平」(林松輝語)。從學校的角度看、從教育的角度看,阿玲這樣處理「事故」也許不符理想或專業守則,但那是一位深明少年之痛,嘗試安慰、支撐他的輔導者的愛心的表現。家明說「不止角色了,觀眾看著亦會動容」,不動容的,那也沒有辦法了。

三、許冠傑的歌

    《熱帶雨》是否應歸類為「通俗劇」(melodrama)?本文無意開展這討論,不過倘若以通俗劇的標準看,《熱帶雨》運用音樂襯托、營造氣氛的處理,其實甚為克制,即使是用上許冠傑的《是雨?是淚?》的一段,儘管情景剛好是大驟雨人物內心也在翻波,但全段車內戲要兩人背著觀眾看不到表情而且用的是 diegetic sound,就不是林文所謂「畫公仔畫出腸」,而是導演刻意用上的疏離手法,既催淚,同時也盡力不求煽情。

     又,對馬來西亞華僑與新加坡人來說,許冠傑歌曲相信是特殊的情意結,就像馬來西亞近代極重要的電影《單眼皮》(Sepet,2005),故事講述華裔男生與信奉回教(伊斯蘭教)的馬來族女生之間的愛情,一度犯禁需刪削部分段落才能上映,影片一開場就用上許冠傑的《世事如棋》。《熱帶雨》有沒有藉許冠傑歌曲回應這部馬來西亞電影新浪潮的佳作的用意,留待其他論者發掘了。

四、阿玲的家翁

    楊世彬飾演的家翁是個很有趣的角色。他飾演一名中風癱瘓的失語老人,演技之精,幾可亂真,楊雁雁為他換屎片抹屁股一幕,兩人都極為專業,也拍出了強烈而殘酷的生活實感。這位家公到底是怎樣的人呢?他喜歡看胡金銓的電影,愛《大醉俠》(Come Drink with Me,1966)或可說只是鍾情武俠的主流觀眾,看《俠女》(A Touch of Zen,1971)而津津有味大抵是進階的影迷(前者是賣座片,後者當初主流反應不特別好),觀乎阿玲家中的大型字畫與中古花瓶等物,很可能都是家翁年輕時購入的,反映了其知識份子的身份。他壯年時是個怎樣的人?他常看新聞節目有關馬來西亞的示威報道,到底是認同民主發展還是保守派?他教偉倫寫「帮」字,鏡頭只顯示了上面的「邦」,會否代表了他某些家國的寄望?他雖然無法行動,但挑通眼眉深懂人情,看偉倫武術比賽懂得擊節恭賀,見家嫂心情失落會設法安慰,而最微妙的一幕,是夜裡孤獨的兒子跟他對望,他無言以示,卻顯然看穿一切︰他應一早看出兒子與妻子感情出現裂痕,兒子看著老父,知道老父的心意,臉上有悔意,他對妻子也不是毫無感情的。《熱帶雨》好看之處,全在於這些微妙的情感起伏。

五、其他

    對我來說,批評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與批評對象與讀者溝通。我們都期望電影能朝往更平權、更多元的方向邁進,但失去了人情世故的敏感度,不關心角色的內在情感,不能體會觀賞和創作時的慾望,只講意識形態,甚至抨擊觀眾是「同謀」、創作者是「幫兇」之類,其實是半掩了溝通的大門拒人於外,無助於喚醒觀眾和創作者一同自省、改進。有時候批評者對角色心理的解讀,用上許多極度主觀的形容詞,反映的只是文章作者的意識形態,而不一定是批評對象(作品)有問題。正如最近《幻愛》的爭議,整體當然是有益的,批評者的論點其實很多讀者也認同,創作者也表示從中反思了不少,但少數文章的口吻和姿態,實在令人搔頭。最後再引用這段近日讀到的好文字作結︰“Films are often ideologically inconsistent, sometimes in progressive and productive ways. Criticism should remain attuned to thes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ambiguities, not seek to diminish them." - In Search of the Female Gaze by Erika Bal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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