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瀅
雪瀅

大馬柔佛麻坡人,畢業於政大新聞系,旅居臺北。 自由書寫,紀錄人生。

搖曳的童年回憶

近期閱讀梁進群的《野村少女》,想起自己也是新村長大的小孩,隨手寫了一篇。

小時候,我總愛幻想外婆家就在我家旁邊,一出家門就到外婆家,又或是外婆嘴裡常哼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但自我家到外婆家,車程耗時四十分鐘,炎熱午後,父親從不讓我開小貨車的冷氣,我也一定會對他生悶氣,整趟車程顯得又苦又悶。

路途風景逐漸荒涼,底下柏油路轉變為黃土,蜿蜒曲折。拉下車窗,倚門望去,車外的芭蕉林一片片掠過,任由呼嘯而去的涼風吹拂臉龐,一片又一片,才終於看到那掩映於林中的小木屋。顛簸的路程下來,卻也不無聊,但我總是好奇從我家到學校僅需十分鐘,為什麼外婆家會長在這麼偏遠的地方呢?

外婆家很大,車輛駛入大庭院,外圍用籬笆將外婆家圍繞起來,對我而言,籬笆框設起來的範圍都是外婆家。橘褐色的木頭小屋,周圍種植各類熱帶水果,旁邊圈養數十隻雞鴨,配上幾只家狗,在我的童年,這就是整個世界。

自我有記憶以來,我就是在外婆家長大的。

從外婆家望過去對面的村莊,同樣也被鏽蝕的籬笆圍繞,中間隔著一條不大的馬路。他們的穿著跟我們完全不同,皮膚黝黑,原來是馬來族群,但我卻從來沒見過外婆家和他們有過任何接觸。

這麼一瞧,中間隔著的馬路,卻就如鴻溝一樣大,跨不過,也沒人願意跨。長大後,細細的籬笆被拆解,改裝更為堅固厚實的鋼片。

母親曾經跟我說過一段有趣的故事。在母親年輕時,小姨沈迷攝影,有次在外婆家的大樹下想拍張合照,無奈無人可幫忙拍,唯有隨意攔截路過的馬來人請他幫忙。拍照時有人說了一聲:「笑!」那位馬來人頓時氣炸了,原來「笑」和福建話「瘋」同諧音,他覺得自己被羞辱了。經過一番解釋,他才息怒,訕笑離開。

我媽說,馬來人就是笨。我似懂非懂,因為我不了解馬來族群,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是不了解我們的,所以分不清方言和華語,這應該很正常。

但我聽故事聽得起勁,吵著要聽其他的故事,就也不多說什麼。

除了愛聽母親講古,每逢過年我都會在外婆家住上一陣,要求三姨講以前的故事給我聽。三姨人緣很好,認識很多人,聽過很多故事,分享起來更是無止盡。躺在涼涼的水泥地板,隔著蚊帳,聽著聽著就睡著了。

過年最喜歡的還是去拜年拿紅包,我們這群小孩總是催促大人趕快帶我們去拜年,小小的峇吉里(Bukit Bakri),坐上摩托車,一下子就能繞完。每輛摩托車總是超載,有時坐上四個人,還沒帶頭盔,也不怕警察開罰單。三姨不僅人緣好,也很機靈,都會選傍晚時分載我們出去。

隨著峇吉里逐漸發展成小鎮,一排排樓房築起,兜風路上,這些看似先進的聚落,在三姨的記憶,都曾是森林、樹林、橡膠林。

多年後,我離開家鄉,飄洋到台灣,閱讀梁金群老師近期寫的《野村少女:馬來西亞新村生活隨筆》,泣不成聲。也不是到了大學才知道外婆家就是華人新村;也不是離家以後,才回望小時候的趣事。但讀過《野村少女》,意外填補我們這一代小孩對華人族群過去的歷史記憶。

冷戰時期,為了杜絕華人資助馬來亞共產黨,英殖民政府劃分更為偏僻的區域,要求華人搬入,重新開墾。很多華人在當時從事橡膠工,從我媽身上也得知外公外婆也是橡膠工,天未破曉他們就要外出割膠,我媽說的輕描淡寫,但總強調很辛苦。

後來長大看了世界,卻更想看回自己家鄉,漸漸挖掘,切實填補我對過去的了解。梁金群老師之所以書寫她的野村故事,源於父親離世。外婆過世以後,我也經常書寫她,我知道唯有書寫我才不會把她忘記,又或許說唯有書寫我才確定我記得她,我多麼害怕記憶缺失。

如今我試圖擴大描寫,我擔心僅僅是對外婆的情感還不夠嵌入我的記憶,若害怕失憶,我便要抓住外婆家的每一塊磚、一粒沙,漸漸拼湊完整的輪廓,即便事過境遷,記憶也許僅保留美好的那塊,我知道自己有很努力的在建構,那也無憾了。

宋冬野透過《安和橋》講述他對奶奶的情感,中國鼓的節拍引人入曲,間奏出現蒙古樂器馬頭琴,很多人一聽到馬頭琴就聯想到離開草原的異鄉人。後來我才知道為了融入這兩種樂器,導致曲子在混音階段遇到很大的困難,甚至成為整張專輯歷時最長的歌曲。但宋當時出現在混音室,首次聽到馬頭琴的旋律,眼淚幾乎奪眶,大喊:「就是這個。」

我想宋找到進入那段回憶的旋律了,他那麼篤定,他筆下那句「你回家了,我在等你呢」,是奶奶對兒孫的溺愛。而我的呢,卻是外婆偷偷摸摸塞10塊馬幣到我的懷裡,我們總會推託一陣,而她非常頑固,最後讓我不要說出去,「不要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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