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日网暴及一些想法

近两天，中山大学伦理学博士陈纯参与香港7.14新闻界静默游行的照片被朋友圈中人举报，消息传到微博，大量的曲解和谩骂，使他在被警方带去调查（截至我写作的时间，已被放回家）之外，仍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网络暴力。

微博上的”爆料者“称其为港独，理由大概只有微信朋友圈中带有“传媒人大游行“字样的图片。但就是这么一张缺乏解释力的相片，放在如今这个敏感的背景下，一旦和“香港”、“游行”沾上关系，立刻就会引爆很多人的情绪，尤其是在微博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泛娱乐化，不再要求你慎思动笔、以条分缕析的方式搞清前因后果的平台。

（下图是微博上id为Toothcuped的网友整理的，理性地为陈纯辩护的声音）

在我意料之中的是，许多不冷静的网友马上就在爆出事件的微博底下以及陈纯自己的微博底下展开了对于他的侮辱和攻击。大概每次网络暴力的帮凶总少不了这些人，以为茶余饭后动动手指就指点了天下大势；仅以一张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照片为依据，就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无误的，并维护了国家的不分裂，可能他们只需要一种幻觉，即“我及我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确，如果没有参照物，连奴隶制国家都可能是正确的“路”。

我匆匆浏览过一番留言，大概有以下几类：

（1）针对专业：伦理学这种专业是不是都很容易让人进死胡同？／这个人的狗屁专业就决定了……为了下一代，不要读任何狗屁专业／很多这种文科的老师屁股都是歪的，端着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2）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港独”的身份认定：在香港参加游行=使用暴力=分裂国家，爱国人士主张曝光、驱逐、取消学历或请警方处理；

（3）辱骂，人身攻击：这部分言论有时与（2）相结合，有时也会涉及（1）所提及的陈纯的学历和专业，这让我产生一种印象——与其说这部分的言论是因“义愤”而辱骂，倒不如说，（一定程度上）是假借维护国家为借口的泄愤，对象是一个年轻、高学历、名校毕业的知识分子，曾在受到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中“露过脸“的，如刘强东案。在这种情况下马失前蹄，如果不落井下石踩一脚好像会显得很没有道德优越感；

（4）相对理性的声音：仅从微博图片上看不出这个人的反动倾向，帽子不要扣得太快／当天的游行是静默游行，没有任何暴力产生／他作为中国公民，有参与游行的自由／在香港参与游行不代表港独……

在以上几种类型的声音中，大概针对其专业和辱骂泄愤是我无法评价的。这或许部分是教育的问题，或许是一种社会风气的问题。文科教育、博雅教育在大陆从没有受到重视过，很多人从初中开始到研究生都在学习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政治知识，培养出对“唯一真理”的绝对信任，对其他人文社科类学科却缺乏了解的兴趣。而那些对政治夸夸其谈的人，基本上既不懂政治科学，也不懂政治哲学，连政治参与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我主要想谈那一类不假思索认为陈纯港独的言论。那些批判陈为港独的人，草草相信荒谬“证据”的人，难道在生活中也是这般马虎、不理性？我相信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中间起关键作用的，无疑是我们的新闻媒体。整个事件其实与大陆内部对香港近期抗争的看待和反应密切相关。新闻媒体可不可以有立场，“服从”二字就是最大的立场；就算媒体人尽最大责任不说假话，但是置身于体制性的恶之中，对于事实的片面呈现本身就表明了立场，也背弃了所谓新闻理想。更遑论微博这样无底线迎合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管制的平台，它首先会采取的措施必然是压制，设置敏感词，人工审核，绝不允许引起一点点上层不想看到的波澜（例如新疆问题，相关讨论几乎完全消失）；但是由于香港的抗争实在声势浩大，持续数月，难以完全掩盖，于是片面地呈现事实（比如，大陆网络上只可见一边倒“暴徒”殴打警察这类报道，而元朗事件，警察和当局的作为，游行示威的起因和诉求都被消失和被扭曲了），借此引导舆论，粗暴地将抗议者定义为“挑衅国家主权”，将异见者统统排斥为异类，在高唱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党旗国旗下，认同香港年轻人等同于恨国，对自由和民主等价值的尊重与期望等同于受境外势力洗脑。维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思想控制，因此要保持官方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地位，如此方能免于国家分裂的危险；国族主义的宣传旗号划分了敌与我，且将政治行为道德化，不同的政治立场即是不道德，因此批斗异见者就满足了“键盘侠”的道德需要。这种手段带来的荒谬后果是，为了维稳而采取的措施反而深化了对立和敌意。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共在思想领域的管控效果十分显著。经济上的开放（及由此而来的国际地位相对提升）和思想上的闭关锁国共同塑造了目前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其中“墙”的竖立功不可没。有人说，如今翻墙的手段并不难寻，只要你想，墙的存在其实是形同虚设的。我认为这种看法过度乐观了。我自己有亲身体会，除非在翻墙出来时就有很明确的目的，我要查某篇文献，或去YouTube看某个视频，若是仅因为好奇，翻墙后反而可能会不知所措，我逛脸书，逛推特，逛Instagram，但是没有可以交流的人，因为我认识的人还是在用百度，用微博。英语水平不过关，在墙外也难以做很多探索。更关键的是墙内培养了我的网络习惯，这可能是一代人的网络习惯，因此我第一次翻出来时没多久就失去兴趣了。我周围不少朋友手机上都有VPN，但他们同样习惯于墙内的信息环境（即使是糟糕的），更习惯用百度而不是谷歌。

我认为更多是这种惯性而不仅仅是懒惰，让很多人受到煽动的人相信，这就是他们能接触到的全部信息；或者说长期的意识形态驯化已经为他们划定了一个圈子，即使他们隐隐知道圈子外面可能有不同的东西，但在国族主义一下子砸到头上来的时候，他们潜意识里仍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思考。

单单只有墙是不够的，毕竟存在能够翻出来的办法。周保松教授在微博时曾鼓励大家要“出来看看，多看，多思考”，我自己便是受惠于周教授的自由思想。但是在微博的讨论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群体，他们的确出来看了，多少了解香港人的诉求和理想，但是他们不认同，也不尊重；或者，他们在墙内就已由于各种原因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即使翻墙出来，这种偏见仍导致了他们对于事实的选择性接受，用符合自己主观认知的材料来强化主观认知，对更多的客观报道置之不理。由此不得不提到，跟墙配合使用的几大法宝。

首先是刚才提到的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制度。教育应该是多元的，灵活的。尽管世界上每个政府都或多或少把教育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工具，但有一个底线应该遵守，即这种工具性的倾向不能破坏教育本身的价值，不能以牺牲孩子的创造力和思辨能力为代价。大陆的中学文科教育和大学政治教育，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认识世界并作出独立价值判断的知识，这种情况下大学顺利毕业的青年，思维上可能是一种怪异状态，即精熟的专业知识与对公民身份和基本自由的幼稚认知的混合。其次，是新闻领域的“一个声音”和泛文化领域的高压政策，这方面已被诟病太多，一个明显后果是网络空间的全面娱乐化，我称之为“愚民与娱民相结合”。

在这次陈纯被污蔑的事件中，我看到了这种思想控制是多么有效。甚至有人仅仅因为他“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就相信了泼在他头上的脏水，我尤其感到荒谬。我在想，如果你不是公共权力的分享者，那么当你被国家机器无情碾过的时候，甚至所有舆论矛头都对准你的时候，可能唯一会帮你说话的，就是那些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今天“公知”这个词本身承受着污名，这个群体中能说话、敢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不仅是荒谬，更令我不安。

还有一些回应，针对以下批评：

1.关于“不爱国”。爱国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词汇，爱国有很多方式。而“国”本身是一个被建构的字眼，与党派有很大不同（上述思想控制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们相信二者是同一的）。如果你认同我爱国爱的是这片土地，这里的人，彼此共享的历史和记忆、文化和语言，爱的是这种无形的疆界维系的具体事物，而不是庞大的国家机器本身——也正因此，许多人忍受了一些不公，但却选择留下，希望看到改变。如果你认同这些不同的方式，也是爱国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希望天下大乱的阴谋，那你应当也可以认同那些价值和对它们的追求。

2.关于对自由民主具体价值的批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现实世界里不存在天堂，二是功利是否可以证明不义为正当。大陆媒体从来不会错过任何美国的糟糕消息，譬如近期的枪击案，相关讨论似乎分为“小粉红”和“牧羊（慕洋）犬”两派，所谓小粉红以此论证美国制度的缺陷，常作为论据的还有“美国只是披着民主外衣实则被利益集团操控，一人一票根本没用”的观点。我要说的是，美国未必是中国最好的参照物，就算它是，美国制度的缺陷也不能反证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难道因为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我们就可以犬儒可以忍受吗？在这个时代我们找不到完美的民主，没错，美国有民粹主义，同样在中国也可以看到民粹的影子（因为它并不必然只出现民主健全的国家）。我一点浅薄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能保证更多的基本自由，至少能有更多一点应对的机制。

另一种批评，大意为：中国改开以来的经济腾飞让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甚至实现了阶级的跨越，因此没有理由不敬爱党国；相反，任何对自由民主的向往都可能搞乱社会现状，应该坚决清除。很多人以幸存者偏差来回应这个观点，认为这实为一种精致利己主义，漠视了更多人的不幸和牺牲。我基本认同这种回应，但我作为一个大陆人想到的是，这是否已经说明我们没有了对话的可能？是否应该这样理解：如果本着功利至上的思维，对于已经取得了一定经济地位的人来说，除非能够证明自由和民主或一些基本权利的保障将会更好地促进他们的功利，否则他们便不会对这些价值加以考虑？我的想法是，功利不足以证明不义为正当，但是功利却能够维持这种不正义，或许直到不得不变的那一天。

以上仅代表个人。